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自陈永年主编；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 1》，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作者附注：本文是应昆明市政协之约，根据《云南大学志·总编》《云南大学志·大事记》《熊庆来纪念集》《熊庆来传》及丁宝珠同志的《云南十学与熊庆来》所载大量资料及本人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改编而成，若有错误请予批评指正。
熊庆来，字迪之，1893年农历九月十一日诞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朋普镇息宰村。幼年在本村私塾完成了启蒙教育。1905年随父熊国栋赴州官任所。1907年考入云南方言学堂至昆，专修英、法语。1913年考取云南官费留学，赴比利时学矿业，次年因欧洲大战爆发，他取道荷兰、英国到了法国巴黎。战时法国矿校关闭，即改学数学。1915年入巴黎圣路易中学数学专修班，1916年在格诺布尔取得高等数学证书，1919年先后在巴黎及蒙柏里大学又取得高等分析、力学及天文三证书，并获得理科硕士。1920年取得马赛大学高等普通物理学士证书。1921年归国，在昆明任教于云南工业学校及路政学校。
1921年应聘赴南京，在东南大学创办算学系，任算学系主任，近5年间，他自编了十几种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高等数学讲义、教材。与此同时也致力于培养人才，如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就是当时的优秀学生。1925年应聘往西北大学筹建算学系，到职不久，遇军阀混战，离开西北。1926年应清华大学之聘，熊庆来又至北京，在清华大学创办了算学系。当时系内师资缺乏，他除了担任算学系主任外，还亲自讲授“高等算学分析”“复变函数论”，“变分法”“力学”等课程。1928年起，他陆续聘请孙光远、杨武之为教授，并开出了几门反映当时最新科学的高深课程，对于在国内传播最新科学知识，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他亲自开出的“近代微分几何”。他编的教材《高等算学分析》，水平很高，内容丰富，逻辑严密，被列入《大学丛书》，公认为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高等数学中文教科书。1930年，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先生休假出国，熊庆来受托代理该校理学院院长，并曾一度任地理系主任职务。在清华任教期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算学研究所，录取了陈省身、吴大任两位研究生，使以培养高级人才为目的的清华算学系初具规模。
1931年，熊庆来作为中国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会议的代表，参加了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国际数学会。并利用一年休假及清华规定的教授服务5年，可申请出国搞学术研究一年的机会，1931年至1933年，在巴黎庞加来研究所专研整函数及亚纯函数，1933年，荣获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博士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极亚纯函数》中定义的无穷极，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极”。
1933年熊庆来回到清华，仍担任数学系主任，又把清华算学系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广聘贤能，荟聚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任教。他明确思想，指导有方，并依靠这支杰出的教师队伍，在清华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如：陈省身、华罗庚、钱三强、钱伟长、庄圻泰、吴新谋、赵忠尧、周雪欧、唐经培、周绍谦、陈传璋、许宝禄、段学复、曾鼎和、徐贤修、柯召、施祥林、郑曾同、曾新铄、田方增、朱德祥、杨宗磐、曾远荣、林家樵等。他在担任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同时，还于1935年参与创建了中国数学会，并担任主要职务。1936年，创办《数学会会刊》（即现在《数学学报》的前身），为数学研究开辟了发表论文和探讨问题的园地。熊庆来在清华园不足十年，却把清华大学数学系，办成了全国第一流的数学科系，把数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种子，撒遍祖国大地。“他在清华一段时期，不动声色，使清华数学系成为中国数学史上光荣的一章。他在复变函数论作了不朽的贡献。经师人师，永垂典范。”（陈省身《忆迪之师》）
