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谋：进为国直臣，退为世词宗。

晚清词学昌盛，名家辈出。声明最著者，为“清末四大家”——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他们声气相求，切磋唱和，主盟坛坫，转移风会，影响于近现代词学既深且巨。

词人邵瑞彭在《周词订律序》中就曾言道：“洎王、朱、郑、况四家比肩崛起，词学益盛。朱、况二老，晚岁尤严四声，词之格律，遂有定程。七百年之坠响，至是绝而复续，岂不伟哉！”

“四大家”中，以王鹏运年最长，进入词坛亦最早，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三人，与王氏或为师友，或为同僚，或为同乡，在学习填词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得到过王氏的指授，王氏去世亦即1905年之前，他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家”之首。

而自王氏在扬州病逝后，从1905年到1931年，朱祖谋则毫无疑问是清末民初词坛的关键性人物。他在词体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堪称一代宗师，泽及后世，被视为“有清二百六十余年词坛之殿军”，叶恭绰称其“集清季词学之大成”，王国维则称其为“学人之词”的“极则”。

朱祖谋

朱祖谋（1857－1931），原名孝臧，字藿生、古微、古薇，号沤尹、彊村。浙江归安（今湖州）埭溪渚上彊村人。

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次年二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后历任国史馆协修、会典馆总纂总校、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广东学政等职。

朱祖谋为官勤俭，“足迹稀至朝贵之门，交游同志所深契者，多清望劭闻、贞介不苟之士”。至于朝堂国事，他堪称经世能臣，又敢于直言进谏，往往大有“奋不顾身之概”，甚至因此忤旨而险遭不测。

后鉴于国事日非，朱祖谋抱病辞归，隐居苏州，往来于苏沪之间，以词酒自娱。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以清朝遗老自居，不问政治，专攻词学。

朱祖谋像

虽后来成为清末词坛一大宗匠，但朱祖谋学词其实很晚。

他自幼颖异，“耽文学”，“年甫冠”，随父亲朱光第在河南生活时，即“出交中州贤士，诗歌唱酬，才誉大起”。后来更以诗名，“孤怀独往，其蹊径在山谷（黄庭坚）、东野（孟郊）之间”。

四十岁后，朱祖谋才开始弃诗攻词，引导其走上填词之路的正是王鹏运。

王鹏运（1849－1904），字佑遐、幼霞，号半塘、半塘老人，晚号鹜翁、半塘僧鹜等。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工词，著有《味梨词》《骛翁词》等集，后删定为《半塘定稿》；汇刻《花间集》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丛书，开风气之先，影响深远。

朱祖谋与王鹏运本是旧识，二人于光绪三年（1877年）在开封已结交，但他们在填词上的遇合却是在丙申（1896年）之后的事。

1896的这一年，王鹏运在京师举办咫村词社，朱祖谋因丁母忧服阕还京，为侍读学士，正好被邀请入社。参加社集的有王鹏运、张仲炘、王以慜、华辉、黄桂清、夏孙桐、易顺鼎、郑文焯、朱祖谋等，“会友多谈词者”，朱祖谋“见猎心喜，亦试填小令数阕”，王鹏运看后，“以为可学，嘱专看宋词”。这正是其学词缘起。

至于其学词过程，朱祖谋在《彊村词》自序中也有所交代：“翁喜奖借后进，于予则绳检不少贷，微叩之则曰：'君于两宋涂径固未深涉，亦幸不睹明以后词耳。’贻予四印斋所刻词十许家，复约校梦窗四稿，时时语以源流正变之故，旁皇求索，为之且三寒暑。则又曰：'可以视今人词矣。’示以梁汾、珂雪、樊榭、稚圭、忆云、鹿潭诸作。”

从中可知，王鹏运引导朱祖谋学词，是以两宋为宗，尤为看重梦窗（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南宋词人）词，并意在以校勘推动词的学习。朱祖谋从王鹏运学词，正是从两宋入手，并附以清代名家之词，以期对词作的源流正变有明确认识。

吴昌硕绘《彊邨先生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两宫出走，居民恐避。朱祖谋与刘福姚（原名福尧，字伯棠、伯崇，号忍庵、守勤。广西桂林人。是晚清临桂词派重要成员之一，著有《忍庵词》）一道移居王鹏运在北京的寓所四印斋，他们三人“每夕拈短调，各赋词一两阕，以自陶写”，后辑为《庚子秋词》二卷。

这之后，王鹏运与朱祖谋先后离京，朱氏去广州，王氏寓扬州，但二人仍书札往还，词作唱和不断。一年后两人再遇于沪上，王鹏运将《半塘定稿》交由朱祖谋删订。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王鹏运病逝于苏州，时任广东学政的朱祖谋，在广州为其刻印了《半塘定稿》。

