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无闻先生与西南大学书法学科建设
⊙曹建（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书法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西南大学文学院是西部地区最早招收书法硕士研究生的单位，1987年开始招生，导师为徐无闻先生，由荀运昌、秦效侃、冯建吴、苏葆桢、郭克等教授辅之。徐无闻先生与他的同事们创办书法专业的缘由，应有两点。其一，学科背景。高等学校的本科教育，应该是从清政府灭亡前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开始。“京师大学堂”开始虽然有了本科，但是由于这个学科体系是从西方舶来的，与传统的知识结构并不适应，所以就没有书法学科的地位。不过，书法艺术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像徐无闻先生那样的具有旧学传统的教授们是其中的精英书法家代表。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有许多深谙此道。这也证明书法艺术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是代代相传的。1954年徐先生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可见他是有高校学科背景的。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旧学传统。徐先生是有家学传统的，他的家学传统中就有篆刻、书法，所以他学中文专业的时候，常受到师长的赏识。在1995年徐先生遗作的展览上，我非常有幸遇到了徐先生的老师—杨明照。他对徐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有点激动地讲，川大这么多年只培养了两个学生，文科的代表人物就是徐无闻。由此可见徐先生在他的老师们心目中的地位。
在徐先生的认知体系中，高等学校教育需要学科化、体系化，但是同时也还需要旧学传统。徐先生一开始任职时，在西南农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教研室，教政治理论公共课，一年之后调进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他的知识体系中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东西，他甚至还教过文学概论那些课程。几十年下来，他的研究慢慢聚焦在唐宋文学、文字学方面，后来才是书法。他的身份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大学教授和一个有旧学传统的传统文人的合体—上了大学讲台的有丰富旧学知识的传统文人。他的这个知识背景，我想是他后来创办书法硕士点的主要原因。他觉得旧学传统不能丢，所以他经常勤于旧学，整天就在故纸堆中，但是他又与时俱进、常辟新知。
在20世纪80年代，西南师范学院的中文、美术专业硕士点是第一批恢复硕士招生的专业。那个时候抗战时期的国立艺专（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正则艺专（吕凤子任校长，抗战时期由江苏迁往重庆璧山区）、西南美专几个学校的师生构成了我们学校美术专业的人才队伍。美术学硕士点有了，中文的硕士点已经有了，徐先生就想在这个专业里边增加一个书法。殊不知，令人头疼的事情来了，书法在学科里放不进去，这该如何是好？徐先生想到两个办法。其一，将书法点设在中文系，这首先要得到中文系党政领导的支持。徐先生当时找的硕士生导师，有文学院的老师，也有美术系的老师，还有四川美术学院的老师。当时带头的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冯建吴教授。徐先生去四川美院找到冯先生，与之商议办学的事情。冯先生以绘画著称，书法、篆刻、诗词为一代领袖。徐先生和冯先生一起商量课程安排，与苏葆桢先生、荀运昌先生、秦效侃先生、郭克先生组建成这个专业的师资队伍。如此一来，专业建起来了。回头来看，建专业的初衷跟徐先生的学问有关，也跟社会发展有关。那时，浙江美术学院已经创办了书法专业，徐先生和重庆籍的刘江先生相熟，二人常有书信往来。刘江先生回给徐先生的信中就提到了专业的设置，包括课程的设置等问题。西南大学的书法硕士点是全国第三批设立的，第一批是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第二批是南京艺术学院，第三批是我们和南京师大，1987年开始招生。这和全国专业发展大势有关，那时候全国各地有条件招生的学校和老师并不是太多。时势发展使然，西南大学文学院的书法专业应运而生。
徐无闻 行书王维诗三首
