《山海经》与蜀国史新探
1 神话传说中的蜀山氏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只不过是化外之邦。到了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较详的关于蜀国历史和传说记载。先秦的蜀国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单一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蜀山、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君长）统治。正如
《四川通志·建制沿革》曰：“蜀自人皇，肇辟帝喾，分封及虞夏间，为梁州之域。嗣是任土作贡，世隶侯伯，自儀错入，而蚕丛、鱼凫开国之迹茫然。”［2］（559－67）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亦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3］（175）“华阳”，指的是陕西华阴县境内的华山之南，华阳即为古梁州之地域，华山之东为豫州，华山之北为雍州。而梁岷，指的是梁山与岷山，代表巴、蜀之地区也。梁山即四川剑阁县境内之大剑山，《山海经·山中次九经》中的记载曰：岷山“又东三百里，曰高梁之山。其上多垩，其下多砥砺。其木多桃枝钩端，有草焉状如葵而赤华，葵实、白柎。可以走马。”［4］（158） “如葵而赤华”的“草”就是这枝“神花”，这里就是“中华”的发祥地之一。所谓“人皇”，即殷墟卜辞中的“人方”，指的是今四川汶川县冉駹之地。《四川通志》说：“蜀之先肇于人皇为蜀山氏，黄帝次子昌意娶蜀山氏女，后封其支庶于蜀，为蜀国”。［2］（559－67－68）（在考古学分期的旧石器时代，民族学分期的蒙昧时代，传说中的伏羲氏时代，蜀人的部落，就已经形成了。他们活动的地域，是在产野蚕的蜀山(岷山)一带，所以名曰蜀山氏，而蜀山就是岷山，岷山即“人方”所在地。《山海经·西次二经》又说：“皇人之山，……皇水出焉。”［4］（158）“皇人”即“人皇”，“皇水”即“湟水”。是为氐、羌发源之地， 其后有迁至岷江河谷之蛮夷，应即是甲骨文中的“人方”，而以“人皇氏”称也。华夏民族信奉的龙图腾，在《山海经》中以各种面目出现的龙就有48（包括6次重复）次，龙的形象在《山海经·中次九经》中作了描绘：“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4］（156）马头龙或马身龙首的神，据传是駹的形象。信奉马头龙的冉駹人，又是岷江上游的远古蜀人，而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树座上缠绕的龙，与《山海经》就是最有力的印证。《华阳国志·巴志》上又说：“《洛书》云：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岛，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3］（20）洛书是东汉年间的一种谶讳之书，它是当时黄老谶讳方术盛行的产物。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之说源于战国阴阳家，阴阳家把人分为三才，头部为天；胸部为人；腿部为地，由此演绎出三皇之说法。《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等奏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泰皇最贵。”［5］（56）西汉末年后，阴阳家将谶讳书加以发挥，泰皇始变为人皇。从历史角度讲，在秦王赢政之前虽有蜀王杜宇、开明先后称帝，却没有“皇帝”的称法，假如在秦王之前有的话，秦王赢政怎能大言不惭地称自己为始皇帝呢？由此可见，三皇、轩辕皇帝等等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虚构人物，与历史相去甚远。到了唐代被某些文人越传越奇，时间越推越久远，例如：《初学记》卷九引《春秋纬》说：“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岛，长天下。”罗泌的《路史·前纪》卷二之“泰皇氏”条据《洛书》云：“地皇氏逸，九男相象，其身九章。……相厥山川形成，势集才为九州，谓之九囿。”罗苹注引《洛书》又曰：“人皇出于提地之国，兄弟别长九州岛，己居中州以制八辅。”［6］（383－6）这些虚构的东西，使人越来越相信也。