王鹏运去世后，朱祖谋无疑成了清末民初的词坛领袖。1905年，他以修墓为名，辞去广东学政，先是暂居沪上，次年起受江苏巡抚程德全之聘，出任江苏法政学堂监督，并正式定居苏州“听枫园”。

其时，郑文焯正居住在苏州孝义坊“通德里”，朱祖谋的“听枫园”即郑氏为其所选定。“郑氏与朱氏同住苏州，朝夕过从，谈词不倦，即偶然小别，亦书札往还，论词无虚日。”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叔问，晚号鹤公、鹤翁等，别署冷红词客、大鹤山人等。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人。郑文焯工诗词，通音律，擅书画，懂医道，长于金石古器之鉴，而尤以词人著称于世，著有《大鹤山房集》、词集《樵风乐府》。

同时，朱祖谋在上海亦有住所。据《郑孝胥日记》记载，1906年8月至12月，朱祖谋几乎都在上海活动，从1912年起移居至沪上德裕里，在晚年更是以上海为其主要活动中心。

从1911年起，况周颐亦正式定居上海，先居梅福里，后迁东有恒路。“时朱彊村侍郎即居德裕里，衡宇相望，过从甚频，酬唱之乐，时复得之。”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因避宣统帝溥仪讳，改名周颐。字夔笙、揆孙，别号玉梅词人、玉梅词隐、蕙风词隐等。广西临桂（今桂林）人，与王鹏运同乡。他一生致力于词，凡五十年，尤精于词论，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

应该说，“晚清三大词人”齐聚苏沪，是清末词坛的一大盛事，然而，很不幸的是，在1904年的时候，况周颐已与郑文焯交恶。

但三人当中，朱祖谋两边都说得上话，所谓“周旋于郑、况诸子间，折衷至当”，所以，郑、况两人都十分亲近和追捧他，于是他的号召力就越来越大，稳稳当当地做了王鹏运之后的词坛领袖。

陈三立后来为其撰《清故光禄大夫礼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铭》，谓朱祖谋“进为国直臣，退为世词宗”，确如斯言。

朱祖谋为词，取法吴文英，上窥周邦彦，旁及宋词各大家，打破了浙派、常州派的偏见，“勤探孤造，抗古迈绝”，卓然自成一家，“海内归宗匠焉”。又因其精通格律，讲究审音，而有“律博士”之称。

综合其各阶段的词作来看，反映时事是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尤其，在朱祖谋的一生中，先后历经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辛亥革命这三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因此有更多感时伤怀、忧生念乱的“词史”之作，“故其词独幽忧怨悱，沉抑绵邈，莫可端倪”。

龙榆生《彊村本事词》中说：“彊村先生四十始为词，时值朝政日非，外患日亟，左衽沈陆之惧，忧生念乱之嗟，一于倚声发之。故先生之词，托兴深微，篇中咸有事在……咸同兵事，天挺蒋鹿潭，以发抒离乱之忧，世以拟之'杜陵诗史’，若先生所处时势之艰危，视鹿谭犹有过之。读先生之词，又岂仅黍离、麦秀之感而已！”这段话正是对朱祖谋词忧时伤世、眷怀君国题材的准确概括。

当然，作为一代词宗，朱祖谋词作内容丰富，亦不乏思念亲友、咏物、题赠等作。

朱祖谋 行楷小字

《蓦山溪·轻帘四揭》《高山流水·己酉七夕和觉翁韵》词两首

圆光 镜片 绢本

涵泳文化·卧云楼艺术中心收藏

识文：

轻帘四徹，得月前栊早。绕鬓聒饥蚊，小朦胧、园鸦催觉。淙檐一雨，萝桁卷絺衣。新酒盏，短灯檠，料理成秋笑。炎凉覆手，取次流光渺。不断故山心，被西风、年年吹老。飞鸿将梦，一夕上高楼。携玉笛，问金茎，此意无人晓。蓦山溪。

绛河不动九微风。数秋期、轮遍纤葱。花外玉鹅笙，黄昏韵入初鸿。闲愁在、唾碧拈红。穿针伴，多少微云院落，画烛轩栊。浸三星细转，滴滴露盘浓。机中。年年时锦书恨，凭说与、翠水璇宫。容易误良宵，梦约几负香茸。笑雕陵、锦羽偏工。人天事，轻赚罗池倦客，酒醒清钟。背疏帘阴忆断，钗盒故情慵。高山流水。