除书法之外，徐先生还是一个古文字学家。有一本字典叫《汉语大字典》，是主要由湖北和四川的学者编撰的。这是国务院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大工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做这个事，一直做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完成。《汉语大字典》收字五万多，这其中每个字的字头、字形都与徐先生息息相关。当时《汉语大字典》编纂组的古文字字形这一块工作有很多专家参与，徐先生为字形组组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汉语大字典》收字太多了，当时在全国找了一些专家来一起书写字形，譬如隶书就有重庆的黄笑芸先生，小篆有江苏的徐圆圆女士。徐无闻先生也亲力亲为，很多字头都是亲自操笔。字典编写完成后，徐先生与同事们整理出版了《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甲金篆隶大字典》。徐先生当时做了十多年《汉语大字典》的工作。从严格意义来讲，他跟很多古文字学家不一样，他用书写古文字来提升文字的影响力。你们知道，在学术界，古文字学家经常看不起书法家，因为书法家经常写错字。不过，徐先生是古文字和书法的跨界学者，按今天的话来说，徐先生是跨学科领军人物。徐先生对书法和文字都是充满敬畏的，所以他经常能把字形写得准确、漂亮。我们经常讲徐先生的学问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我读硕士的时候，适逢徐先生的《甲金篆隶大字典》出版。当时徐先生送了我们每人一本，让我们来找错误。许多年过去了，徐先生关于“暴”“曝”字形、字义的理解以及如何掌握古文字演变方法的教诲至今历历在目。徐先生很强调用字的准确、规范，强调古文字一定要找到出处。徐先生给我们上课讲一个金文的拓本可以讲几个星期，从单字的认读到字词的训诂，再到书法史价值，等等。今天，我们在书法专业坚持开古文字学课，也是期望大家尽量不要写错别字。我们那时候的课程设置实际上跟现在的课程设置差不了太远，书法史是徐先生教的，篆刻课就是徐先生和张一农老师教。书法理论秦先生上，诗词楹联写作荀先生上。徐先生上书法史的时候也上创作课，主张跟着书法史学习创作。
徐无闻篆书《为文作事》联
像徐先生这样严谨治学的人，对自己是非常严格的。我所看到的他的晚年生活，被学术所占据。在教学上，有的时候他可能上午在上课，也可能晚上在上课，随时随地都可能在与人讨论学术、艺术问题。徐先生家里，一般都会有学生待到晚上十一点半、十二点钟才走。送走客人后，徐先生继续加班，自己再看东西。只要有人去请教，他都是诲人不倦的。这一点有老辈风范。只要是学术问题，或者书法问题、印章问题，或者是讨论一些相关话题的时候，他都会非常开心，真正地有一种辟新知、有新见的乐趣，然后乐在其中。他的精神状态是这样。真正的旧学在他那儿并不旧，他的旧学，是辟旧学时有新知。徐先生并不是只有一门学问，他的学问是以小学、文学、文物考古等很多学科交互作用为基础的。他做学问和他的书法篆刻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譬如中山王器文字的书法表现，就是其学问促进书法创作的典型案例。中山王器出土以后，我们知道文字学界是有很多研究的。徐无闻先生对这些文字的出土感到特别兴奋，因而，他用毛笔来表现中山王器文字书法艺术精神。当时，中山王器文字还没有很好的图片，他得到了复印件、印刷文本，都拿过来非常认真地揣摩、临摹。最后，徐先生将这些文字研究的成果艺术化。这在他写的中山王器文字书法作品里头，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徐先生做学问秉承朴学精神，注重实学，敬畏学问，绝不妄言，如有所论，必有所据。今天书法界那么多人写中山王器文字，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徐无闻先生的这种影响。学问和艺术，在传统里头本来就是一体不二的。好的艺术家一定是有学问的，学问家做得好了，他可能变艺术家。或者说学问家里面有一些人可以成为艺术家。徐无闻先生是两者一体的，这两者在他那儿分不开。他在晚年的那几年，平时是六天工作制，周一到周六都在工作，教书、做学问，他很开心；到周六晚上写字，他也很开心。每到周六晚上，别人就把墨磨好，把纸给准备好，徐先生常常写到子夜甚至晚上两三点。无论学术、艺术，他都很投入，投入的精力非常多，而且他是全副身心真正地投入进去。学问、教学、书法艺术，在他那里就是一体的。
徐无闻校批《庄子集解》