《山海经》上共说了约105个国家，这时的国家，可能就是些部落。《山海经·海外西经》说轩辕国的地域，在“穹山之际”、“女子国北”。［4］（379）《山海经·大荒西经》进一步指出：“轩辕之国，江山之南”。［4］（401）如果“穹山”是“没有山”之义，即传说中的昆仑，“女子国”就在恒水上游，而“江山”即“岷江之山”，那么，这“轩辕国”，就只能指今日之茂汶盆地——即《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说的“有沃之国”。［4］（221）按《太古帝王表》，轩辕氏是在禅通纪，早于伏羲氏和女娲氏。当然就更早于疏仡纪的黄帝。因此，很可能是在伏羲、女娲再造人类之前。《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轩辕之国，栖为吉，不寿者八百岁。”［4］（401）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是吉祥如意的，他们至少也要活八百岁。但轩辕古国，不知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按照纬书《春秋命历序》的说法，从开天辟地到孔子的时代，总共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人皇（人方）在第一纪。那么巴蜀的开国史总在二百万年以上了。为此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他的《蜀道难》中曰：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渡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李白《蜀道难》用诗歌概括了蜀国的传说，诗人描绘了渺茫的历史，艰难险阻的山川，为远古的蜀国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诗人通过丰富的想象，将古代巴蜀的历史上溯到了“四万八千年”，我们不禁要问，这“四万八千岁”是如何推算得来的呢? 不过，四川境内的“巫山人”距今约有二百零四万年，［7］ 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之一。1975年，在四川汉源县大渡河北岸富林镇发现的“富林旧石器文化遗址”，获取5000多件石器。1976年，在嘉陵江流域又发现了铜梁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刮削器120件，砍砸器73件，尖状器33件，石锤5件，各种动植物化石计有东方剑齿象、印度象、中国犀、巨貘、水鹿、水牛、豪猪等。遗址的年代据C14测定，为距今21550±33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蜀国境内人类文化遗址更加丰富多彩，总数在250余处以上，大体可以分为川峡地区新石器中晚期的大溪文化，川西南山区新石器晚期的礼州文化等和盆地中部新石器末期原始文化这样三大部分。［8］其中，盆地中部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原始文化与后来的巴蜀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可以命名为“早期巴蜀文化”或“早期蜀文化”。早期巴蜀文化的分布范围西起汉源，东到宜昌，北抵绵阳、南充、南达长江两岸，包括汉源背后山、麻家山、桃坪，广汉中兴场一带的月亮湾及三星堆，新繁水观音，成都羊子山，绵阳边堆山，南充淄博寺，阆中兰家坝，垫江林场，铜梁西廓水库，巫县大昌坝等遗址。这些遗址基本不出青铜器，石器以锛、斧、凿为主，有一些粗玉质的矛、斧、凿之类，制作比较精美，并常出土石璧及璧心，颇具特色。
《山海经·海内经》同时还说：“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4］（442－443）若水在哪里？就是今四川境内的雅砻江。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5］（1－2）《山海经·大荒西经》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9］（499）颛顼出生于雅砻江，后去中原成为华夏部落站首领。“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5］（1－2）巴蜀不仅中原的黄帝扯上了关系，而且还出了帝颛顼、帝喾，五帝之中竟有两位是来自蜀国！那历史的悠久，的确是超乎想象的，难怪诗人李白要感叹“开国何茫然”了。
与黄帝联姻的蜀山氏，是文献上出现的蜀人的第一位先祖。从蜀字演变过程看：蜀山氏与桑蚕有必然的联系。野蚕性孤独，各据一叶，以保证其食叶充足。故蜀字又引申为孤独之意。杨雄《方言》曰：“一，蜀也。南楚谓之独。”［10］（97）孔颖达为《尔雅·释山》疏曰：“虫之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说文》曰：“蜀，葵中虫也。从虫，两目象蜀头，中（谓勹）象其身蜎蜎。”段玉裁注：“葵，而雅释文引作桑”。“淮南子曰：蚕与蜀相类”。［11］（665）“蜀”与“葵”两字是蜀方言，与中原华夏族皆指称“蚕，任丝虫也”。［11］（574）“桑，蚕食叶木”。“蚕”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后来演变为形声字。“桑”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上部是树冠，下部有树根，极像一棵树。在甲骨文中，蜀字有二十多种形式，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字的上方都有一个蚕的大眼睛，下方是一个蚕的弯曲的身体。最早的甲骨文
