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现代文学史的人，时常会把老舍与鲁迅二人相提并论。他们在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上，同被誉为“最彻底坚持国民性探索与批评的作家”。传统的现代文学六大家的提法，在前几年经由专家和读者投票重新排序，鲁迅的排头名次未变，老舍有所提升，这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历来将老舍和鲁迅共同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的例子已屡见不鲜，对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这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关系和交往历史的探究也就自然尤为重要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老舍与鲁迅二人相互从未谋面，更谈不上过多交往。鲁迅年长老舍18岁，属于前辈，二人差不多相差一代。老舍与鲁迅的人生轨迹也大相径庭，但是命运却将这两人奇妙地安排了若干次擦肩而过。因此，若以老舍的角度出发，鲁迅对他来说，确实属于不折不扣的神交。以下我们不妨简单做一番梳理。
老舍与鲁迅早年都在北京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老舍1899年出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小羊圈胡同一户贫民家庭，至1924年夏天赴英国工作，最初在北京生活了25年时间。鲁迅于1912年随国民政府迁入北京，在教育部内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任科长，直至1926年南下闽粤，总共在北京生活了14年。在1912—1924年这段共同的时空背景下，两人有了第一次擦肩而过，地点在东城的方家胡同。
鲁迅作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部员，主要“负责文化、科学、美术”工作，具体主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文艺、音乐、演剧”“调查及搜集古物”“动植物园”等五项工作。他在教育部任职的十多年中对此倾注极大热情，为开创中国现代文教事业建立了许多功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建设京师三大图书馆。1914年，京师图书馆面临更换新馆舍的问题，鲁迅作为主要负责人为寻找适当旧有建筑作为京师图书馆馆舍，着实花了不少心思，并亲自多方察考。最终，选定了北城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国子监南学。据史料记载，京师图书馆为1906年清政府重臣张之洞设立，该馆于1909年落成，原址位于什刹海畔的广化寺。1917年1月26日，闭馆已三年之久的京师图书馆，始在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重行开馆。开馆当日，蔡元培、鲁迅均莅馆出席仪式，并与来宾和馆中同仁合影留念。
一年后，老舍由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京师学务局分配到京师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担任校长。这个第十七高等小学就是今天方家胡同17号的方家胡同小学，其隔壁正是国子监南学的京师图书馆所在地。担任校长期间，老舍采用新教材、开设新课程，重视体育教育，实施新的学生管理，在京城教育界小有成就。老舍入职后，始终住在学校。因位置的便利闲暇时少不了到近旁的京师图书馆阅览书籍。两年后，老舍升职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始离方家胡同。二人遂有了第一次的错过。有人撰文称老舍与当时住在图书馆内的鲁迅成为知己好友，两人经常促膝谈心，并且到图书馆秉烛夜读云云则纯属无稽之谈。
在上世纪最初的10年中，鲁迅初以文名，老舍则只是一名教育界职员，或许耳闻鲁迅之名，但彼时他的心思在于教育事业，尽管也发表了零星几篇新诗与小说，但多属于玩票性质，故不会与鲁迅发生太多关联。老舍曾说：“当鲁迅先生创造出阿Q的时候, 我还没想到到文艺界来作一名小卒，所以没有访问求教的机会与动机”。在20年代的最初一两年内，虽然两个人同在教育界供职，但一个在教育部，另一个隶属京师学务局，属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终究无缘一面。上世纪90年代，在方家胡同小学北面挖出了一块京师图书馆的石碑，而后就立于小学校园中，恰好可为二人的这次错过做一难得的纪念。
第一次两人彼此发生关联完全是隔空实现的。
