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交流发生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来华为代表，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于是很多西方的科技知识传入中国。然而这些传教士们到底起了些什么作用呢？
利玛窦来华时，当时明朝所用的历法误差不小，而在古代能准确预测天象是很大的政治成就。天文是传教士切入中国高层的最好方式，但利玛窦自觉学术水平不够，所以向罗马教廷求援。最后促成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人来华。
但传教士传入的西方知识，主要目的是确保他们能跻身于高层中，方便传教，他们并不能在实用技术上提供太多的东西。相反，很多中国的实用技术反而通过这些传教士传到了西方。
例如传教士殷弘绪他在康熙48年（1709）透过江西巡抚郎廷极的私人关系，而将法国葡萄酒进呈康熙皇帝受到皇帝欣赏。因为这样的关系而得到一定程度官方的庇护，殷弘绪于是能长驻景德镇。
中国老百姓怕见官，只要是官府派来，天生就有一种敬畏之情。顶着官府办差的招牌，这位高鼻深目的洋大人得以自由出入景德镇的大小窑厂。并自由进出当地的大小陶瓷作坊，逐渐熟悉窑场制造瓷器的各项工序与技术。
在康熙51年（1712）及康熙61年（1722），殷弘绪两度将其在景德镇观察与探听而得的瓷器制作细节以及相关样本写成报告，寄回欧洲的耶稣会。结果使得法国最终仿制中国高级瓷器成功。
要知道，仅18世纪就至少有6000万件中国瓷器销往欧洲，导致了欧洲各国皇室的金银大量外流到中国。
殷弘绪用礼物结交宫廷御医，弄到了人痘种和种痘方式，将人痘接种的方法传到了欧洲，从而结束天花没法预防的历史。
还是这个殷弘绪，他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焰火制作方法。到乾隆时期，耶稣会的汤执中又将各种焰火的配方发回欧洲。
而中国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也是在这一时期传入欧洲。尤其是染色技术。欧洲人当时不知道如何才能将布匹染色后固定住颜色不褪色（所以当时中国来的布匹在欧洲是上等货色。）正是从中国传回的各种技术让欧洲人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又例如冶金方面，中国当时已能炼制白铜（镍合金），白铜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冶金技术中的杰出成就，我国古代把白铜称为“鋈”。这种金属由传教士在康熙年间介绍回欧洲。由于白铜耐腐蚀的特点，导致欧洲大量进口，它经广州出口，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贩往欧洲销售。
欧洲的一些化学家、冶金学家开始研究和仿造中国白铜。法国的耶稣会教士杜霍尔德在其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写道：“最杰出的铜是白铜，其色泽和银一样，只有中国才有，也只见于云南省。”
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从事实验和仿造这种中国白铜。
1822年，英国爱丁堡大学化学师菲孚分析出了白铜合金成分比例。
1823年，英国的汤麦逊首先制出和中国云南白铜相似的合金。同年，德国的海宁格尔兄弟仿制云南白铜成功。随即西方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并将这种合金改名为“德国银”或“镍银”。
至19世纪后期，德国产的镍银已取代中国白铜占据了国际市场，中国的白铜矿冶业随之衰落。
当时欧洲知识界普遍认为中国是人间天堂，这是因为西方的的确确看到了从中国传来的先进技术以及从中国进口的高档商品。文化都是要附着于物质的，一个高度的物质文明，自然象征着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也是伟大的。
我们国家刚刚改革开放时，被从西方传来的先进产品和技术震惊，这就是崇拜西方的原因之一。而在清朝之前，欧洲是被中国震惊。
中国古代东西方贸易，主要靠瓷器、纺织赚取大量真金白银，但这2项技术，保守了机密几百年却在清朝功亏一篑。当然，随着西方科技的进步，攻克这两项技术也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综上所述，从明末到清初，西欧和中国之间的技术交流还是中国略占上风。但清朝之后，不仅在技术上毫无进步，而且连祖宗留下、清朝财政命脉之一的纺织瓷器技术也没保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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