我们书法所对学生的要求是理论、技法、教学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这个渊源可以说就是对徐无闻先生等老一辈精神的传承与发扬。他们那一代，建立这个专业就叫作书法教育与实践。徐先生就是期望学习这个专业的人不光是会写点字，还要会教人学书，当然这个也跟我们当时是师范大学有关系。师范大学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教育。教学、实践、学问三者都要有。徐无闻先生他们倡导的这样一种理念，就是要让读书人会写字，写字的人会读书，会写、会读书以后会去教书。所谓三驾马车就这么回事。说起来很简单，实行起来却有相当难度。不过，我想这也就是我们西南大学书法专业应该坚守的。如果我们始终能够做到三驾马车齐头并进，那我们这个点的教学就应该算是成功的了。
三十多年来，中国书法研究所教师团队在传承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提到1987年最早招生的时候，我们感到很自豪。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专业的发展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好，我常常感到很有压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专业所在学校是综合性大学，我们专业的重要性还没有显现出来。当然，这跟我自己的工作恐怕也有关系。我这么多年干的一点点事情，就是把这个专业守住了。从师资而言，人数并没有增加。20世纪90年代，荀、秦二老因为年龄大了停招研究生以后，周永健先生在西南大学客座了十年硕士生导师。后来，周永健先生英年早逝，现在就由我和张兴成、张一农、徐海东等几位老师承担专业教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创作、理论、教学几个方面都要齐头并进这么一个方向。在多年发展过程当中，慢慢地也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我期望我们这个专业能够在未来十年有大一点的发展，对社会的贡献再大一点。这样才可能不愧对老一辈对我们的期望。
徐无闻 篆书 《隔溪乱山》联
呵呵，现在想来，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不离开西南大学。我硕士二年级时想考中山大学的古文字博士，就去复习金文，准备考试。徐先生去世以后，我也去试了一试，结果没考上。后来听从中文系领导曹廷华和许子清老师安排，我就留下来教本科书法课。这样子，我就留了下来，到今天也二十五六年了。如果要真正讲我对徐先生的一个直接继承，就是整天围绕书法做事儿。“是金子总要发光”，书出来了自然有地方出版，出来以后有什么样的评价也不要去管，你继续干，一辈子往下干就是，埋头苦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整天做事，心无旁骛。通过多年努力，我校中国书法研究所先后培养毕业博士、硕士研究生90余人，在校学术型硕士、博士研究生20人。毕业研究生中，高校书法教师70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近30人，已获得博士学位者20余人，在读博士研究生13人。近年来研究所代表性成果有专著20余册、教材7种27册、省部级以上纵向项目课题20余项，获省部级政府奖10余人次。中国书法研究所团队先后获得相关课题经费数百万元；策划出版徐无闻、荀运昌、周永健、秦效侃等教授的系列书法集及学术著作，并举办相关展览、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作为学术支持单位支持地方书协举办书法展览、学术研讨会。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研究生教学工作，也提高了学校书法专业的社会影响力与美誉度。
可以说，沿着徐无闻先生等老一辈学人开创的道路，中国书法研究所逐渐形成了注重学术研究、书法创作、书法教学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推动多学科交叉的书法研究，在近200年书法研究、儒学与书法研究等方面形成了特色，创立了“西南大学书法论坛”等学术品牌；在苏轼书法研究方面开拓了新局面，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力，树立了西南大学书法群体的良好形象。
采访整理：付文竹 许汉文
原文载于《大学书法》2020年第3期