1926年，旅英第三年的老舍将长篇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寄给好友罗常培帮忙审阅。罗常培自视缺乏文学素养，便转交给时在北大兼课的鲁迅。后来据罗常培1944年的《老舍与我》一文追述，鲁迅看完小说后给了一句较为中肯的评语：“地方色彩颇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在鲁迅眼中，地方色彩浓重似是不足取的，但是对于一个初习写作的新作者而言，作品文学性上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小说《老张的哲学》1926年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1928年出版单行本，一时颇为畅销。对于鲁迅的评价，老舍日后应该知悉。鲁迅大概也能从不同渠道了解《老张的哲学》的作者舒庆春与其后被他批评的老舍即为同一人。此系后话。
1930年3月，老舍由新加坡归国，暂居上海郑振铎家续写《小坡的生日》的最后2万字。鲁迅自1927年10月起定居上海，1930年时的寓所距郑振铎家并不太远。但老舍在郑家的两周时间为赶进度天天足不出户，几乎没有其他的应酬与交际。况且初一回国的老舍与国内文坛上的往来尚不密切，因此只顾“天天埋头写作”，再一次错了有可能与鲁迅相见的机会。
最终，二人之间最富戏剧性的一次错过是在1934年8月。这年暑假前夕，老舍辞去了山东齐鲁大学的教职，本想专心做一名职业写家，为此老舍亲赴上海考察出版业状况，结果失望而还。经朋友劝说接受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的聘书，继以教书为业。老舍与鲁迅的这一次错过正是发生在这次赴沪考察期间。老舍曾回忆：
四年前的初秋, 我到上海, 朋友们约我吃饭 ,也约先生来谈谈。可是, 先生的信须由一家书店转递；他第二天派人送来信, 说昨天的信送到的太晚了。我匆匆北返, 二年的工夫没能再到上海, 与先生见面的机会遂永远失掉！
这次会面原是林语堂、邵洵美做东宴请老舍，席间还有沈有乾、简又文等人。起初也给鲁迅致信相邀，其时由于鲁迅躲避国民党追捕而暂居内山完造家，来信一律经内山书店转递，因而造成了延迟。当天的宴席独缺鲁迅，在一番苦等之后老舍与鲁迅又一次错过。二人终是缘悭一面，老舍每每引以为憾。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全国各地举行了不同形式的悼念活动，当时正在北平探亲的老舍与在北大任教的罗常培一道参加了北大举行的鲁迅悼念大会。返回青岛后，他又同王亚平、杜宇、孟超、李同愈、袁勃、沈旭、王艺、吴清、李斐、马骏、施畸等人共同发起筹备“青岛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并于11月1日上午9时在青岛市民众礼堂举行悼念活动。此后的老舍，就开始频频出现在各种悼念鲁迅的纪念活动中了。
说到两人之间的评价，鲁迅生前正式对老舍的评价只有两次。如果说鲁迅对《老张的哲学》的评价多半来自口头，那么第一次诉诸文字是1934年6月18日, 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一封信中, 曾将老舍与晚年的刘半农并举, 但对其颇有微词。他说：
文坛, 则刊物杂出, 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 盖骤见宋人语录, 明人小品, 所未前闻, 遂以为宝, 而其作品, 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 恐将与老舍半农, 归于一丘, 其实, 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鲁迅所针对的是林语堂30年代在文艺上提倡“幽默”和“闲适 ”, 抒写“性灵”文章，更是主编了《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这些刊物来实践此种理念。老舍正是这些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在30年代前期确实也发表过一些看似故意招笑的幽默文字，在鲁迅看来，这种稍显油滑的幽默和林语堂、刘半农的风格基本都属逃避时代和现实的一类，因此对之颇为不屑。这种看法客观而言不无偏颇，不过随着老舍到青岛以后思想与技艺的精进，特别是《月牙儿》《断魂枪》这类极有深度的小说发表，鲁迅对老舍的态度也有所改观。
1936年5月, 当美国记者和作家斯诺第二次访问鲁迅, 准备了一份长长的问卷, 向他详细问及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坛涌现出的最优秀的作家有哪些, 在回答最优秀小说家人选时, 鲁迅提到了沈从文、郁达夫和老舍三人，而且特别明确了三人是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这时鲁迅对老舍的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并且是相当高的。遗憾的是鲁迅过早地离世，无法看到老舍稍后问世的《骆驼祥子》与《我这一辈子》等中长篇力作了。
1938年3月, 全国大部分文艺作家聚集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老舍被推举为总务部主任, 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纪念鲁迅，发扬鲁迅精神成为“文协”始终坚持贯彻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几乎每一年的鲁迅忌辰，“文协”都会组织召开规模不等的鲁迅逝世纪念大会，老舍顺理成章地成为大会发起人之一。老舍与鲁迅虽未谋面，但始终敬佩鲁迅的文章和为人。他曾在《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一文中说：
