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摄政：周朝转危为安和礼治德政的开辟

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以召公为师，周公为辅。此时周已经征服了几乎所有的商朝版图，面对疆域的急剧增加，武王“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在东方广布诸侯，大量分封。这些诸侯国成为周国控制东方的据点，往往分布在交通要冲之地。如周公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召公封于燕。同时，分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商朝故都殷，以安抚殷民。同时，又将武王之弟管叔、蔡叔、霍叔徙封到殷地邶、鄘、卫，以监视殷国，史称“三监”。

分封制的实行，有利于周对东方地区的控制，形成了“天下共主”的局面。武王曾想迁都洛阳，“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但他灭商两年后，便去世，迁都计划未能进行。武王在去世之前，曾试图立诏传位于周公，这本是中国早期十分常见的，商朝就有兄终弟及的传统。但周国传统是父子相传，因此周公不敢答应。武王去世，其子诵继位，为周成王，年仅十三岁。此时，周朝建立未久，根基未固。武王之弟周公便摄政称王，代天子之政。此举引发了贵族内部的不满，太公望为外姓重臣，因此无意卷入纷争。

此举引发了“三监”——管叔、蔡叔、霍叔的反对，他们联合商朝贵族封国的殷、东夷族奄、蒲姑、淮等东夷族十七国反叛，史称“三监之乱”，其势力范围遍布今鲁、苏、皖、冀、豫，《书序》载“鲁侯伯禽宅曲阜，徐戎并兴，东郊不开”就是反应其形势严重。紧急之下，为了维护周朝的稳定，周公、召公在镐京进行了利益和权力分配，决定分陕而治，召公经营周国王畿地区的关中地区，并且负责保卫后方，周公负责管理关东的分封国和征讨反叛势力，其分界点在今三门峡陕县，后来元朝陕西行省就得名于此。

随后，周公亲率大军东征。通过三年的征战，周公消灭三监势力，灭殷等商朝旧国，并且征服了东夷之地，迫使淮夷、徐戎南迁，使周朝领土进一步扩大。周公东征之后，又进一步实行分封制，据《荀子·儒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公重新分封微子启为宋国，管理殷商旧民。分封武王少弟康叔于朝歌，建立卫国，分治殷民。

为进一步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公决定在洛阳建立东都，为成周，和镐京宗周东西呼应。建成后的洛阳是一座宏伟的都城，“堀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五宫”，并设立成周八师驻扎于此。洛阳地处“天下之中”，有伊、洛、瀍、涧四水流经，沃野千里。东有伊阙之险隘，进可攻、退可守。此后，洛阳便和镐京宗周东西呼应。镐京是周人发祥之地，是周国本土，也是战略后方。洛阳则是周朝控制东方的桥头堡，也是保护宗周的门户。

东都建成之后，成王东迁洛阳。此后，周公开始制礼作乐，规范周朝的统治秩序，从制度上保障周朝的运行。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认为，同商代相比，周人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周公所制的礼乐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乐，通常与礼相配合。“礼”规定了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主要表现为吉、凶、军、宾、嘉“五礼”。“礼”规定了各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包括分封制、嫡长子制、严密的宗法制、等级官制，以及许多礼制，包括伦理道德规范等。它确定了以维护、巩固上下贵贱宗法等级关系为目的，以亲亲、尊尊为核心内容的等级制度格局。“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礼乐制度

除了礼制，周公还开创德治之先河。周公总结夏商衰亡的教训，实行“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怀保小民”的德政。周公的德政和礼治为后来的“成康之治”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儒家文化的形成奠定基础。

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于称王。当中或许暗涌诸多的政治斗争，只是在官方史料中并未记载。在贵族政治时代，贵族的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没有君主专制时代那么腥风血雨，而是不免有几分的温和感。周公摄政的7年，让周王朝的统治更加巩固，《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对周公做了全面的肯定。

周公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