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起源于豫西，灭亡后部分夏人北逃成为匈奴！

文/张国硕（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要：自夏禹开始至夏王朝灭亡之后，夏族存在着北上进程，而非南下发展。北上进程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夏禹后期夏族北上控制晋南，二是帝宁之后夏族重新北上对晋南地区进行直接统治，三是夏王朝灭亡后部分夏族北上亡徙。如此可证夏族起源于豫西而非晋南。

史载先夏时期夏族主要居于豫西地区。《孟子・万章上》云：“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史记・夏本纪》、《世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皆有禹“居(都)阳城”的记载。禹“避舜之子”，当然不能在舜之居地，而应回到自己的领地，在豫西地区的“阳城”隐居。阳城所在，《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水经・颍水注》云：“颍水又东，五渡水注之……其水东南流阳城西……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测日景处。……县南对箕山。”70年代以来，在河南登封市告成镇王城岗发现一处龙山文化时代城址，多数学者认为其与禹居阳城有关。又《国语・周语上》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崇山”即嵩山，位于今河南登封市境内。这里明言夏族之兴起与嵩山有关。此外，《国语・周语下》称禹之父为“崇伯鲧”，这说明禹之前的夏族已在嵩山一带生活。以此可知，夏族始源于豫西。

需要指出的是，夏禹后期夏族曾首次北上控制晋南地区。考古材料表明，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开始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在今豫、陕、晋三省相邻地区，其文化面貌十分相似，三地已形成一个部落联盟。至属于酋邦社会的龙山文化时期，三地关系仍较密切，说明这里存在一个范围广泛的酋邦联盟。从《尚书・尧典》、《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材料可知，尧舜时代形成了以尧、舜为首的酋邦联盟，其成员包括禹、契、皋陶、伯夷、夔、龙、垂、益、彭祖、弃(稷)、朱虎、熊罴、四岳等。禹是尧舜时代夏族酋邦王国的首领，其邦国当时很有势力。禹被舜任作“司空”，主“平水土”，逐渐得到舜的信任和众邦国的拥戴，最终继舜之后成为这个酋邦联盟的首长。因尧、舜二酋邦皆位于晋南地区，晋南地区是联盟的政治中心，故夏禹继作联盟首长也应居于晋南地区。正如《左传》哀公六年杜预注曰：“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世本》又曰：“夏禹都阳城……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者晋阳。”《尚书》孔疏则曰：“尧治平阳，舜治蒲阪，禹治安邑。”关于“安邑”，《括地志》云：“安邑故城在绛州夏县东北十五里，本夏之都。”这里所言晋南地区的禹都，只是夏禹就任酋邦联盟首长之所在，与后世都城含义不完全相同。

夏禹虽然在晋南地区继任酋邦联盟首长，但并未直接统治晋南地区原属尧、舜二酋邦分布区的居民，夏族文化并未取代当地土著文化。这是由于尧舜酋邦联盟的主要职责一是共同对付敌对的酋邦或酋邦联盟，镇压联盟内某些酋邦的叛乱；二是共同治理广泛肆虐的洪水灾害。至于联盟成员各自的内部事务，联盟首长并不过多地干预，各酋邦首领在自己领地之内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各酋邦文化仍然继续发展。从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在龙山文化晚期，属于夏族文化的王湾类型文化因素在晋南地区虽有少量发现，但王湾类型与晋南地区的陶寺类型区别是明显的，且陶寺类型晚期不见被王湾类型取代的迹象。

夏禹死后，夏启变酋邦联盟制为世袭王朝，夏王朝正式建立。在镇压有扈氏的叛乱和排除伯益的干扰之后，夏王朝逐渐稳定下来。但至启子太康之时，夏王朝开始腐化堕落，引起人民的不满，并招致异族入侵，此即“后羿代夏”和“少康失国”。由于夏王朝处于危亡之中，无暇顾及周边地区，致使周边部族、方国多有叛乱，不再听从夏王朝的驱使。很有可能晋南地区在后羿代夏期间脱离夏王朝，夏王朝随失去对晋南地区的控制。至少康平东夷之乱之后，注意发展生产，从而使夏王朝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政权趋于巩固，军事力量有所加强。