他疑古, 他也首创, 他能写极好的古体诗文, 也热烈的拥护新文艺, 并且牵引着它前进。他是这一时代的纪念碑。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1945年10月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大会。这是抗战胜利后召开的一次纪念会，与前几次的情况不尽不同，参会人员的精神风貌普遍格外喜悦。特别是老舍。从目前所知的照片资料来看，整个抗战期间老舍的着装基本以长衫与中山装为主。但是这次大会上，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的老舍略显反常地穿上了马甲、领带这样完整的三件套西装，还特意佩戴了礼帽和手杖，洋派十足。在整个抗战八年间，老舍始终忘我地工作，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甚至在贫病交加的惨况下为坚持团结和组织大后方的文艺队伍从事抗战救亡工作付出巨大心血。老舍似乎有意借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的活动，表达自己对抗战胜利的兴奋和愉悦之情。这种设计很像他笔下《四世同堂》里的诗人钱默吟，在抗战初起时立誓戒酒，直到抗战胜利，于是在全书结尾小羊圈胡同的庆祝会上钱诗人才再次举起酒杯。
抗战胜利后，老舍赴美讲学，在美国所作《现代中国小说》的演讲中, 他称赞鲁迅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期最突出的作家”。1949年回国后老舍继续参加了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和1961年鲁迅诞辰80周年两次大型的纪念活动。1958年，适逢新版《鲁迅全集》出版。老舍指派子女第一时间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排队购买。老舍将这套《鲁迅全集》每一卷都钤上名章，整齐地摆放在书橱中的显要位置。不仅如此，老舍还将1949年多位作家朋友联名邀请自己回国的一封书信夹在全集中的某一卷中珍藏。可惜这套《鲁迅全集》在文革中被抄走，书信也就此失落。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版《鲁迅全集》并未完整收录鲁迅日记，书信也只是部分收录。其中鲁迅致台静农的那封信并未收入这一版全集。也就是说，老舍始终并不了解鲁迅对自己的评价，他在各个不同时期对鲁迅的景仰与赞颂均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评判。
1965年3月，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期间特意安排了代表团拜谒仙台的鲁迅纪念碑。到访的中国作家集体向鲁迅碑献花并合影留念，老舍作七律一首以志此行：
仙台鲁迅碑献花
青叶山前鲁迅碑，永铭俯首与横眉。拼将野草滴成乳，敢怨春花雨若丝。
红白旗开严敌我，轩辕血荐决雄雌。林边东海潮仍急，忍听荒城晚翠词。
仙台鲁迅纪念碑于1961年4月落成，为纪念鲁迅1904年—1906年间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读书而建。鲁迅离开仙台近60年后，老舍也踏上了前者曾经生活过的异乡土地，虔诚地写下对这位文学前辈的一份尊崇与怀缅。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隔空交谊。
老舍与鲁迅的关系既有他们两个人心灵上的契合, 也有鲁迅对后起之秀的老舍深刻影响。这种契合和影响自然是多方面的, 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于文化批判、国民性改造的关切以及对五四文学道路的继承。在现代文学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如此高度契合的另外两个作家了。
最后，我们回到1945年的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大会现场。10月19日这天下午2时，大会在重庆西象街西南实业大厦的餐厅举行。谷林先生在《鲁迅纪念会》一文中, 回忆了当时会场上的某些历史时刻。老舍发言定为本次纪念会的大轴节目，朗诵《阿Q正传》第七章《革命》。虽是朗诵, 可是老舍发音不高, 也没有那种诗人特有的抑扬顿挫, 显得温雅沉静, 字句却分外清晰, 听来直沁心脾。几十年过去，作者仍觉余音绕梁, 这种韵致平生仅此一次。《阿Q正传》自是人尽皆知, 小说里原本很有些逗乐传神的描述, 料想不到的是经过老舍口传, 仿佛在叙说一个全新故事，台下在座者无不开怀绝倒。或许，惟其两人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与呼应才能使老舍重新读出小说的妙处来，在老舍的内心世界，他一定真正理解了阿Q，也真正读懂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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