至于这蜀山氏最早又是从何处来的, 也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古彝人从滇池一带出发，来到昭通, 沿岷江而上，到岷山聚居的。另一说则认为蜀人是古羌人的一支。我们知道蜀人很早就在岷江上游生存下来，人类的进化是共时性的，虽不同步，但原始群体原本就是独立进化的，接受外来影响仅仅是进化的过程，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古羌人是游牧民族，他们到了岷江河谷，怎么变成了用野蚕抽丝的蜀山氏呢？羌人来到岷江河谷，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受到先在那里定居的戈基人──远古蜀人的反抗。羌族未到达岷江上游之前，那里居住的是戈基人，以“日补坝”为中心，“日坝”为“冉駹”的同音异写。理县桃坪乡羌族巫师唱经中曰：“戈基人供神马头龙，马王神主能上天。”《山海经·中次九经》曰：“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4］（156）马头龙或马身龙首的神，据传是駹的形象。信奉马头龙的冉駹人，就是岷江上游的远古蜀人（戈基人），因为他们“居住在半山腰的石洞中”，应该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蜀山氏可能就是部落首领。这段史实，反映在羌族最早的史诗《羌戈大战》和《嘎尔都》中。《羌族释比经词》说，羌、戈基人摆阵比武，比劈柴，比用石头和雪坨拚打, 比用木棍和麻秆打斗。三次交战，戈基人都失败了，羌人终于战胜了戈基人，在岷江河谷站稳脚跟。从这首史诗中双方使用的工具看(石斧、石头、木棍), 这场战争大约发生在石器时代。“戈基人”，被羌人称为“窑人”，说他们居住在半山腰的石洞中。［12］从文字学上看“氐”字，甲骨文未见，而金文却像地上之洞，而戈基人其语音中的“基”，与“氐”音近，因此，疑羌人称为“戈基”的人，实则就是氐人。羌人的史诗《嘎尔都》说：“羌人战胜窑人(戈基人)之后，双方便歃血为盟，保证今后互不侵犯。”这样，两民族渐渐融合，于是，才有蜀人来自氐、羌的说法。
从甘青之“三河”(黄河、赐支河、湟河)地区南迁的西羌（三河地区原本是华夏文明起源地之一），可这些进入岷江流域的羌族却没有类似的伏羲女娲神话，从而也就证明了伏羲女娲神话是西南土著民族的神话；《山海经》也绝不是南迁的西羌人的神话，而是远古巴人、蜀人的神话。因此，南迁进入岷江流域的羌人与远古蜀人（冉駹人、戈基人）应是不同族源的民族。《后汉书·西羌传》认为四川有羌人是在公元前5世纪末，也就是战国时期。其时，无弋爰剑的曾孙忍的季父卭，“畏秦之威, 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 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13］（2875－2876）因而认为《羌戈大战》是写此次南迁之役。这样，蜀人和羌人就毫无瓜葛了。但是，《西羌传》所说的羌人南迁，并非第一次。《竹书纪年》有“成汤十九年氐羌来贡”［14］（303－102）的记载。《诗经·商颂》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王。”［15］（73－271）这里的氐、羌，远非公元前5世纪。古羌人在青海、甘肃及四川西北部聚居，年代十分遥远。《羌戈大战》双方使用的是最为原始的武器，这绝不是战国时代的战事。因此，认为羌人是公元前5世纪以后才到四川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羌人和氐人融合后，共同开发岷江河谷。发现野蚕的—支，才有了蜀的称谓。因为，我们知道，草原，特别是高寒草原，是没有野蚕的。野蚕多生长在山上的阔叶林中。当然，《羌戈大战》又和“蜀之为国，肇于人皇”有矛盾。此矛盾只能用《山海经》才能解开：《南山经》开篇即曰：“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郭璞注云：“在蜀伏山山南之西头，滨西海也”。［16］（1）“伏山”，即“蜀山”，“西海”，即还没有干涸的四川内陆海。
20世纪末，四川营盘山遗址联合考古队经过3年多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具有奠基性质的殉人坑，以及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工使用朱砂的遗物，四川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质雕塑艺术品，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及规模最大的陶窑址等，出土的彩陶器数量也为四川之最。