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虽然在大学和教育部担任过某些领导职务，但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如何领导好一所重点大学，我心里却没有一点儿谱。怎么办？我初步打算从两方面做起：一是向校内有经验的教授和领导干部学习；二是向国内外著名的大学校长学习，借鉴他们的治校经验。当时，学校正值暑假，我先后走访了校内60多个教授和干部，认真地听取他们的建议；与此同时，我如饥似渴地研读了蔡元培和陶行知的论著，从中汲取他们教育思想的精华。
在此基础上，我立下了鸿鹄之志，一定要励志改革，振兴新中国成立后因“左”倾错误而衰败的武汉大学，并发出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言。同时，我要学习蔡元培和陶行知先生，做一个理想主义的教育家。我认定，大学应当是培养有理想的人才，只有富有理想的大学校长，才能影响和培养有理想的学生。那么，一个大学校长的理想是什么呢？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个朦胧的轮廓，那就是以追求终极目的为理想，以追求卓越为目标，做到止于至善。
1982年秋天，我接待英国上议院一位资深的老年议员，他向我提出：“校长先生，你认为一个大学校长的使命是什么？”我感到有些突然，稍稍凝思片刻后回答道：“议员先生，我很荣幸回答您的问题。我认为，一个大学校长不仅仅是属于学校的，他同时也是属于社会的。他的使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和向社会输送杰出的人才；二是校长应当是思想家，要有远大的理想，应当始终站在社会变革的最前沿，关注科学和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自己的超前思想，影响科学和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议员频频点头，表示赞成我的观点。那一刻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竟然做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回答。也许，有些人认为一个大学校长做好学校分内的事就行了，哪还有精力关注社会，更遑论去影响社会的发展了。
其实，我的回答是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是从终极目标出发的，并不意味着我能够做到这一切。如果人们没有理想，人的想象力一旦枯竭了，那么人类的创造就会停止。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人造卫星、大型潜艇、直升机、电视机、塑料等已经不再是稀罕之物，可是有谁知道这些事物，竟然是在100多年前由法国天才的作家和预言家凡尔纳提出的，他虽然不是科学家，但他有理想和非凡的想象力，这正是他做出这些重大预言的思想之源。
几乎毫不例外，每一个有成就的校长，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蔡元培为什么发布《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因为他有追求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理想，无论是对他个人或是北京大学，都创造了10年的辉煌。陶行知先生为什么要辞去东南大学教授和教务长的职务，亲自创办晓庄学校呢？他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推行大众化教育，实现“募集100万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的理想。
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国外著名的大学校长们，凡是任职时间长且有重大建树者，没有一个不是具有远大抱负的理想主义者。例如，化学家艾略特曾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他于1869年履职时哈佛大学还仅仅是哈佛学院，但他提出：“要在查尔斯河畔创建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哈佛大学果真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它一直引领着世界大学改革的潮流，以至于有评论说：“美国先有哈佛（1636），而后才有美利坚合众国（1776）。”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理想主义造就了哈佛大学，在这座“人才炼狱”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领袖式的杰出人才。
有谁能相信，一个民族连国家都没有，怎么能够创建一所大学呢？这所大学就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它是1932年由生物化学家魏茨曼创办并担任第一任校长的，是先建校后建国的典型。根据第二届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将来分治的决议》，犹太人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建立以色列国，魏茨曼名至实归被选举为第一任总统。如果没有魏茨曼的理想和远见，以色列怎么可能成为“智慧的民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最普及的国家？因此教育乃是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崛起的决定因素。