1937年6月，熊庆来应云南省主席龙云之聘，到云南大学任校长。1937年至1949年之12年间，熊庆来满怀报效桑梓之情，历尽艰辛，把云南大学办成了一座学科门类较为齐全、颇具规模，享誉中外的综合大学。1949年6月，他在广州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国民党政府指派他和梅贻琦等5人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他就此离开了云大。巴黎会议结束后，他借居巴黎从事数学研究。1951年，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虽重病缠身，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孜孜不倦地坚持数学研究。他因右手不能活动，便学习用左手书写，在法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数学论文十多篇。1956年，法国数学界推荐他执笔撰写了《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体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一书，作为法国数学丛书的一本，得到国际数学界的赞誉。在巴黎期间，台湾方面曾多次来电来函邀他到台湾大学或原子能研究所任教，并应允了优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他都谢绝了。
熊庆来第三次居留法国不久，新中国宣告成立。1953年，周总理通过严济慈、楚图南、华罗庚等多次去函于他，楚图南在出访北欧时，曾多方与他联系，希望他回归报效祖国。1957年6月，他返回了祖国。
回国后，他得到充分信任，安排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并担任所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函数论室主任。他以高度的热情投入了工作。为了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他十分重视开展学术活动，他热情倡导并组织了北京地区复杂函数研究班，推动了函数论研究的发展。在此同时，他还带了最后一批研究生，其中的杨乐、张广厚成为国际著名数学家，为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熊先生一生共发表具有创造性论文50余篇，书籍和讲义10余种，有一半的论文是在晚年病残中写成的。1958年，熊庆来被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64年，又被选为常务委员。他积极参加政协各种活动，通过学习、视察，深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所鼓舞，大有感触地说：“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几十年要有意义得多，常常是不知老之将至！”
1937年，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对办大学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大学是培养领袖及专门人才的场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政治上若不为己用，就会为他人所用。业务上若无真才实学，就不能负起建设的重任，因此，他对云南大学校长人选极为重视，并通过各种渠道物色。曾在北平师大就读过的其夫人顾映秋、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缪云台、省教育厅长龚自知以及和熊庆来在比、法留学时的同学、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均先后与熊庆来交往过。他们对熊庆来了解颇深，故分别向龙云推荐。龙云认为，熊庆来确实非常符合他对云南大学校长人选的要求。他不仅通过各种关系劝说熊庆来回云南，而且应允了熊庆来增加学校经费、争取云南大学改为国立大学的主张，以及熊庆来提出的“约法三章”：（1）校务、行政，省政府不加干预。（2）校长有招聘、解聘教职工之权。（3）学生入学须经考试录取，不得凭条子介绍。
熊庆来当时在蜚声国内的清华大学就职，这是全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拥有优于全国其它地方的先进设备、丰富的图书资料、众多的名师、优美的校园，一家人住在清华园内独立的四合院内，清静、优雅、舒适，收入丰富。在这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下，已有相当成就，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接到龙云的聘请后，熊庆来从当时国家的形势和教育的发展考虑：“我鉴于那时国家教育、学术发展甚不平衡，感觉能在西南经营一健全的大学，应有重大意义，尤其当国势艰难之时。我认定只有在云南办好自己的大学，使很多青年易得深造机会，不必舍近求远，才能满足建设的需要”（熊庆来《我的自传》）。在北平，云南旅平学会的欢送会上，他说：“我是云南人，从事大学教育，敬恭桑梓，惟办学一途，筚路蓝缕，势必要影响自己的研究工作。但能培养出成百上千的后起之秀，这牺牲是值得的。”1937年6月26日，熊庆来接受了龙云的聘请，抱着服务桑梓的信念，毅然放弃清华教学、研究、生活的优越条件，踏上了回归之路。