岷江上游这一大型中心聚落遗址是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遗址，它代表了5000－6000年前整个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17］营盘山遗址出土了数量惊人的文物，表明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之间有着众多的交流、传播及融合。以营盘山遗址为中心，包括波西、金龟包、波西台地、上南庄、勒石、沙乌都、马良坪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内的营盘山大型遗址群，在时间及空间之上均有各种联系，从而组合成较为完备且颇具特色的聚落体系。考古资料表明，岷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古蜀文明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均流行在玉器、石雕像上涂抹红色颜料的风格，从这一风格中可以找到营盘山遗址的朱砂涂红现象的影响。在遗址的灰坑中出土了一尊雕像，其造型与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瓶较为相似，瓶口都是人头形，陶塑人像有甘肃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征，表明可能是受甘肃、青海地区文化传播影响的产物。同时，考古队又对属于营盘山文化一部分的波西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出土了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特色的彩陶钵、敛口钵等器物，证明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在6000年前就有了文化交流。考古队在2002年还发现了文化面貌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相似的沙乌都遗址，年代距今约4500年，以沙乌都遗址为中介，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与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文化，即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前身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从而为探讨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与古蜀文明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新材料来与《山海经》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曰：“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璇瑰、甘柤、瑶碧、白木、白柳、视肉、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4］（379）岷山之下河谷——茂汶小盆地，那就是蜀山氏的发详地——有沃之国，在那里鸾凤的和鸣与共舞是幸福快乐的象征，鸾凤最重要的模特是鹰鹫，雉鸡和孔雀。因为沃民吃的凤凰卵就是这种鸟蛋，因为一般大鸟蛋是“采集”的重要内容，初民借以补充蛋白质，不限于某种鸟。凤鸟，一般说来是远古人类的神鸟，是蜀山氏（戈基人）的早期图腾。
根据2003年取得的实物资料分析，营盘山遗址群历经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以波西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为第一阶段，文化面貌与营盘山遗址有一定差异，受到了黄河文明之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强烈影响，外来文化因素占据较为明显的主体优势。第二阶段是以营盘山遗址的主体遗存为代表，当时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到高度繁荣阶段，遗址数量众多，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是西北地区马家窑类型文化的影响仍然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第三阶段的遗存以沙乌都遗址为代表，距今4500年左右，出土遗物与成都平原各史前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相同，更多地表现出浓郁的本地文化特色，表明此阶段岷江上游地区的本土文化因素已胜于外来文化因素，从而使长江文明占据了优势地位。