款识：己酉（1909年）七夕和觉翁韵，吷庵仁兄词长教，祖谋。

钤印：沤尹（朱）。

上款人：

夏敬观（1875－1953），字剑丞，一作鉴丞，又字盥人、缄斋，晚号吷庵，别署玄修、牛邻叟，江西新建人。生于长沙，晚寓上海。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1895年入南昌经训书院，随著名经学家皮锡瑞治经学。1900年后在上海随文廷式学词。1902年入江宁布政使李有棻幕府，并受两江总督张之洞之邀办两江师范学堂，任江苏提学使。1907年任江苏提学使兼上海复旦、中国公学等校监督。1909年辞官。1911年武昌起义后，颇为支持新政，率先剪辫，不以遗老自居。1916年任涵芬楼撰述，1919年任浙江省教育厅长，1924年辞职闲居上海，筑室康家桥，专心从事绘画与著述。

夏敬观是近代江西派诗人、著名词人、画家，工诗善词与画。

诗宗孟郊、梅尧臣，刻意锻炼思致字句，不肯作一犹人语，古体诗有孤峭幽深的特色，近体也竭力自铸面目，不肯蹈常袭故。词则出入欧阳修、晏殊、姜夔、张炎诸家之间，冶炼熔铸，不尚苟同，朱孝臧曾称赞其可与文廷式词相颉颃，张尔田称赞其为“词中之郑子尹”。晚年主攻山水，兼及花卉，与汤涤交往最密，所作山水，气清而质朴，骨苍而神腴。

朱祖谋一生勤于治学，其对前人词籍的搜集整理和校订出版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富有学养，校勘词籍态度慎重，若无把握则少肯定断语，故所校之词内容多可信，后世对其校勘唐宋词籍的成就也有极高之评价。

胡适说：“王鹏运（临桂人）、朱祖谋（湖州人）一班人提倡词学，翻刻宋元词集，却是很有功的。王氏的《四印斋所刻词》、朱氏的《彊村所刻词》、吴氏的《双照楼词》，都是极可宝贵的材料，从前清初词人所渴想而不易得见的词集，现在都成了通行本了。”

胡云翼也认为王氏的《四印斋所刻词》和朱氏的《彊村丛书》，“是近人编刻最精的两部词总集，搜刻了许多散佚了的名家，搜刻了许多散佚的词”。

龙榆生则言：“所刻《彊村丛书》搜辑唐宋金元词家专集，多至一百七十余种，为词苑之最大结集，凡治中国文学史者，莫不资为宝库，固不独有功于词林而已。”

而朱祖谋实不仅以一部《彊村丛书》影响现代词坛，他还编选有《宋词三百首》，辑有《湖州词征》三十卷、《国朝湖州词录》六卷、《沧海遗音集》十三卷，主持过《全清词钞》的编纂工作，在考订、编年、校勘、选本等方面，为现代词学文献学的建设起到了一个“垫基铺路”的作用。

张尔田论清代词学有四盛：万树订《词律》为一盛，戈载撰《词林正韵》为二盛，张惠言《词选》尊体为三盛，朱氏校词精审，可与清代朴学大师比美，是为四盛。其对朱氏辑校词集，同样赞许非常。

朱祖谋 行楷七言联轴

橘黄色底洒金笺本

129×31.5×2 每幅约3.7平尺

涵泳文化·卧云楼艺术中心收藏

释文：尊生只合加餐饭，寿世毕竟资文章。

款识：鉴堂大兄大人正，朱祖谋。

钤印：朱祖谋印（白）、古微（朱）。

此作字字精到，结字变体为左高右低，以中锋作倚侧之势，落墨重迟而标格苍劲，风骨整严，独具逸趣，为朱祖谋经典行楷书之精品。

联轴于近几十年精工重裱，笺质坚实，画面完整、洁净、有岁月自然包浆气息。除了顶上“尊、寿”字处各有一条横裂线痕外，无其它明显瑕疵。

上款人：

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辽宁庄河鞍子山人，祖籍山东福山。

他是身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历任山东莘县知县、直隶省冀州知州、山西永平知府、广西按察使、安徽巡抚、山东巡抚、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等职，从知县做到了封疆大吏。

他也被誉为“民族英雄”。

光绪十年（1884年），李秉衡移任广西按察使，法军侵越犯边时，他主持龙州西运局。翌年与冯子材分任战守，取得谅山大捷，彭玉麟奏言：“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

甲午战争爆发后，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闻听日本欲割辽河以东、台湾，索赔款并签订《马关条约》，上《奏和议要挟过甚万难曲从折》要求朝廷“立绝和议，布告天下臣民并各和好与国，声其欺侮要挟之罪，为万国所不容，神人所共愤；以偿兵费之款养战士，严敕各将帅督抚，效死一战”。并在想方设法阻止议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主张用西方“民主共和思想”来阻止卖国条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变，李秉衡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一度列名张之洞、刘坤一两总督倡议的东南互保协议。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后，其由江苏江宁率兵北上，保卫北京，在天津杨村（天津市武清县）败绩，退至直隶省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服毒自杀。谥号“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