徐无闻（1931.10-1993.6）名永年，字嘉龄。四川成都人。195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54年分配至西南农学院工作，1955年调入西南师院中文系。30岁后因耳疾，更字无闻。从事教学工作四十年，主要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书法篆刻学。1992受聘于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1993年去世。享年62歲。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四川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四川省文聯常委，重慶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西泠印社社員，西南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榮獲曾憲梓教育基金獎，被授予四川省優秀研究生導師。在唐宋文學研究、文學創作、古文字學、書法篆刻、金石碑帖、文物鑒定等領域卓有建樹。
徐無聞1954年從大學畢業后一直在高校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先後發表論文數十篇，有《徐無聞論文集》（文物出版社）行世。1957年作為高校青年教師代表赴京參加全國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8年赴京參加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先後任吳則虞、吳宓先生助教。講授文藝理論，中國文學史課程。被評為西南師範學院十大名講師。十年動亂期間，受到嚴重衝擊，被抄家、批鬥、勞改，仍不改初心刻苦鑽研古文字學，手校《說文解字》七遍，手抄《文字蒙求》，校訂《甲骨文字研究》及批校古籍十數種。1975年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寫工作，任編委、字形組組長。先後主持《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编写，主编《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 《甲金篆隶大字典》。1984年任唐宋文學研究生導師，招收首屆唐宋文學研究生。1987年任書法篆刻研究生導師，招收首屆書法篆刻研究生。先後主編《东坡选集》、《唐宋文學論著通檢》 、《书法教程》（与欧阳中石合编）、整理《白石道人歌曲》、《廛間之藝》《沈尹默入蜀詞墨迹》等著作十余部出版。現有《徐無聞書法集》（四川美術出版社出版）、《徐無聞印存》（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徐無聞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徐無聞臨中山王器銘文》（安徽美術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紀四川書法名家研究叢書·徐無聞卷》（四川美術出版社出版）、《蠋明室書課》（重慶出版社出版）、《玉局村舍印存》（重慶出版社出版）、《蘭亭序集聯》（中華書局出版）、《徐無聞藏金石集拓》（中華書局出版）、《錦里篆刻徵存》（中華書局出版）、《方介堪自選印譜》（中華書局出版）《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中華書局新版）、《與古為新——蜀中四家藏徐無聞作品集》（文物出版社出版）、《唐人萬首絕句選》（西南大學出版社出版）、《易均室藏用印選》（中華書局出版）等著作行世。
论徐无闻先生的文化艺术意义
龙红，邹国力
【摘 要】徐无闻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型书法家、篆刻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先生在艺术创作、研究及教育等方面，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先生的艺术化人生和学术境界，有着广泛的文化艺术意义，特别对当代艺术创作及研究具有显著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徐无闻 学者 书法篆刻 承前启后
弁言
徐无闻（1931-1993），名永年，字嘉龄，四川成都人，我国著名的学者、书法篆刻家和艺术教育家。先生以其学识渊博，修养全面，人品高尚而享誉学界和艺坛。先生生前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兼作唐宋文学、书法篆刻两个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1993年6月20日，因病逝世于重庆，享年六十二岁。
徐无闻先生于学术研究造诣甚深，贡献颇丰。曾担任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编委，主持《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编写工作，先后主编《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甲金篆隶大字典》、《殷墟甲骨书法选》、《东坡选集》等。并著有《徐无闻论文集》、《徐无闻书法集》、《徐无闻印存》、《徐无闻临中山王厝鼎》等学术与艺术著作。