帝宁(予、亻予、杼)时，夏王朝军事力量已较强大，开始对周边地区征讨，而晋南地区则为帝宁首选讨伐之地，此为夏族势力的第二次北上。帝宁为少康之子，曾协助其父消灭了东夷有穷氏集团，为重建夏王朝做出了贡献。《世本・作篇》云：“杼作甲。杼作矛。”《墨子・非儒下》也云：“古者羿作弓，亻予作甲。”矛与甲是古代战争中的主要武器，这些武器早已发明，当然非自帝宁开始。这些记载可能是说帝宁改进了这些武器，从而增强了夏王朝的武装力量。古本《竹书纪年》云：“帝宁居原。”“原”之地望，《史记・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怀州济源县西北二里”，地在今河南济源市西北郊的原村一带。而《左传》僖公十一年杜预注云：“在沁水县西”，地在今晋南地区。笔者倾向于“济源说”。帝宁居于黄河北岸的济源一带，实际上是在这里建立一个政治、军事中心，这不仅可以控制豫北西部地区，而且为夏王朝重新控制晋南地区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军事基地。

考古材料表明，夏族重新北上控制晋南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成功，晋南地区被纳入夏文化的范围。晋南地区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分布区。东下冯类型与分布于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文化面貌一致，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二里头类型可分四期，东下冯类型可分三期。关于二者的年代关系，李伯谦先生认为：“东下冯一期要晚于二里头一期，东下冯一至三期基本上应与二里头二至四期相当。”这就是说，“东下冯类型开始形成的时间晚于二里头类型开始形成的时间，东下冯类型主要文化因素来源于二里头类型，它是在二里头类型发展到一定阶段向晋南地区传播并与当地原居文化逐渐融合而形成的。如果说二里头类型是二里头文化的原生类型，那么，东下冯类型则是二里头文化的派生类型。”李先生还指出：“总的面貌是，二里头类型一期与洛阳王湾三期为代表的豫西龙山期文化衔接较紧，而东下冯类型一期与当地陶寺上层为代表的龙山期文化之间缺环较为明显。”这就是说，东下冯类型显系外来族文化，这个外来文化与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东下冯类型应为夏族文化向北发展的结果。东下冯类型形成的时间约当二里头文化二期，帝宁为夏王朝的第六王和夏启之第五代孙，帝宁的北上扩张年代与东下冯类型形成的年代基本相当。

需要指出的是，夏族第二次北上晋南导致夏族文化取代当地土著文化。夏族的第一次北上晋南，夏禹仅是就任酋邦联盟酋长，并未把夏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强加于当地人民。而帝宁之后夏族第二次北上晋南，则属军事占领性质，夏族文化开始取代当地文化，同时夏族也保留、吸收当地和相邻地区部分文化因素。从对东下冯类型进行分析可知，该类型是以夏族文化为主，并继承了少量当地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因素，又吸收了相邻的晋中地区光社文化和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部分因素。

夏族第二次北上后，夏族在晋南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夏王朝在晋南地区建有姒姓方国。《史记・夏本纪》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冥氏、斟戈氏。”关于“冥氏”，《世本》云：“冥氏，分封用国为氏。”秦嘉谟释云：“案：《路史・后纪》十四注引《春秋公子谱》：'冥阝出姒氏。’则冥即冥阝也。”其地所在，《左传》僖公二年杜预注：“冥阝，虞邑。河东大阳县东北有颠车令坂。”《括地志》云：“故冥阝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十里，虞邑也。”河东大阳、陕州河北即今山西平陆县北，夏代冥氏当在此地。

商汤率军攻占伊洛后，一部分夏族在夏桀率领下北向亡徙，此为夏族第三次大规模的北上行动。因夏王朝直接统治区域包括豫西和晋南二地，在豫西地区被商族占领和商族自东向西进军的前提下，夏族理所当然要北向亡徙，希图在晋南地区伺机反扑。

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夏桀确实逃往晋南地区。《史记・夏本纪》记载：“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殷本纪》又载：“桀败于有女戎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这里是说商汤在攻下桀都之后，又曾与夏桀战于“有女戎之虚”和“鸣条”。有女戎之地望，《殷本纪・正义》云：“有女戎当在蒲州也。”蒲州在今山西永济市境内。关于鸣条地望，《尚书・汤誓序》孔安国传谓鸣条“地在安邑之西”。此外，《帝王世纪》曰：“桀败于鸣条之野，……今有鸣条亭在安邑之西。”《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县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鸣条陌也。鸣条战地，在安邑西。”

