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中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其中，《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陆续出版72卷，是重大标志性基础工程，使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建立在坚实可信的史料之上，并揭示了丰富的可能线索。南京大屠杀相关研究著作的精彩纷呈，更使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走到了国际学界的前沿。但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与可能，具体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资料方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经搜罗了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约3000万字的资料，但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现实可能性。
从中方资料来说,台北“国史馆”所藏赔偿委员会的档案卷帙浩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虽已收录不少,但仍有很多未及收入，其数量估计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南京市档案馆藏有大量日伪时期的市民呈文，反映大屠杀造成的巨大人口和财产损失，呈现普通贫苦市民在城市经济被摧毁、城市救助救济体系瓦解后难以言状的生活困窘状态，其中一些已经作为大屠杀档案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另有一些仍在整理之中。该馆还藏有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党中宣部、军事委员会、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内政部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档案中，亦有不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
随着时间流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现仅余100多人。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遭遇，已经多次 记录整理，但其个体生活史、尤其是大屠杀之后辗转求生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今天更形珍贵，需要进行抢救性的挖掘和整理。
当时侵入南京的各日军部队,其中央一级以及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军、师团、旅团、联队等作战计划和命令、战斗报告、战斗详报、作战日志、阵中日志等已经大量出版，但联队以下的曰军部队的相关资料，搜集空间很大。日军官兵日记和书信，能够反映那些被故意遮蔽的历史，尚待进一步梳理。日军官兵和随军记者的回忆，以及日本当时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的报道，亦有努力发 掘的空间。当时日军有拍摄犯罪现场的习惯，有人将其寄回家乡，夸耀武功，甚至有装订成册，分发给军人家属亲友者，值得细心探求。
关于第三方资料，这些年屡有发现，仍可期待。最近，有学者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重要成员费吴生（George Fitch)的档案，其完整和内容的丰富令人咋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法官韦伯（William Flood Webb)的个人档案则藏于澳大利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基南（Joseph Kennan)档案亦在美国被发现。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南京暴行的反应已有专文发表，提示了相关人物档案的丰富性。
这些年，南京大屠杀期间从事人道救援工作的欧美人士的后裔和亲属不断被找到。由于信仰等方面的原因，这些欧美人士多将其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经历自我埋没，去世后，家人在整理其遗物时有很多发现，包括相关物品、影像和文字性记录。京特（Karl GUnther)、威尔逊（RobertO. Wilson)、马吉（John Magee)、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辛德贝格（Bernhard Arp Sindberg)、鲍恩典（Grace Bauer)等均有此类现象，需要我们更加细致耐心的探寻。
二、理论方法方面
过去的研究，虽然间或有例外，但绝大多数系用历史学的实证方法介入。作为一个历史问题， 使用此方法的合理性毋容置疑。事实上，历史学实证方法的运用，已经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基本 面。然而，作为全人类关于战争、暴行的记忆遗产，仅仅用历史学的实证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多学科 的方法和视野是深化研究的必需。
东京审判时,辩护方律师曾经质证过马吉，问马吉能否通过他抢下的一个行凶的日军士兵的刺刀辨认出这个士兵，马吉回答说不能，该律师由此提出，即使证人知晓很多日本士兵犯罪，但因为无法辨认，不能把所有士兵当成罪犯。确实，占领南京的5万多日军士兵，就是这种意义上的面目模糊的“平庸”的作恶者，他们在其国内可能是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女的好父亲，但在南京却突破人类底线进行犯罪；这些操控南京居民生死荣辱的“平庸”者，回到日本，又如何若无其事 地变回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女的好父亲。战争扭曲人性的机理，是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力不能及的。
现有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缺乏哲学性的、跨学科的思考，是明显的不足，这和大屠杀史“兹事体大”，需要首先澄清基本史实有关。这影响了学者们对很多其实很熟悉的理论、方法的运用，比 如民族主义理论和文学方法。李永东的《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表达》，就体现了“行外”学者的跨界努力，启示了新的研究方向。
其实何止如此？大屠杀期间的南京是一个特殊的“场域”，对每一个南京大屠杀的记录者和相关过程的阐述者而言，此“场域”施加的影响并不相同；即使对同一个书写者，因为对象和诉求不 同，其书写方式和内容亦有巨大差别。比如，贝德士自称“金陵大学最勤奋的通讯员”，其所形成的揭露日军暴行的案例，在第三方证据中占有重要地位,传递到当时的大后方、上海及美国、英国等世 界各地，而他同时写给幼子的信中，却几乎没有提及日军暴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为了争取南京日军回应其安全、粮食等方面的诉求,在日本领事馆举办的宴会上，讲话平和而礼貌，而其私下撰写的日记却是南京大屠杀的逐日编年史。历史书写者出于各种原因而形成文字的多层次内涵和面向，是文本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现有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却比较罕见。