融会贯通：徐无闻先生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基本态度和不懈追求
中国文化的魅力，在于相互贯通，打破隔阂。徐无闻先生不仅是性情与才识俱见的学者，同时还精通古典文学、书法、篆刻、绘画、考古等多项文化、艺事。刘石教授如此作评：“通会是徐先生艺术实践中最显著的特色，他是一位知术兼通的艺术家。”[1]梳理徐无闻先生的艺术人生，他之所以能够铸造出令人钦仰的辉煌，就是因为他的“学术修养与艺术功力的互相促进，常在内在的自觉修炼中完成”[2]，总体上给人以“艺之宜养”的深刻启示。
艺道一体、技道双进的美学观，是徐先生所实践的人生哲学。徐先生幼承庭训，其父徐寿鸿冥翁便“学博兼儒释经史外，金石书画皆研贯，工考古、善诗文，书法、篆刻，严法多善造。”[3]可见，正是徐父于诗、书、画、艺诸端之能事，徐先生幼时耳濡目染，渐悉奥窔。先生在青少年时期转益多师，先后师从周虚白、周菊吾、李璠、易均室、沈尹默、潘伯鹰、方介堪等诸先生，在文史、书画、金石等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徐无闻先生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字学功底。求真务实，成为先生一生的卓绝努力目标，并常于寻常知识之中，敏感发现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表现出绝不人云亦云的学者风范。笃厚探研，终于铸就其非凡的学术视野和认识高度。于此治学能耐，体现在多方面。比如，徐先生在《小篆为战国文字说》一文中，针对文字学乃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小篆为秦国文字”之说，展开深入讨论，明确提出“小篆为战国文字说”。实际上，正是徐先生所作的“专门的详细的论证”，特别以“自北宋以来，战国时期的秦国文物往往出土而多见于著录。这些器物上的文字，居然已和后世所谓的小篆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从“籀文和小篆的关系”，以及有关“历史文献的检讨”，充分证实了“小篆为战国文字说”的重要观点。[4]徐先生本人，亦曾在“前身相马九方皋”之边款中发表同样意见的简短议论：“‘皋’字见《说文》。或谓拟古玺不当难以小篆，但《商鞅量》、秦《杜虎符》已作小篆，皆战国物也。”[5]
由此真理性见解，获得诸同仁的理解与认同，于是在当代文字学研究领域留下了深深印记。
先生在担任巨著《汉语大字典》编委时，具体负责古文字字形收集和整理工作。徐无闻先生反复强调，不通文字学，不仅无法搞清汉字的演变规律，而且也不可能真正透彻理解篆隶艺术的笔法渊源与流变、内在本体精神乃至审美风格之本质。徐无闻先生主持《汉语大字典》的古文字字形收集与整理工作，这既是对古文字演变史的一次全面而系统地梳理、总结，也是对书法史中有关古文字形体构造方法及其规律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为了能够主编好《甲金篆隶大字典》、《殷墟甲骨书法选》等著作，徐先生反复临摹、手抄、校订、勘对及整理各种古代碑版文字。所有这些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使得徐无闻对古文字及其书法理解的深度和高度，令人瞩目，自然是当今一些流行书家们所根本无法媲比的。[6]
于具体的书法篆刻创作，徐先生用字真可谓非常讲究。特别是有关篆字的书法篆刻的创作，甚至达到了苛求的状态。徐先生在《篆隶书法简论》中明确指出：“用篆隶形体作为书法艺术来学习创作，当然要求书写者能够正确地读和写。书法家写的篆隶形体，应该有可靠的根据。随便错写古文字的笔画，或者把‘们’、‘她’、‘搞’这类后起字用偏旁拼凑法仿造成古文字形体，是不妥当的。文字不是任何人可以主观随意编造的。小学生乱写了现代汉字，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错误，书法家乱写了古代汉字，难道就可算是正确吗？”[7]可见，学问不允许应付或含糊，在徐先生眼中，胡乱拼凑是根本不能饶恕的事情。
徐先生又善集字为联，其集联手法包含了文字的斟酌、诗词的格律、对仗的工稳、平仄的粘对，其丰富文学内涵体现了一代学者深厚而坚实的学问修养。于此，尤值一提的是，徐先生所纂集的《兰亭序集联》，以王羲之《兰亭序》中的字为材料，依靠传统的复印、粘贴等方式，集腋成裘似地形成了一千五百余副对联，或阐理，或明志，或抒情，或写意，或遥想，或实作，或益智，或养心，内容丰赡，意境悠远。这是“在搜集前人集联基础上，加以自撰而成最终之规模。”[8]
单从徐先生对书法艺术一端的修炼，就足见其心的坚定沉着。徐先生曾在论“书法的力度”时就十分生动地指出：“印印泥、锥画沙就是要求你腕肘的力量把一撮毛变成尖利的铁锥，笔锋到处，点画非常明确肯定、痛快沉着，在视觉上产生立体感的效果。这样的书法才有活力，才有神采，才是生命的运动。”[9]不易言说的技法问题，一经徐先生点化，立刻彰显出动人的魅力来。
