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胡德平先生、王立平先生、石亚洲副校长，
尊敬的各位新朋老友、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应邀参加第二届“《红楼梦》跨文化研究研讨会”。记得两年前，我有幸参加了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第一届“《红楼梦》跨文化研究研讨会”。那一次“跨文化研究”，主要是从译介、各民族各国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当代传播。这一次与上一次的“跨文化研究”不太一样了，我感觉这一次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跨”得有点大，因为我们这一次有一个重要议题：《红楼梦》与数字化艺术，数字经济时代《红楼梦》文化传播的途径、方法及意义。曹立波教授也希望我能就“数字红学”的话题谈一点意见。这是让我一步从“传统”跨到了“现代”，从“传统红学”跨到了“数字红学”。而对于我这样的数字化时代的“文盲”，连手机的许多功能都不会操作，现在一步“跨”了一个时代，那“跨”得何止是大了，而是“跨”出了界。
“数字化”如今是最热门的词语之一，我们对“数字化”可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说陌生，那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太落后，被时代甩得太远，面对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我们常常是不知所措、一窍不通，什么５Ｇ、６Ｇ，什么都不懂。既然如此，怎么又说对“数字化”很熟悉呢？那自然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步也离不开“数字化”。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给人类开辟了新空间、新领域，对当代人的生活、生存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然也会冲击影响我们的传统阅读和学术研究，《红楼梦》的阅读、传播及其研究当然也不可避免。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专家学者探索运用计算机技术研究《红楼梦》，记得那时人们注意的焦点在于研究《红楼梦》作者问题，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差异问题，《红楼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如群芳开夜宴时的“座次”问题等等。这些开启计算机技术研究《红楼梦》的努力与探索，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新奇、迷惑、疑虑，当然更多是欢迎与期待。几十年来，计算机技术有了惊人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数据库、人工智能等等，各种叫法反映出信息技术发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据统计，现在《红楼梦》数字化的开发及研究的重要成果，迄今已有十多款，诸如《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红楼梦》文献史料数字化、系统性的古典文献史料数据库及《红楼梦》数据库，还有大数据e考据等等。至于各种网络开发的《红楼梦》题材的游艺产品更是不计其数，还有“元宇宙”，至今我还不太明白，但我知道这也是数字化发展的结果。这些数字化的成果已经融入年轻人的时尚生活中，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它们已经成为《红楼梦》当代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对《红楼梦》普及、宣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种《红楼梦》研究的数字化、《红楼梦》艺术数字化成果的不断涌现，已经让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数字红学”已经向我们走来。
有学者认为，数字化时代的文化是与传统经典阅读相对立的，大众在网络上的狂欢，是对文学经典的消解。从当下的网络文化诸如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网络游戏等现状看，这种观点和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然，这种观点无疑有些片面，数字化时代的文化既有消解传统经典的一面，又有快速、广泛传播的一面。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大数据的介入，大信息量的储存、复制、分析，给现代生活带来了太多的好处，尤其是方便，这是以往难以想象的。其实，“数字红学”不只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大的数据库，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信息。它不只是简便快速，不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它更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陈大康先生认为：“用计算机研究《红楼梦》……实际上这里进入文学研究的主角并不是计算机，而是数学方法。”“目前用数学方法研究《红楼梦》，主要是根据统计学原理考察作品的语言现象，从而确定著作权，这方法应归于数理语言学范畴，精确地说，属于它的两大分支之一——统计语言学，其数学基础则是由概率论发展而来的统计学。”他还认为：“概率论的思想方法突破了因果律……概率论的贡献就在于揭示了大量偶然事件背后隐藏着的规律性，使人们能预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陈大康《文学、数学与电子计算机》，《自然杂志》1988年第12期）陈大康先生是著名红学家，但他却是学数学出身的，他对“数字红学”的这些见解我是完全赞同的。“数字红学”就其工具与研究方法而言，已经与传统的治学方法有明显的区别。