巴国吞并了巫臷国的盐泉，同时承袭巫臷运售食盐这种人类早期商业活动。正因为巴国占据了巫臷食盐生产与贩运，并进行五谷种植，从而经济实力大增。后世《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巴人“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芰，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灵寿。”［8］（25）川东河谷地区巴人种植水稻、燕麦，采摘桑叶养蚕。“五谷”是指稻、黍、稷、麦、豆。农耕文明改变了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优质的稻米被制成脂粉，用上好的粮食酿制特有的清酒。山区则以黍(黄米)、稷(小米)、麦、豆为主，实行刀耕火种。白居易《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诗中写道：“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寡独人，强名为刺史。时时窃自哂，刺史岂如是？仓粟喂家人，黄缣裹妻子。”自注曰：“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畲田粟给禄食，以黄绢支给充俸，自古相传，风俗如是。”这种自古相传的风俗，一定有很古的历史渊源。所谓畲田，就是刀耕火种的开垦方式，主要施行于山区。范成大《劳畲耕》并序称：“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20世纪80年代初，川东、川北山区刀耕火种还较为普遍，古代山区人口稀少，刀耕火种尚可取得较好收成，巴人农产品除了食用，还用于酿酒，巴人酿造的酒闻名于后世。《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一首古代民歌唱道：“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自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8］（28）所谓“黄润”，是指一种细麻布；“鲜粉”，是巴人制造出来用于化妆的粉，巴人擅长制作鲜粉，所产之粉又称为“堕林粉”。“辛蒟”又名扶留藤，胡椒科植物，古人和盐、蜜汁为酱而食之，是一种调味品。“芳蒻”即今四川人所谓磨芋。“香茗”，茶也。茶圣陆羽曾记载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同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巴人的制茶饮茶已有悠久的历史。“给客橙”似桔而非，若柚而芳香，夏秋花实相继，今称四季柑，或寿星桔，又名卢桔。“巴戟”为茜草科植物，根可以补肾壮阳、壮筋骨、祛风湿。《名医别录》上说：“巴戟生巴郡及下邳山谷。”“天椒”就是花椒，入药能温中祛寒，驱虫。“桃枝”是一种灌木枝条，可以为杖，《山海经·山中次九经》有载“高梁之山。其上多垩，其下多砥砺。其木多桃枝钩端。”［3］（158）“灵寿”为似竹之木。有枝节，长不过八九尺，围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须削制。左思《蜀都赋》中“灵寿、桃枝”，刘渊林注曰“灵寿，木名，出涪陵县，可以为杖”。
史书所记之物产，有的属自然物品，有的则为人工制品。在巴人经济生活中，鱼盐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巴人早期神话传说中遭遇盐水女神的故事，暗示了巴与盐之间的关系，汉代朐忍县(今云阳县西)、南充国(今南部县)均设有盐官，管理盐业生产。巴人制盐，主要是利用天然的盐泉煮盐，或是利用暴露在地表的岩盐。此外，巴国的丹砂也很有名，丹砂即琉化汞，可以用作药物或染料。《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15］（244－931）
手工业方面，巴国的制陶、制漆、金属冶铸、编织技术也很发达。在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和涪陵小田溪发现的船棺葬中，曾出土大量陶器、铜器、漆器和编织物。铜器成分含量：铜占82.11%，锡占15%左右，铝占1.5%。与《考工记》记载的标准接近。涪陵一号墓出土编钟14枚，钟面有精美的错金变形蟠虺纹和旋涡纹；三号墓出土的铜，用极为纤细的银丝缀以曲形的银片，错成大小不同，连续对称的云水纹图案，线条流畅，制作精美。这种“金银错”工艺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同类器物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巴族女子在战争间隙，展示着她们短暂的美丽。充分显示了巴蜀物质文明的进步当不在中原地区之下。
