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明初的倭寇对沿海地区的骚扰，而他们亦涉足民间的海外贸易，因此明政府主要针对这个情况，首次颁布海禁令，明太祖于洪武四年（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拉开了海禁序幕，不过明朝与藩属国之间的朝贡贸易就取代了民间海外贸易的作用。
明成祖虽有官方的下西洋之举，但仍“禁民间海船”，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此间，海禁令和朝贡贸易的执行情况并没有太大问题，明成祖甚至任命晋江籍侨领许柴佬总督吕宋国事，不过自明成祖去世后，朝贡贸易的萎缩，以及海禁令逐渐废弛，违反海禁出洋的中国海商活动日趋频繁。直到16世纪后，倭寇在沿海地区肆虐的情况日益严重，当时的朝廷官员为了重建中国沿海的海上秩序，对海禁存废产生严重分歧。
嘉靖倭乱发生后，明朝朝野曾发生过一场禁海问题的争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放弃传统的“海禁”政策，要不要开放本国商民的海外贸易。尽管很多人仍抱着既定的“海禁”政策不放，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海禁”与海寇之间的关系，极力主张开放“海禁”，以根除海寇，其中，福建巡抚谭纶积极倡导开海， 谭纶请求朝廷允许福建商民在近海与外通商，有不少中央政府官员都表示了认同。
隆庆元年（1567年）2月4日，明穆宗登基不到一个月，就诏告群臣说：“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明穆宗当即批准了这一奏请。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
不久后又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
虽然仍有着诸多管理和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政策和制度上的这种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调整，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放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摆脱了走私非法境地，开始有条件地公开进行和较为正常地发展，并迅速发挥了积极作用。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
隆庆开关是明代继郑和下西洋之后对外关系中又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明朝的对外交往从官府层面转向民间层面。曾经为官方独占的海外贸易，日渐衰微，逐步让位给更加具有活力和发展前途的民间海外贸易。 这使得明末中国沿海又兴起一个“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
据学界研究，当时明朝的产品诸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各国欢迎，而许多国家缺乏名优商品能满足明朝的国内需求，只好以白银支付所购明朝商品，引致白银大量流入明朝。据估计，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间，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 涌入中国，共计约3.53 亿两（保守估计，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有力地促进了明朝国内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也为明朝中国商人积极参与当时已经建立起来的东亚及太平洋贸易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和舞台。同时将西方的先进火器引入中土，一定程度的提升了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使得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对侵略中国做为殖民地心存忌讳。并且全球2/3 的贸易与中国有关，明末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可惜的是，由于满清入关后的一系列高压政策（内迁渔民、闭关锁国等），使得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进程被扼杀。
中国商品则通过太平洋航路输往拉丁美洲，在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上，影响举足轻重。开关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到1576年的关税收入已超过万两白银；1594年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应当超过264000两，月港的关税收入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以至于人们将月港看成是“天子之南库”；月港海防馆后改称为“督饷馆”，专门管理月港海外贸易和收税。福建地方和和漳州地方政府为这笔税银曾多次争夺归属权，到1599年，明神宗食指大动，派遣宦官充当税使进入福建，月港出海商船的税银征收权也被其夺取了。
隆庆开关后中外交流更加频繁，这其实比简单的增加财政更大的影响。可以看到来华的人事越来越多。（无论处于什么目的）当时西方很多先进的装备和较为中国更完整的知识也是在隆庆开关后传入。如红夷大炮，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学。从1607到1628之间就翻译很多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并印制了“坤舆万国图”之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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