当然“数字红学”并不能代替一切，更不可能取代传统的研究方法。“数字红学”不是对传统红学的否定，更不是传统红学的终结。恰恰相反，“数字红学”要进一步发展，除依靠计算机技术的升级发展以外，还得需要传统红学的支撑，只有建立在传统红学研究的成果之上，“数字红学”才能奠定稳固的基础。譬如《红楼梦》版本数字化工作，如果离开了对《红楼梦》版本的深入研究，那就根本实现不了可靠的数字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红楼梦》版本的“数字化”，都无法做到绝对准确，因为《红楼梦》版本的情况太复杂了，诸如版本中的错字、旁改文字、串行脱字、同音不同字，以及隐藏在这些现象后的复杂原因；还有早期抄本中的批语有墨笔、朱笔，有眉批、侧批，还有行间批等，以及早期抄本的纸张年代、墨色等。如此种种复杂的情况，今天的《红楼梦》版本数字化，恐怕还很难做到准确输入。因此，我们的《红楼梦》版本数字化以后，大多只停留在检索的方便上，人们往往还要把数据库查询到的信息与纸质版的书籍进行对照。不仅是《红楼梦》版本的数字化是这样，《红楼梦》文献史料的数字化也是这样，仍然难以完全取代纸本的传统文献史料。我们把《红楼梦》版本和文献史料“数字化”的时候，必须坚持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要准确、全面和真实，这是数字化的基础。否则，任何大数据、数字化概率、趋势的分析都是不可靠的。
“数字红学”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结果，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数字化”的结果，未必就一定是科学的结果，因为数字化以后，对数据概率、趋势的分析、研究、判断更重要。而你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就不会得出真正科学的结论。而且，比较起其他自然科学项目的数字化，对古典文学如《红楼梦》的数字化统计，又有其特殊性。你可以运用大数据的汇聚和语言语汇的海量统计计算，得出概率和趋势的分析结果，给人们以新的认识真理的途径。但对作品的审美、人生的感悟、心灵的交流，又是仅仅依据数字化的数据分析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的。
在已有“数字化”成果的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同样运用“数字化”，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如研究《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有的结论是，一百二十回都是一个人写的；有的结论是，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绝对不是一个人写的，但后四十回中有曹雪芹遗存的笔墨；还有的结果更是匪夷所思，结论是，《红楼梦》各回写作风格具有不同的类型，各部分实际上是由不同作者在不同时期里完成的，等等。同样运用电子计算机统计，为什么结论如此不同？我们仔细分析，发现有如下的原因：（１）依据底本不同；（２）选择字、词的类和量不同；（３）研究方法不同；（４）对研究对象和统计内容并不真正熟悉，仅仅依靠冰冷的毫无温度的字、词“数字”统计，而没有想到文学作品是作者情感和人生体验的产物，是有感情有温度的。而人的思想、情感、情绪、人生阅历都会对作品产生重要影响，仅仅靠一些字、词的统计，是不可能完全阐释的。
尽管如此，“数字红学”还是不可阻挡地走来，它给红学发展已经并继续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归纳起来，“数字红学”给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带来的变化有：一是给研究提供了大信息量；二是查找资料更加简便、高效；三是改变和丰富了我们学术研究的手段、方法乃至思维方式。刘石、尹小林教授在《以数字映射古代文学经典》一文中指出：“利用大数据将以往被分裂和隔绝的事物重新连接，改变了我们对文献、文本、知识的认知路径和把握尺度。仅从字／ 词频统计这一大数据手段的微面入手，我们便已初步获得了以一种新方式探测经史、语言学、文学等领域文献的体验。”（见《光明日报》理论版，2022年3月23日）尹小林教授是《国学宝典》的创建者，这套超大型中华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的完成，其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对我们深入认识“数字红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四是“数字化”在“揭示了大量偶然事件背后隐藏着的规律性，使人们能预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上（陈大康《文学、数学与电子计算机》），它或许能提出出人意料的判断、结论，开拓了学术研究领域，也开阔了学术视野。
数字信息化，不仅仅对学术研究影响巨大，未来对《红楼梦》的艺术表现和当代传播的作用更大。据说，我们通过数字化虚拟世界，可以与林黛玉直接对话，也能找曹雪芹聊聊天。虚拟的大观园、虚拟的金陵十二钗、虚拟的《红楼梦》艺术世界是那样充满了魅力，让人们翘首以盼……毋庸置疑，《红楼梦》的当代传播，会以更加绚丽多彩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来，这其中数字化技术无疑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它对《红楼梦》的当代传播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像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必然经历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一样，“数字红学”目前还处于一个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在探索数字化的进程中，不能因为它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局限，而否定数字化研究《红楼梦》的科学性和未来发展前景。以前和现有的某些“结论”，无论正确还是错误，都是数字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都能给我们不断完善“数字红学”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对“数字红学”的到来要持有开放和欢迎的态度，为“数字红学”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数字红学”已经向我们走来，“数字红学”为当下的红学发展增添了许多话题，为红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新的空间，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数字红学”的未来非常值得期待。我们寄希望于“数字红学”，寄希望于红学的未来。
最后借用一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歌词，结束我的发言：
大家把手都牵起来，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谢谢大家！
选自2022年《曹雪芹研究》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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