1998年，考古人员在忠县长江边的中坝遗址，陆续发掘出一些造型独特的陶制器皿。考古学家将它称为圜底罐。在后来的发掘中，这种器皿仍层出不穷，似乎总也挖不完。这些圜底罐后来堆成了山，数以亿计。今天我们见到的中坝遗址，处在两条河流的中间，形似孤岛。在这个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厚达四十多层的文化堆积，它的时代上限到周代。出土器物表明，这是一个罕见的巴人聚落遗址。当中已出现大量农耕文明的痕迹。考古学证实，陶器产生于农耕文明，而中坝遗址出土的陶器却罩着另一层神秘的面纱。围绕着中坝遗址的河流被称为干井沟。地名，历来被史学界称为历史的活化石，这当中的“井”字耐人寻味。许是一种巧合，甲骨文中盐卤的写法“卤”就与这种陶罐造型相似。其实，这些数不胜数的圜底罐本身就是“盐”的这种专用符号。古代三峡地区分布着丰富的盐源，这在众多史籍中都有记载。今天在中坝附近已找到盐的痕迹，但大量的证据和史载表明，这个地方曾有过丰富的盐业资源，并构筑出远古时期的一幕幕生死故事。巴人所在的峡江诸地，当时都盛产食盐，巴人一开始就出自盐水，世代与盐密不可分。直到清末，巴地的人们仍将食盐用作货币，换取生活所需。今天的许多地区，人们仍把食盐叫做盐巴。离中坝遗址不远，与之隔江相望的崖脚墓地遗址，考古人员曾在这里发现了一大批非常奇特的墓葬，在同一墓葬的几层中，分别具有巴楚不同的文化特征。考古学家推测，因为干井沟丰富的盐源，巴国与楚国之间的拉锯似争夺战持续了很长时间。
４ 巴子的刀剑文化
巴子的刀剑文化是在巴国的食盐生产与贩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刀剑最初的用途是用来保护运盐的安全，伴随食盐的扩散，对于不产盐的楚国来说，便产生了一种占有欲望。这样争夺盐泉的战争就爆发了，刀剑文化就在巴楚对盐泉的争夺中诞生了。
春秋战国之交，巴人在与江汉楚国、川西蜀国的分合中日渐强盛，强大的巴国在这一时期可谓如日中天。他们在长江边的丰都、忠县、涪陵、江洲都相继建立过都城。江州是由长江与嘉陵江在这里神奇交汇，勾勒出一座美丽的半岛，两千多年前，这里是巴国最重要的都城。巴族的势力迅速增强，活动的区域相当广泛。在最北面，巴族到达了陕西南部汉中、安康一带，今天的大巴山名就源于巴人。在东边，巴族似乎一度控制过汉水中上游地区；在南面，巴族仍保留了清江上游的老根据地。到了商代后期，活动在汉水流域的巴人已经和中原地区的商人发生联系，并且一度成为臣服于商王朝的“方国”。但是在公元前12世纪，由于殷商统治者的暴虐，巴人转而与西方的周族结成同盟，共同反对殷商，在武王伐商纣的战争中，巴人曾参加周人的军事联盟。更早一些是《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12］（171－865）《路史》卷二十二亦有同样的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5］（383－226）由此可知，巴国和蜀国已是当时万国中的诸候国了，立国的时间比楚国早数千年，因此，殷虚甲骨文中已有“巴方”一名。到了殷商之末，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戈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8］（21）常璩所记这些史料，可以作为巴国历史的依据。因为它在先秦两汉的史籍中，都得到了印证。《左传》昭公九年记周王室大夫詹桓伯说：“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12］（171－740）由此可见，当时巴国已统一到周王朝的政治势力之下。西周初年，成王大会诸候于东都洛邑。《王会篇箋释》说的是四夷与其贡品之中的几句话：“西申以凤鸟。丘羌鸾鸟。巴人以比翼鸟。方扬以皇鸟。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鸟。鸾扬之翟。仓吾翡翠。”［16］（301－264－271） 在这次盟会上，巴人曾向周天子贡献比翼鸟。“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由周王室宗族分封建立的巴国，还和楚国亦有婚姻关系。《左传》昭公十三年：“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壁见于群望曰：‘当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壁于大室之庭。”［12］（171－755－756）参与此次选择楚
巴国到了春秋初期，楚国逐渐强盛起来，相继吞并了“汉阳诸姬”。由于巴与楚为邻，此时，巴不得不臣服于楚。即使如此，楚武王、文 王、成王时期（公元前740－626）强大起来的楚国，连齐桓公在召陵之盟时都要畏惧三分。鲁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巴子派使者出使楚国，请求与邓国缔结睦邻友好关系。楚王派使者道朔带领巴客前往邓国，不曾想在邓国南部边境遭到邓人的袭击，杀死道朔和巴国使臣，抢走了巴国的礼物。巴子大怒，联合楚国军队攻打邓国，将邓军打得大败。庄公十八年（公元689年），巴师又与楚师联合伐申(今河南南阳市)，楚军惊扰巴师，巴师叛而伐楚，攻破楚国的那处，一直打到楚国国都附近。［9］（19）公元前676年“巴伐楚，克之”。足见当时巴国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公元前611年，楚遭饥荒，庸国(今湖北竹山县东南)乘机率领江汉间麇、濮等少数民族起来反抗楚国，连续击败楚军，最后由于秦、巴两国出兵助楚，才转败为胜，灭掉了庸国。