对于技法的修炼，徐无闻先生认为，掌握笔法并不太难，一般勤奋可得，这种书法技巧层面的东西，是可以从书本上学会，通过反复临帖训练即可掌握。但是，其艺术实践的境界提升，却需要和学养器识的有机结合，微妙相生，直指“技近乎道”，才能成就“笔意”之醇雅，意境之深邃，由此方可树立书家追慕和效法之典范。徐无闻先生在1991年《艺无止境》一文中说：“我国独有的书法篆刻艺术，是在几千年整个文化历史环境中酿成的，犹如泸州特曲，必处于陈年老窖，要学到这种艺术，必须长期积累，否则最后只能成为写匠。”[10]很显然，技巧是容易做得比较高、比较好的。但是，仅仅解决技术或技法层面的问题，倘若没有向道之志、殉道之举，岂能真正触及艺术本体之伟大精神？因为，技术决不能等同于艺术，书法是修炼之“艺”，而非炫耀之“技”。而“艺”的最终境界在于人格修炼的高度，超越于技巧、法则等形而下的层面，而上升到“道”的形而上层面，“艺”必须拥有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崇高的精神内涵等。
总观徐无闻先生的书法艺术，仿佛陈年老窖，馨香醇厚，意蕴悠远，令人荡气回肠，回味无穷。徐无闻先生的书法价值显著，其精彩的艺术世界，所负载着的深厚的人文底蕴，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与“正大”气象。
境界日新：徐无闻先生对艺术世界的倾心构筑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坡公此语真三昧，不创新时自创新。”徐无闻先生艺术世界之倾心、精心构筑，显示出既有“技”的深湛修炼，更有“道”的自然提升，集中凝结于夫子自道的诗句——“不创新时自创新”。
这“不创新时自创新”，虽然仅有七字，但确大可玩味，其内涵宏富，意旨深邃，看似寻常，实则是直指“崇高”与“奇崛”！决非简单的“不创新”之被动状态，而是着眼于深刻厚实的素养积淀，甘于寂寞，勇于沉潜，正如春蚕吐丝一般，委实赖依于对桑叶的痴痴嚼食，消化吸收，转化纯粹，最后方能达至吐丝不已的可观境界。徐先生曾经反复强调：“创新，就是要写典范作品。创新是应该的，但要按历史规律来创，按书法自身的规律来创，不要先想好一个模式来创。字的变化要靠自己的劳动，靠自己下功夫。”[11]
徐先生曾意味深长并高屋建瓴地说：“古意是历史文化在人们心中的积淀。要把历来公认的、有定评的作品写熟，然后才能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12]在此基础上，引入下句“读书万卷始通神”，说明修炼是以“艺”的角度为之而非炫“技”之想，非以道德所感、学问所养和经历所化而能成就之。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只有真正在临习传统上下足功夫，委实做到“退笔如山”，更以踏踏实实的字外功夫修炼譬如“读书万卷”、“行路万里”等，才有可能做出具有正面价值的真正创“好”之新的杰作，而非为新而新的虚造。
我们从徐先生那些临作落款中可以看出，正是他在这青灯黄卷的陪伴下，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安静的夜晚，刻苦临习，终生不倦的溯源传统正宗的基础上才达到先生夫子自道之“不创新时自创新”的超迈境界。先生曾在篆书节录《学记》作品的题款中说：“每日悬肘书如此一幅，三年不断，必可大成。余虽深知之，但不能行之。”[13]此不多的文字，首先表现了先生一贯的谦逊胸怀，以先生的勤奋不懈，尚且担心不能尽其功也，后学吾辈的迟疑徘徊，不是更会影响学业的精进吗？当然，先生分明向大家和盘托出了于篆书修炼的甘苦之言，不正是年轻人期盼的所谓秘诀？实际上，先生又给予我们书法研修获得进步的信心。仅就先生去世前书法篆刻艺术所臻至的不凡水准，已经昭示着“不创新时自创新”的显著收获。只有建立在对传统广泛深刻汲取的基础上，这种“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是“风筝不断线”般的文化自然演进，是“创新”意义上的古今贯通，是决不猎奇逐丑的高雅创造，最终成为“转益多师是汝师”的艺界典范。徐先生对艺术世界的倾心精意构筑与自然而然的“创新”，不仅显示出创造自我书风追求目的，更兼具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本质精神的伟大意义。
薪火承传：徐无闻先生对书法教育的虔诚奉献
“薪火承传”这四个字，在徐无闻先生艺术追求的道路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顶礼膜拜，沉潜问道，十分有效地承继着古人先贤所开创出来的文化艺术世界之精神遗产；一是他培养了一批勤奋向学的弟子，形成了文化艺术发展历史中的一条可持续推进的健康链条。