夏桀死后，夏族已溃不成军，无力再与商族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对抗，只好继续向北亡徙，在晋南、晋中地区散居下来；有的则继续与商王朝对抗，骚扰商族和商族军队。翦伯赞先生曾指出，由于汤伐桀，迫使夏人逃离中原，迁往西北者即为鬼方。徐中舒先生也认为，在夏商之际，夏人迫于商人的军事压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其中北迁者为匈奴，西迁者为大夏。郭沫若先生认为：“所谓昆夷、犬戎、鬼方、荤粥、熏鬻、犭严狁、休诨、匈奴，均一音之转，……则夏民族被殷驱逐后多逃亡北方，殆是事实。”

鬼方是商王朝西北方向最重要的方国之一，商王朝曾多次对鬼方用兵。《易・既济・九三》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至西周时期，鬼方仍居西北一带，并与周族不断发生冲突，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王季所伐“西洛鬼戎”即为鬼方的一支。此外，一些学者认为商王朝西北方另一方国“土方”也为夏民族。郭沫若先生认为：“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胡厚宣先生认为甲骨文之“土方”与文献记载之“土方”相同，土方与禹关系密切，土与夏在古韵又同在鱼部，土、夏亦相通假，“是土即夏也”。

北迁之夏族在东周至秦汉时期仍居于今山西至内蒙古河套一带。春秋时期，部分夏族居于太行山一带。齐桓公西征，在太行山与夏族的一支还有所接触。战国时期，由于魏、赵、燕的兴起，晋、陕地区的夏族被迫迁到河套地区。西汉时，夏族后裔匈奴兴起，对汉王朝构成极大威胁。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引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关于淳维，《索隐》引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引乐颜《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熏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又据《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记载，公元五世纪初，匈奴人赫连勃勃在陕北建立过大夏国，勃勃自认匈奴原为“夏后氏之苗裔也”，故国称“大夏”。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在晋南地区不见或少见商代初年二里岗下层一期遗存，说明晋南地区不是夏王朝后期政治中心所在地。按理说，若晋南地区为夏族政治中心，则商汤攻灭夏之后应在这里驻军镇守，商文化应取代夏文化，但实际上商初并未在这里直接进行统治。而豫西地区的夏族文化明显被商初文化所取代，这意味着豫西应为夏王朝后期统治中心地区。二是为何周人称晋南地区为“夏墟”问题。“墟”本作“虚”。文献记载中多有晋南地区为“夏虚”的记载。如《左传》定公四年云：“分唐叔以大路……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

“虚”字在古代有多种含义，其中常用含义有四：一是城址、废址。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二是大丘，引申为区域单位。《说文》曰：“虚，大丘也。……古者四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谓之虚。”三是墟里、村落。如晋陶渊明诗《归园旧居》：“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四是处所。《左传》昭公十七年：“宋大辰之虚也。”疏曰：“虚者，旧居之处也。”“夏墟”之含义当不同于“殷墟”，后者是指殷都之废址，而前者指夏族在夏王朝灭亡之后居住生活的区域，并不特指某一地。假若“夏墟”是指夏王朝的都城废址，那么《左传》定公四年和《吴太伯世家》提到两处夏王朝故都废址岂不矛盾？再者，《左传》记载唐叔(晋国)封于“夏墟”，最新考古材料证明晋国始封地在今山西曲沃、翼城之间的曲村—天马遗址，而文献材料中不见此地为夏都的记载。显然，唐叔所封“夏墟”非夏都之废址，所指范围应较大，应指某一区域，此区域即是今晋南地区。之所以周初称晋南地区为“夏墟”，这是由于商王朝时期，夏族仍在今晋南地区聚居；而豫西地区已成为商王朝的中心地区之一，这里残余的原有夏族已被商文化所完全同化，民族特性已荡然无存。周初所能见到的夏族聚居区主要是在晋南，故称晋南地区为夏墟，实为夏族聚居地之意，并非晋南是夏王朝政治中心所在地之含义，更不能引申出夏族起源于晋南地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