三国联兵灭庸后，巴分得今重庆市一带的土地，楚国占领今湖北西部上庸之地。自此以后，巴才打开了由长江三峡通向楚国的门户，从而与楚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战国时期，巴国有乱，将军蔓子向楚求助，许诺平定内乱后割让三座城邑给楚国。巴乱平定后，楚国要求蔓子实现诺言，蔓子回答说：“感谢楚国的帮助，使我们平息内乱。但城邑是没有的。有的，只是蔓子的头。”于是自杀，让使者持头答谢楚王。楚王感叹说：“假使寡人有蔓子这样的忠臣，要城有什么用!”于是用上卿的礼仪埋葬了蔓子头。［8］（32）巴国也用上卿的礼仪安葬了蔓子的身体。
春秋晚期，巴国东有强楚侵逼，西有“巴蜀世战争”，［8］（1）北有强秦虎视眈眈，加之国内常有内乱，国势日衰。周显王时(公元前368—前321年)，楚国也走向衰弱，于是，巴、蜀与秦国结盟，巴国企图通过秦国的帮助恢复或至少是保持其统治地位。蜀王的弟弟苴侯却跟巴国关系很好，而巴、蜀之间连年交战。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蜀王伐苴侯，苴侯逃往巴国，于是巴国向秦国求救。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救苴、巴，于是张仪趁机伐蜀，蜀国遂灭亡。张仪贪图巴国的财富，于是转兵攻巴都城阆中，俘虏了巴王，其中一个王子逃往枳（涪陵）。楚国已经是危在旦夕，但却趁巴王子喘息未定，一举灭了最后一位巴王。［8］（32－33）秦将巴、蜀故地设置巴郡、蜀郡和汉中郡。
巴人也许是世界上惟一用战争书写整个历史的民族。一部巴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对巴人遗址的屡次发掘中，找到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以兵器为主，而其它的青铜器物也都与战争有关。远古民族的对外交流原本是以战争为前提的，《华阳国志》记载，巴蜀数战争。这种争夺土地的战争太频繁，以致史书都无法记载了。除西边的蜀国外，当时在巴国的东面还有强大的楚国，北面是雄踞关中的秦国，秦、楚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国力相对处于弱势的巴国靠什么与之抗衡？史书记载巴人相继与秦、楚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并几度进逼楚国的都城江陵。从出土的巴人兵器中，我们似乎得到了答案。几千年前骁勇善战的巴人，与他们相匹配的一定是同样优良极具杀伤力的兵器。
当秦、楚等中原大国庞大的战车队在平原上鏖战争城夺地时，在三峡的峡谷沟壑间, 巴子的军队却依靠他们强健的四肢翻山越岭, 跨江涉水，特殊的地形，巴地金属原料蕴藏量以及巴人有限的开采能力,使他们不得不放弃沉重的金属铠甲而另辟蹊径。古代巴地，畜牧业比较发达，山野中多有坚实的野藤, 巴人将藤条用烟火烤, 使之结实, 再将其编制成藤甲, 巴人选择轻便的皮革和藤条制成甲胄, 使他们能灵敏的活动在山谷、丘陵地带。巴人的盾牌, 多用坚木制成, 这种木料具有很强的吸附力和韧性, 敌方的刀剑砍刺在上面, 通常难于拔出。以儒家史学观为主导的历代的史书对巴人的记载，虽然语焉不详但却有一条尚可连贯的历史脉络：从夏、商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漫长时光中，战争对于巴国来说，几乎就是全部内容——刀剑文化。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巴国男人来说，血腥的搏杀和死亡的荣耀也贯穿于他们的一生。他们用浪漫的巴渝舞和顽强的生殖驱赶着死亡的阴影，延续着
巴人的起源、文化、民族构成等一直缺少让人信服的证据，一直是历史之谜。重庆涪陵小田溪和重庆云阳李家坝先后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巴人墓地，而涪陵小田溪的墓群为战国晚期，主要以小型墓为主。2003年5月在川东北的宣汉县发现了170万平方米的巴国王城，在对宣汉县罗家坝遗址33号墓进行发掘中，考古专家们初步论证这是一座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的巴国王陵。出土的器物有礼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实属罕见。紧接着，一共发掘了39个墓穴，发掘出200多件铜器、100多件陶器，发掘面积达500多平方米。其中最让人震惊的是发掘出的那座颇似王侯墓的33号墓坑，墓址东南部宽
5 巴子的语言文字
巴人作为一个远古族系，曾有过自己的灿烂文化——舟与剑文化，可以媲美于中原文化。文化的表现需要语言；文化的流传需要文字，因为巴人族系纷繁，并无统一的语言文字，历来就有一些人对巴文的存在持怀疑态度，那是在过去没有考古研究，乃至文物稀少之故。