徐无闻先生属于民国向新中国过渡的一代书法家，他所接受的教育渊源与传统古典文化艺术一脉相承，很好地承接了如郭沫若、沈尹默、白蕉等人从民国到新中国过渡的重要书学思想和教育理念。徐无闻先生将中国书法的传统文化基础和训练方式极好地传承了下来，使当代书法与传统书法之间薪火相传，延绵不绝。
以徐先生为核心的“西师书派”有着较好的凝聚力，不凡的影响力。正是因为有着徐先生的鼎力推动和建设，西南师范大学成为中国较早的书法研究硕士点，在当时也是西南地区唯一的书法研究与教育硕士点。以研究与创作并举的“西师书派”，其导师核心层除了徐无闻先生而外，还凝聚了荀运昌先生、秦效侃先生两位中文教授，另外四川美术学院的冯建吴先生、重庆文史研究馆许伯建先生，以及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著名国画家苏葆桢先生等，亦为该导师团队的重要成员。
徐无闻先生长期在大学任教，特别是在书法教育中，逐步形成了重视文化基础、强调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西南师大书法教育传统。有人总结西南师大的书法硕士生教育特征为：“文化性、艺术性与教育方法论的三合一。” [14]真是中的之评。也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在书法艺术教育中，潜心崇尚文化品位，构成了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主格调。讲究以学养艺，寻求书外功夫，注重人格修炼与自我完善。以文史为基，以与书法相近的诗文、绘画、篆刻为重要参照，进而深入研究和探求中国书法艺术的文化性格。以学养艺，注重人格修炼与自我完善，提倡个体精神的发掘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发扬，这便是徐无闻先生艺术人生所彰显出来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徐无闻先生和欧阳中石先生一起编著了《书法教程》，成为教育部较早编著出版的大学统一教材。徐先生特地在引言中指出：“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研究的一门艺术、学问……有关书法艺术的学问包容极广，极深，它们也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精粹的内容，作为一个高等学府的学生，作为一个未来的人之师表，这些学问应该是十分必要的，不可或缺的。”[15]其实，徐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又一次强调学习书法绝不能仅仅定位在技法娴熟而成为一个“书匠”的标准上，而是应该首先作好学人、文人，先器识而后文艺。
特殊的时代，让先生承上启下，引导世人，勇于开拓创新，直接促成了一个中国西南地区的知识分子团队。而今，徐先生所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们，大多已经锻炼成为著名高等院校的教授和博士。启功先生于《徐无闻论文集》序中说：“今闻其及门诸友裒辑先生论学及书艺篆刻遗作为集，下征一言，谨诉所怀，以告世之读先生之书者。知其人然后知其学也。”[16]可见，其门下弟子认真积极地整理和出版了《徐无闻论文集》，实际上展现给后世的不仅是徐先生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徐先生身上的文化担当。
文化担当：徐先生“士”的精神之弘大高扬
“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特殊地位和作用。
徐无闻先生倡导人人都应该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其自身行为的示范，很大程度上也彰显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7]的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徐先生认为，书本知识的积淀是基础，但还需要从自然中获取灵感，感物通灵，融会贯通，才能有所升华。书法家本身，更需要一种丰富的生活阅历或扎实磨练，需要真心诚意的体验生活、感悟人生、豁然胸襟等。他曾经指出：“学习传统和深入生活，是艺术成功的必由之路，但要走好这条路，还得看艺术家具有何等的品格与毅力。”[18]诚哉斯言！每当我们怀着无限钦仰的心情，拜读徐先生，领教徐先生时，总会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就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徐先生确乎将其融汇贯通，具有强烈的求知悟道精神；就其艺术创作而言，于推陈出新中显示出绝不硬做的创造精神；就其教育后人而言，特别在无私奉献中具有着毅然决然的担当精神。所有这些，不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士”的精神之充分表现吗？徐先生于篆刻艺术创造，曾赋诗一首：“莫谓雕虫计，唯凭石与刀。植根在篆籀，润泽赖诗骚。立意不循俗，风规自可高。白头争寸进，休负此生劳。”[19]（见图8）显然，如此诗意新解，直与传统之谓“雕虫小技，壮夫莫为”绝不苟同，生发出别样的风采来。又曰：“夜中不能寐，起弄石与刀。篆刻虽小道，成赖积年劳。虚名误学子，炫世徒皮毛。游艺不徇俗，风格斯可高。峨峨丁钝老，千载仰清标。”[20]可见，徐先生语重心长，言辞殷殷，对后学提醒多多，忠告切切：雕虫之技不足炫，社会上的虚名确会让人浮华，只有通过“立意不俗”的终身追求，才能达到“风规自高”的逸然境界。