当时的云南大学虽然已有15年的历史，但由于长期师资力量薄弱，经费紧缺，设备简陋，导致教学质量较差。抗日战争爆发后，敌机狂轰滥炸，办学环境极其艰难，但他仍满怀信心，对办好云南大学，一直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
熊庆来在法国留学多年，对国外大学之长处较为了解。他在云南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谈到：“我们国内大学，要寻找一个能够和法之巴黎（大学）、英之剑桥（大学）、德之格廷根（大学）媲美的尚不多得，不是我们的校舍不如他们的宏伟，人数不如他们众多，乃是内容不如，精神不如。”他把中外大学作了对比，分柝国外大学的长处：“他们的优点有三方面：（1）基本课程精当切实，社会需要的高等技术人才，可由此产生。（2）研究设备完善，教师指导有方，有利后进，在良好环境的良好指导下，得熏陶磨炼，成为学术之支柱。（3）对于学术本身有重要贡献，于学校精神之上，增加无上价值。”“所以当代著名的大学，都不外在此三方面做到相当程度，对于社会国家，便可供给实用的人才，可供给学术上的工作者，可解决学术上的新问题。那末国家可臻于富强，国际地位因之提高。云南虽处边陲，但就物产、气候、国防各方面说来，都很重要，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熊庆来在清华任教近10年，深受校长梅贻琦“通才”教育的影响，对清华的教学及管理方面均较了解。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后，内陆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内迁云南，不少名师云集昆明，“为熊庆来学习清华大学，对大学本科生进行必须的社会、自然、人文科学综合基本训练，及专业基本训练的经验，以达到培养基础广泛厚实的某一学科的领域，普通专门人才的办学设想，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云南大学志》总述）
熊庆来借鉴国外大学及清华大学之经验，又从云南地方的条件和需要考虑，在任云南大学校长之后，提出了改进大学的5条原则：（1）慎选师资，提高学校地位。（2）严格考试，提高学生素质。（3）整饬校纪。（4）充实设备。（5）培养研究风气。在云南大学12年间，尽管步履艰难，他仍遵循这5条办学原则，使云南大学得以长足发展。
慎选师资这是熊庆来办学、治学中，一贯重视的重要举措。他一向认为，“学校成绩之良窳，过半由教授负责，”特别强调优秀教师对保证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性。因此，他总是采取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聘请学术地位高、影响大的知名教授、专家任教。对一些在教学科研方面，确有突出成绩，或为知名学者、教授推荐的青年专家，他也破格聘用，不拘一格地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他在东南大学、西北大学创办算学系如此，在清华大学算学系也如此。他不仅发现、培养、使用自己的人才，如广为称颂的“慧眼识罗庚”则是一较为典型例子。他还到国外聘请了法国著名数学家哈达玛，并和顾毓秀先生一同，聘请了美国教学家维纳到清华讲学，这成为当时轰动中国数学界的一件大事。为了办好云南大学，他履行此用人方针，在抗战时期更为突出。他根据云南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情况，从教学需要出发，聘请了近百名优秀教师。
自北平出发准备返滇时，他就开始聘任教师的工作。他用争取到的“中英庚款”五席讲座费，首先在清华聘任；接着，又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南开、中南、中央等大学和研究所采取借聘、兼任、设讲座等方式，聘请了全国知名的数理专家、采矿专家、冶金专家、经济学家、土木建设专家，加强云大数理、矿冶、经济方面的教学。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成为抗战“大后方”，除清华、北大、南开3校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外，战区许多大学，如中法、浙江、华东、同济、中山等校，和国民政府所属的一些科研院所，也西迁来昆。熊庆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除继续聘请以上专家留校外，还向这些学校和科研单位，借聘了不少著名教授、学者充实云大的教师队伍。