同样的，英国纽曼于1851年创办了都柏林天主教大学，并担任了第一任校长，出版了《大学理想》一书。他是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他的教育理念影响了西方世界。日本福泽谕吉是私立庆应义大学的创办者，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6大著名教育家之一，他的思想对日本明治维新有着重大的影响。为了纪念这位思想家，日本万元纸币的头像不是天皇而是福泽谕吉。德国教育改革家洪堡于1809年创办柏林大学，提倡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柏林大学不仅成为德国现代大学的楷模，而且也导致了研究型大学在20世纪大行其道。
美国哈珀是芝加哥大学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他10岁上大学，16岁成为耶鲁大学的研究生，19岁获得博士学位，24岁当教授，35岁出任校长。他雄心勃勃，为了办好芝加哥大学，他竟然说服了8位在职的大学校长和20位系主任到芝加哥任教，令大学投资人洛克菲勒倾倒，这也成为美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佳话。哈珀被称为教育革命者，他使芝加哥大学成为既有思想又有学派的学术重镇，并给芝加哥大学留下了宝贵的“哈珀遗产”。一个建校尚不到120年的大学，获得了75个诺贝尔奖（全美第一），获得了12个国家科学奖，有60个科学院院士，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第一个希伯来文研究所、费米实验室，享有“大学预科教育之父”等荣誉。这所大学被誉为“苦修学术的孤岛”，一座真正的象牙之塔。
上述一切成就，不正是理想主义者所期盼的吗？试想，如果没有这些风骨凛然的理想主义大学校长，那么世界也许将是另一个样子，或者历史进程将会大大推迟。
那么，校长为什么应当是理想主义者呢？我从自己切身的经历中，归纳出了三点理由：首先，理想主义使我走上了教育改革的不归之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追求事物的完美性，对于现存的事物中不合理的成分，总是希望去改变它，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地步；而后者是维护现状，对于现存事物中不合理的东西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不愿去变革它们。正如培根所言：“习俗之所立，虽不优良，不失为适合时世，这是真的；而新事物则与旧者不甚契合，它们虽有用，可是因为与旧的事物不融合，所以会引起纠纷。”这就是为什么改革阻力重重，改革者总是遭非议的原因。改革本是火与剑的拼搏，如果不是理想主义者，没有敢于下地狱的殉道精神，是不可能走上改革的不归之路的。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励志教育改革，虽然遭到罢黜和被剥夺各种待遇，但我至今依然不悔，仍然在不断地研究和呼吁进行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
其次，理想主义驱使我研究和实践创造教育，致力于培养创造性人才。创造是从无到有，做出率先、第一和旷古绝伦的成就，是人类智力发展的最高境界。因此，没有理想主义就不可能进入到这个境界，也不会一直踽踽独行在创造教育研究的道路上。我先后提出了创造性的人才观、审美型的人才观，实施了一系列创造教学与管理制度，设计了实施创造性教育模式，出版了5卷本的“创造教育书系”等。尽管人们对创造教育理解得很少，实施创造教育的阻力重重，但我仍像杜鹃啼血那样昼夜不停地呼喊！
再次，理想主义定格了我的言行。理想主义的特点是完美性、终极性和克我性等。一般来说，理想主义者多是苦行僧，往往过分苛求自己，甚至去做一些明知做不到的事。我担任校长后，陆续提出了约束自己的箴言，它们是：“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思若大海，行如天马”；“苦读知书味，创造乐无穷”；“每日必思，思有所得，每日必写，写有新意”；“宁肯人负于我，而我绝不负于人”……这些言论无疑反映出了我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的确是我的信条，将终身笃行不移。
有位哲人说过，思想有多远，就能够走多远。这当然是理想主义者的座右铭，旨在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不断地进取。其实，理想主义者有不同的层次，追求理想的高度与他们思想的深邃程度有关。我虽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由于受到自己的天资所限，所以终究未有重大建树。但是，理想主义毕竟使我做了一些事情，如率先实施了一系列崭新的教学制度，不仅开创了武汉大学一段黄金年代，而且还影响了其他大学的改革；为了实现作家学者化的目标，首创了作家班，造就了我国一代作家群体；我所创办的插班生制度，激励了社会上一代青年人，点燃了他们求知的心灵之火；我作为武汉市政府两届咨询委员会主任，率先倡导建立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它现在是仅次于北京中关村的全国第二个示范型开发区，对于带动该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
理想主义者有时是失败者，例如在我被免职以后，先后设计了创办黄埔经济大学、中国实验大学、东方人文大学、温州企业家学院、海南教育试验城的方案，但最终都没有能够实现。我自认为自己的人生，有成也有败，有苦也有乐，是悲喜交加的人生。但我无怨无悔，希望每个校长都是理想主义者，培养出更多有理想的人才。我深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沿着理想主义者的足迹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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