徐先生关于篆刻的两首五言诗，以及自署“无闻”的原因释解中都十分自然地流露出忌讳虚名浮华，虔诚追求自然高古的格调，彰显出作为中国传统“士人”的踏实而超越的气质精神，其艺术人生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真乃无怨无悔，故能成就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深邃哲学意境和崇高审美风尚，这种精神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而积极的。
结语
周虚白先生是徐无闻先生十分尊敬的老师。学生英年早逝，作为老师的虚白先生何其痛哉。每每谈及自己学术、创作成果甚为丰硕的学生时，虚白先生总是异常动情，特别撰写《徐无闻墓志铭》，言辞恳切，溢于行间：“故其书品意境高，功力厚，无体不工，有时融合碑帖而一之。于篆刻则初从其尊人指授，广摹汉印，博采众长，冲、切皆施，在皖、浙二宗之间。其法书篆刻作品，备受珍视，并传入日本东南亚。永年能诗，以七言短歌见长；喜画水墨荷竹，有文人笔意。永年积学日益恢扩，所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者亦巨。”[21]这些评价丝毫没有过誉之辞，而是实事求是的定评。徐先生在文学、诗词、书法、篆刻、绘画等艺事方面的骄人成就，都可以看作是其人格精神的有机凝聚。其精勤、清刚、独立、遒拔、飘逸的人格魅力，顿然可见。徐无闻先生为人为艺，令人景仰不已。古人有云：“一字见心。”对于技法成熟风格鲜明的书法艺术作品，此言确是真理蕴具。
注释：
[1]刘石，《有高楼续稿》，选自《徐无闻先生的书法篆刻》，凤凰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三七九页。
[2]邱世鸿，《徐无闻与中国文化——兼谈学者型书法家的难度》，选自《书学论坛》，二〇一二年，第六十二页。
[3]向黄，《立意不循俗，风规自可高——徐无闻学术、书法、篆刻评传》，选自《二十世纪四川书法名家研究丛书·徐无闻卷》，四川美术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第三页。
[4][7][16]徐无闻，《徐无闻论文集》，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一七二页至一九八页、第二五八页、第一页。
[5]徐无闻，《玉局村舍印存》，重庆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第一九五至一九六页。
[6]张兴成，《文化断裂与转型中的学者书法——兼谈徐无闻书法与书学的学术意义》，选自《美术观察》，二〇一二年第八期，第一百页。
[8]徐无闻，《兰亭序集联》，中华书局，二〇一三年，第一至五页。
[9][10][11][12][18]向黄，《20 世纪四川书法名家·徐无闻》，四川美术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第四十四页、第二十页、第四十七页、第四十七页、第四十九 页。
[13]徐无闻，《徐无闻书法集》，四川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十五页。
[14]任水生，《西南师范大学的书法研究生教育·徐无闻卷》，一九九九年，第二十三页。
[15]欧阳中石、徐无闻，《书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页。
[17]《论语译注》，中华书局，二〇〇九年，第七十九页。
[19][20]徐无闻，《玉局村舍印存》，重庆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第一页、第二页。
[21]周虚白，《徐无闻墓志铭》，原刻于青城后山，现移大邑县。
作者及单位：龙红，重庆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后。邹国力，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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