如：闻在宥、施蜇存、陶音、吴晗、楚图南、白寿彝、尚钺、胡小石、华岗、闻家驷、刘文瑞、吴文藻、费孝通、潘光旦、陶天南、周新民、王伯琦、沈来秋、朱炳南、潘大逵、林同济、萧蘧、王赣愚、朱驭欧、赵忠尧、华罗庚、冯景兰、崔之兰、庄圻泰、陈省身、何鲁、霍秉权、张为伸、严楚江、李季伟、王士魁、顾宜荪、丘勤宝、殷之润、高琪、邹思泳、张正平、蒋导江、朱熙人、陶桂芬、石充、卢焕云、李清全、李吟秋、马光辰、范秉哲、杜棻、李枢、姚碧澄、戴练江、赵明德、刘学敏、汤惠荪、张福廷、诸宝楚、段永嘉……此外还有请来协助科研的知名学者，如边疆教育方面有：薛观涛、丁道衡、张维华、江应梁、宓贤璋等。同时聘请其中一些有办学经验的人，任学校的主要职员和新建院系的筹建人，如：聘请何鲁任教务长兼数理学系主任，聘请林同济任文法学院院长兼政治经济学系主任，聘请张正平任矿治工程学系系主任，聘闻在宥任文史学系主任。请范秉哲筹建医学院，严楚江筹建植物学系，聘请长期在北方从事中学教育的杨春洲，任云大附中主任（后称校长）。还聘来一批数理方面有发展前途的青年教师，如朱德祥、胡维青等，生物方面如吴征缢、潘清华等，农林方面如徐永椿、曹诚一等，文史方面如张友铭、陶光、李文衡等。对云大原有教师根据水平与外来新聘专家同等待遇。这样，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大学名师济济。教师数量从1937年的49人，增加到1946年的237人（其中：教授、副教授由38人增至126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后。
在聘任问题上，熊庆来始终坚持“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如数学家庄圻泰在清华时就跟熊庆来当研究生、助教多年，后又留法获国家博士学位，很有成就。到云大后熊庆来只聘他为副教授。每一次这类事情之后，熊庆来总是笑着说：“做出成绩再提升吧。”熊庆来聘任教师的另一特点是：对教师中的学术派别与留学系统、政治见解一般不作干预，他只注重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如他在云大附中听课时，发现楚图南在文学方面很有造诣，即与杨春洲商议调他到云大文史学系任讲师，半年后聘为副教授，此后又聘为教授兼文史学系主任。
由于教师大多来自国内著名大学和中央研究机构，许多教师或是留学返国专家，或是国内著名学者，曾获各级学位，有长期教学、科研的丰富经验，既带来留学国家和原院校的教学水平和重科研重实验印证的教学作风，也带来自由研究的风气，使云大的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云南大学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地位也随之显露，并出现了活跃的学术气氛。
熊庆来到云南大学之前，云大有文法、理工两个学院。有中国文学、教育、法律、矿治、数理、土木工程、政治经济等7个系，设有一个医学专科。到云大后，他既重视学校已奠定的历史基础，又重视云南地方的条件和需要，他在与地方报记者谈到办大学的计划时说：“各大学和专门学校，宜就其学校历史及环境需要……造就专门人才。云南省大学负使命为中学培养师资，造就地方实际建设人才，并就本省天然物产，加以研究（如采矿、冶金、植物等），以期成为西南学术重心。”他是云南人，在云南受过教育，他了解云南矿产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多民族，文化落后。因此在1937年，当他接聘校长后，在院系设置和建设时，首先注重加强采矿、冶金、植物等学科。他用争取到的部分经费，向著名大学借聘了长于采矿冶金、植物、教育方面的专家和数理文史方面基础学科的教授、学者，并用部分经费，购置这些学科的设备，充实提高这些学科。然后对院系进行了调整：将文法学院的中国文学系改成文史学系，把理工学院分为理学院、工学院，在理学院内撤销数理学系，改设数学系（先称算学系）、理化学系、植物学系，工学院仍设土木工程学系、采矿冶金系（后称矿冶工程学系）。他还从云南医疗卫生落后，需要发展的实际出发，将医学专科继续维持到毕业，同时增办医学院。
1938年，云大改为国立后，熊庆来听取植物学家严楚江的建议，以研究开发云南动、植物资源，并为医、农学院的建立奠定基础为由，使当时教育部放弃了将云大植物系并人西南联大的决定。同时，他还利用当时学者聚集云南的条件，聘请了植物学家崔之兰到校，与严楚江共同将植物学系扩大为生物学系。1939年，又采纳了吴文藻的3点建议，对院系又作了调整，完成了文法，理、工、医、农5院组建，符合建制的要求。1940年至1945年，根据云大的发展和需要，每年对院系均作一些调整和扩大。至1946年，云南大学已有5个学院（文法、理、工、医、农），8个系（文史、外语、法律，经济、政治、社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矿治、土木工程、铁道管理、机械、航空工程、农艺、森林、医疗）3个专科（电讯、蚕桑、采矿）；两个研究室（西南文化研究室、航空研究室），以及附属医院、疗养院、凤凰山天文台、附中、先修班、农场、林场等机构，成为当时西南地区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一所高等学府。不仅为云大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院系调整时，云大的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能相继独立，发展成为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云南农林学院创造了良好条件。
