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以为，在中国历史上，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动辄内侵中国王朝，一定是其积累了一定的实力之后，才发动的大规模征服战争。但是，历史事实证明，这些判断是错误的。与那种判断正好相反，内侵的实际“时机”往往都是游牧民族生存最困窘的时刻发生的，战争往往都是他们为了求生存不得已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那些游牧民族往往并不厌弃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更习惯那种逐水草而居，与自己的畜群在一起的饮奶食肉的生活。人们都说他们对农耕生活的向往，是一种低水平文化向高水平文化的必然趋向，其实这基本上属于一种理论臆测，往往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当然，战争一旦发生，骑射民族的杀戮之残酷绝对超出任何人的想象。
其实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早就发现这一规律：一旦内陆草原发生干旱、冬季大雪对草原的灭绝性覆盖，或者大量牲畜死亡的疫病，那些维持生存的牲畜死亡，牧民们就只能四出掠抢——而最受冲击的地区往往就是那些发达的农耕区域。这种依靠积累度过自然灾害的定居民众，不仅战斗力无法与马背骑射民族相比，恰恰还积累大量的财富和生存资源。于是生与死的争夺就必然会大规模的展开。历史上大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兴灭多与这种周期性的冲击有关。无论两河、埃及和印度——幸运的是，中华文明数度遭到冲击、征服，却没有被毁灭，反倒逐渐使长城内外渐成一家。
人们很容易地注意到，中国历代大王朝的末期，不仅制度衰弊而且也会因为数百年的人口繁衍导致人均土地的下降，而且往往在这个时候出现连续不断的各种自然灾害——其实主要是北方地区的连年干旱，导致农业生产停滞，人们生存危机。也同时导致求生存的内乱爆发。而这种灾害其实也是长城以外草原牧民的致命危机，几乎是与中原同时出现。这也就成为牧民冒死“南下牧马”行动的契机。汉末、宋末、明末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不过，人们在研究北方游牧民族的时候，关注的不是气候的变化，而是那些英豪人物的崛起，认为正是在什么“财产分化”过程中大鱼吃小鱼的转向吞并中（兼并），积累了势力；或者就是出现了什么宗教领袖之类，将一些散处各地的牧民集中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狗形成威胁中原的力量。牧民们一统一，就必然南侵。这与当时中原王朝的认识差不多，所以那个时候中原王朝一般也就对牧民进行挑拨离间、分而治之，尽量不使草原各部族有抱团结伙的机会。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察站树木年轮实验室专家尼尔佩德森等一些专家的研究认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不是因为干旱，恰恰是因为1211年至1225年，漠北草原持续的降雨和温和的气候。如此不寻常的好气候，让蒙古大军得以粮草充足，从而用精良的骑兵四处征战，在欧亚大陆扩大了自己强大帝国的版图。在1180年到1190年的时候，漠北草原确实也经历少见的严重干旱。
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很重要，非常值得重视。但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蒙古人其实是一路征战开去，很少在战争期间得到后方的什么“粮草”支撑的——这一点在成吉思汗的演讲中，都是有案可稽的。游牧民族的征服活动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我们对其发生原因却所之甚少。研究发现公元前221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气候与王朝数据,发现游牧民族征服的概率随着降雨稀少(以旱灾为代理变量)而上升,旱灾驱使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进攻农耕汉族。而且,与王朝周期假说相一致,中原王朝越早于游牧政权建立,被后者征服的概率则越高。以上结果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使用中国与游牧民族的北方边界纬度作为另一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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