“巴族的文字，在商代以前即以产生。古代巴族居住过的地方出土的青铜器，如戈、矛、铤、印玺、编钟、錞于等器物上，铭刻有巴文，字数不等，大多数有一个或几个字，个别铜器（如錞于）上有11个字”。［18］（227）20世纪80年代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姬封于巴，爵之以子。”［8］（21）巴王族被周王朝敕于姬姓，并娶姬姓女，这样便与周王朝有了一定的亲缘关系。《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共王之妻、平王之母为巴姬，这是有关巴姓的最早记录，《史记·楚世家》所记相同。根据古代“妇人称国及姓”之制，巴为国名，姬为国姓，巴姬即巴国姬姓嫁于楚的宗室女。《左传》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媚客以聘于邓。”［12］（171－371）韩服为巴行人，韩为中原诸夏的姓氏之一，“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显然操中夏语言。楚王族也是中原语言文字系统。故巴、楚在《左传》桓公九年、庄公十八年、十九年、文公十六年和哀公十八年等多次交往中，全无语言障碍。［9］（19）这表明巴、楚王族语言相近，同属华夏语言系统。所以《大荒经》、《山经》中的部分内容，可能是巴人根据祖先的传说，直接用华语写成的。
从上述，可以知道：否认巴国有自己的语言和图语文字是毫无根据的。巴国成为周王朝的南土后，巴国王族已经开始在军事外交方面使用中夏语言文字，而下层人民却仍然是巴语。秦灭巴国，亡国后的巴人的一支，沿用他们最初的独木舟进入神奇的武陵山区，将先祖飘飞的魂灵带回到他们最初的山林，他们带走的还有关于古代巴人的最后悬念。晋朝诗人陶渊明在一篇叫做《桃花源记》的文章中，曾描绘出一群居住在奇山秀水间的奇异人，他们是一群生活在时间之外的巴人——自命为土家族。［20］（11－13）但是，大部分巴人定居下来，与中原文化互相融合，所以《华阳国志·蜀志》载之曰：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9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8］（194）此时的巴国最后都城阆中——“神花”的发源地，已经成为秦王朝的巴郡，巴蜀强大的船舰和丰富的资源，为秦国扫除了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楚国。大一统的国家形成了，可具有悠久历史的巴国从此却从史册上抹去了！
参考文献
［1］黄万波《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黄认为“距今204万年”。
［2］（清）黄廷桂监修、张晋生等编纂《四川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一版。
［4］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5］（宋）罗泌《路史》，《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
［6］沈约注《竹书纪年》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8］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5月。
［9］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10］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
［11］（汉）司马迁《史记》巻四十，中华书局，1982年。
［12］（明）王道焜、赵如源同编《左传杜林合注》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3］（汉）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
［14］王善才主编《〈山海经〉与中华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
［15］（汉）司马迁《史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6］《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版。
［17］徐光冀《罗家坝遗址是探索巴文化的重要地区》，《四川文物》2003年12期。
［18］姚政《先秦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11月。
［19］人民网《安康发现巴人遗物及文字》，《大地》，2001年第23－24合刊。
［20］《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11－13，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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