熊庆来接受龙云的聘请来到云大后，他除积极到各方聘请名师到云大任教外，同时为解决云大的经费及校舍建设，到处奔走，多方呼吁。他一方面一再呼吁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重视高等教育，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凭借自己国际国内知名学者的声望，通过各种关系，争取各类补助。如1937年7月来校之前，争取到的“中英庚款”五席讲座费，1938年争取到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补助10万国币，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4万元，资源委员会补助国币2万元。1939年，又争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对矿冶系每年补助14万元，以10年为期的一笔巨额支援。熊庆来用这笔补助费充实了矿冶系的师资和设备。1938年，还争得美国罗氏基金会补助的美金6000元。同时又获得中法教育基金会补助医学院的一笔经费，购置医疗器械、聘请法语教师……
龙云对熊庆来办好云大，也给于大力支持。从熊庆来到校后，云大经费每年增为国币25万元；同时龙云积极向南京政府，争取云大改为国立。1938年云大改国立后，每年经费又增加到国币50万元，由教育部和省政府各拨一半。但随着国币贬值，经费虽有所增加，但教育部所拨部分，经常拖欠，不能到位。省支出部分，一般虽能保证，但常入不敷出。龙云则通过省内各方力量，支持熊庆来。如1942的通过云南兴文、劝业银行在云大设立龙氏讲座10席（每席约万元国币），通过地方企事业界热心教育者，捐资设立与发展地方经济民族文化有关的讲座，1943年省企业局提供10万元烟草栽培试验费等等。由于多方资助，学校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得以充实，标本数量得到增加，从而推动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为校舍的扩充、建设，熊庆来又多方争取支援。1938年，龙云夫人顾映秋，捐资修建了“映秋院”（女生宿舍）；1940年，企业界人士董澄农捐资修建了“澄农馆”（医学细菌馆）；1941年，卢汉夫人龙泽清捐款修建了“泽清堂”（大教室）；1942年，董澄农又捐赠西郊渔街子疗养院；1943年，周润苍、杨镜涵捐款为农学院在呈贡建了“仙舟图书馆”。与此同时，他又用学校及其它方面争取到的经费，添建了医学院教室及实验室10余间，工学院实习工厂二座，增建水力实验室、植物温室、试金试验室、选矿试验室，为学生、教师修建了一些宿舍（选自《内迁院校在云南》中丁宝珠《云南大学与熊庆来》）。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带给中国老百姓无比深重的灾难，云南大学经费更加吃紧，教职工的生活十分艰难。然而为了坚持办学，熊庆来不得不与滇籍教职工商量，将月薪金按全国标准打7折。1938年后，按政府规定，职工月薪又打了7折，两个7折后，滇籍职工的薪金更低了，但他们大多从爱国爱乡出发，还是坚持住了。熊庆来的生活也十分艰苦，除工资也和滇籍教职工一样，两次7折后，从战前的800元法币降到了400元，低于外省籍教授的450元。然而熊庆来却以更加顽强的艰苦奋斗精神，将全部精力都投入校务上。每天清晨和晚饭后，都在校内各处巡视，察看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看学校建筑工地施工情况，与教授职工及学生谈心。由于他率先垂范，大多数教职工对学校也无怨言。1938年后，日寇飞机几次对昆明狂轰滥炸，云南大学教室、实验室、教师及学生宿舍惨遭空袭，甚至校长住宅的门前也落了炸弹，学校损失惨重。熊庆来一方面鼓励师生员工照常坚持上课，同时发电斥责日寇暴行，争取各方援助；另一方面，他亲自到路南、嵩明、杨林、会泽、呈贡以及昆明的筇竹寺、海圆寺等地察看，以考虑和安排学校及教职工的疏散问题。决定理学院疏散到杨林马坊镇，附中疏散到路南，农学院疏散到呈贡……在这艰难的环境中，云南大学的建设一天也未停止过。当时民国政府主席林森来电说：“云大虽屡遭轰炸仍继续上课，足见该校长领导有方，全体教职员及同学的奋斗精神，殊堪嘉慰。”
培养研究风气，提高学术水平是熊庆来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大学的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之生命与精神。”对于学术的生命与精神，他解释说：“其生命表现于所有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以及师生之种种高尚活动。其精神，内则表现于教学之成绩，钻研结果，与夫德行之砥砺，外则表现于师生对社会之影响，校友对社会国家之努力。”为了培养研究风气，熊庆来鼓励各系师生成立各种研究会，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举办各种竞赛，学校学术空气颇为活跃。出版学术刊物和丛书，是培养和鼓励师生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熊庆来对此十分重视。