长期以来，哲学和人文科学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现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也反晡了人文社会科学，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和视角，这是当代学术的重要特点。比如现代物理学对“时间”本质的思考，就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富有启发。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不同于中国历史的其他片段，在其发生时就对“在场者”形成巨大影响，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对内对外的言说中均居突出地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引力场”，使得时间在其中获得实体性的存在一时间与场境融为 —体,或者说，时间成为场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精确时间为标尺的南京大屠杀史从而可以“切成段”“分成块”，当然也可在“引力场”的作用下，部分或总体地结合在一起。像1937年12月19日 的安全区档案记录的日军暴行就精确到分钟，这在历史资料中是罕见的，体现了史料制作者当时强烈的历史自觉意识，时间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实体化”，加上场境的细化和具体，使得南京大屠杀本身在经过了几十年的今天，仍然可以感性地触摸到，它有“历史的温度”一时间，在南京大屠杀期 间是暴力的“同谋”一拉贝这样描述当时南京居民在时间中经受的折磨：“人们觉得自己像个重病人，以恐惧的目光注视着时针走动，觉得它走得太慢了，一天好像有100个小时而不是24小时, 没有谁知道自己何时会康复。”然而，时间的重要性尚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除了以上提及的理论、方法外,还有很多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都可以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注入新的动力，比如医学和心理学中的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中文译为“创伤后应激反应 障碍”）概念、“空间生产”理论等。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展示的广阔前景，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问题意识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地区制造过很多暴行，惟有南京大屠杀案除经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也单独作为一案进行审理。根据判决，甲级战 犯中有二人对此事负责——广田弘毅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主罪阴谋发动战争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主刑吸收附刑；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指挥着那支应对所发生事件负责的军队。况且 他知道这些暴行，他既有权力，也有义务控制住他的军队和保护不幸的南京市民。他必须为他的渎 职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最终被判处死刑。也就是说，在东京审判中，惟有松井石根因南京大屠杀 被判处死刑一这曾长时间地决定了日本右翼的“问题意识”一所谓“松井的冤屈”大多数日本 右翼反复论证松井石根对此不知情，他是个热爱和平的人士。然而，松井石根对南京大屠杀不知 情、热爱和平的论调，在东京审判时就被检察方通过质证证明为无稽之谈,此后不断发现的史料，如其本人日记、饭沼守日记、中岛今朝吾日记等都证明了判决的可靠。日本右翼乃改变策略,将南京大屠杀这一牵涉众多方面的问题简化为受害者是否为30万的人数问题。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东京审判时是被告和辩护律师的惯伎，战后日本右翼几十年的 翻案文章谋篇布局很大程度上承袭其思想资源，日本右翼冷饭重炒本不足怪,客观上影响了中国研 究者的问题设定一对日本右翼观点的回击,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占不小的比例一作为捍卫人类共同记忆的努力，这方面成果斐然,价值自不待言。现在，是跳出右翼设定的话题,确立自己的学术问题意识和导向的时候了。
南京大屠杀涉及三个层面：作为历史事件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法律案的南京大屠杀、作为人们是认知中的南京大屠杀。这三个层面并不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围绕这三个层面,确立问题意识，有许多工作可做。初步考虑有以下问题需要优先解决或深化研究：
1. 侵占南京日军部队研究。其人员构成、指挥体制、沿革，各部队相互关系，指挥官群体，士兵 群体，经历过南京暴行的日军官兵的个体生活史等。
2. 国民政府守军研究。各部队构成、人数，指挥结构和效能，基层部队史，伤亡人数，突围者和幸存者经历等。
3. 大屠杀前后南京居民研究。本地居民结构和人数，外地来宁人员结构和规模，大屠杀前后 南京居民微观生活史，大屠杀之后南京的人口构成等。
4. 大屠杀以后南京经济社会结构。大屠杀对南京经济活动的影响，大屠杀之后的南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物价水平，社区重组,居民日常生活，南京日商，毒品泛滥和“慰安妇”制度的实态和 影响，国共力量的“再进入”和影响等。
5. 大屠杀期间在宁欧美人士在南京大屠杀前后的经历、观点和行为。1937年12月21日，南京城内欧美人士 21人全体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信函，并见到松井石根，要求制止日军暴行，加上当时在郊外管理难民营的丹麦人辛德贝格和德国人京特，这23人的著述、信函、日记、影像及其详细的 生活史、教育经历、家庭结构、人际交往和影响。
6. 南京大屠杀消息在欧美社会的传播实态和影响。具体的传播手段和媒介，作为传播对象的 人员和规模，对欧美社会和名流、政要、政府产生的影响。
7. 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研究，以及其与其他审判日本战犯法庭的比较研究。
8. 大屠杀相关资料遮蔽与再遮蔽、发现与再发现的中国、日本和国际政治背景。
9. 南京大屠杀对当时和此后中国国民心理的影响。
10. 大屠杀前后南京妇女儿童研究。
11. 南京大屠杀与今日南京。
12.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筑语言、场域特点等研究。
13. 哲学、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观照。
目前，中日两国国民互相嫌恶的比例不断创出新高，而成因之中，围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识 占据突出位置。可以说，与其重要性相比，南京大屠杀史目前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深化研究是学术必需，而本文最大的期望是“愚者千虑”。
作者张生，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教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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