于1938年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在经济拮据，纸张昂贵的情况下，学校还是创办了《云南大学学报》。抗战初期，教师中的一些派别，都有自己的刊物在云大发行；各院、系、室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出版过刊物。在个人研究方面，这时期，文科一些教师或以本名或以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专栏文章。如中共云南地方组织负责人之一华岗以林石文的笔名，在地方报上发表《抗战胜利的中国向何处去》等星期论文，尚钺以本名在《正义报》星期论坛上，发表过《新中国文化》等连载文章。熊庆来在行政、教学之余，还从事《无穷极之整函数》、《可求和之散极数》等的研究。其他教授，均从个人所长的各门学科进行研究，发表文章。有的还译为英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抗战时期教师中还成立了一些群众性的研究团体，如：“云大宪政研究会”“西南文化研究会”“中华科学研究会”“西南民族研究会”等等。熊庆来也参加了一些研究会的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云大还开办各种讲座，为学生创造印证课堂所学的条件。学生中还出版名为《后盾》的刊物，宣传支援抗战；另外，还组织了许多壁报社团，以各种形式定期出壁报，帮助同学了解形势，提高爱国、民主觉悟，同时也活跃了学习气氛。
熊庆来初到云大时，学生主要来自本省，由于受云南文化落后及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种种影响，学生不多，中途辍学者不少。抗日战争爆发，云大改为国立后，外省籍学生增加，云大也承担起为全国培养人才的责任。
熊庆来为提高教学质量，使云大毕业生“其造就不在一般国立大学学生之下”，到校后开始整顿学风，整饬校纪，严格考试制度，纠正考试中的作弊行为，修改制定了学则，并严格加以施行。首先把好入学关，规定了入学录取分数线，严格考试，不凭任何人的条子入学。录取时考虑云南中学生实际水平，较西南联大低10至15分，对成绩不合格但接近分数线者，可先入先修班学习，这样新生入学水平得以较大提高。其次，对学生入学后严格把好考试关。对一学期内总分有2/3不及格者除名，学年总分1/2不及格者除名；对考试作弊者，严厉惩处，从扣分、警告、记过、直至开除。
学则规定，平时考试由授课教师于学期中随时严格举行，要求教师将平时的笔试、口试、练习、笔记、报告等成绩评算后，与期末考试成绩合算，评定为该科之学期成绩。毕业考试，由部派人员与校方推荐人员组成毕业生考试委员会。组织所考科目，由考试委员会决定。毕业考试前交毕业论文、由指导教授评分后，交该委员会审核。严格考试起到了督促学生的作用。对教师和学生产格要求的结果，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
由于许多课程，特别是基础课，都是由名教授及专家任教，这些课都是专家、教授们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和心得，很有份量，这样的教学水平拉近了和其它国立大学的差距。使学生开阔了视野，及时接触到世界文化科学技术的较新成果，从中学到受益终身的知识，毕业后谋职就业的竞争力必然增强。
短短几年间，云大的教学质量迅速提高，学生人数由1936年的302人增为1946年的858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建设人才，成为各行业的中坚力量。学校面貌迅速改观，在国际国内的知名度也相应提高，成为学科门类较为齐全，教学水平较高的全国知名大学之一，并列入《大英百科全书》收录的30所“著名中国大学”名录。
熊庆来离开我们已有30余年，人们仍在怀念他、纪念他。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在《忆熊庆来先生》文章中写道：“先生以毕生精力从事数学研究，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他严谨、刻苦的治学风格，长期以来一直为我国学术界所称道。”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楚图南在《记熊庆来先生二三事》刚之章中写道：“熊庆来先生是本世纪初，我国最早接触现代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又是我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抗战期间，在昆明这样一个政治情况十分复杂的地方，熊先生从替国家爱惜人才的角度，在云南大学安排了为数不少的一批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从间接的方面，支持了当时的爱国进步的潮流，支持了当时在昆明的民主运动、文化运动和青年运动，这一点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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