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大观楼风景如画，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付一百八十字的长联。它以生动、简练的笔触描述了云南的历史，用“唐标铁柱”四个字概括了唐在云南设治的功绩。铁柱在哪里？有人说：“孙髯翁失于考史，没有史实”。又有人说：“铁柱是南诏立的，不是唐立的”。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唐代，云南地区各族人民心向统一。《旧唐书·韦仁寿传》说，唐高祖李渊派韦仁寿为检校南宁州都督，带兵五百人到西洱河（今洱海周围），“承制置八州十七县，授其豪帅为牧宰，法令清肃，人怀欢悦”。各部落首领为了挽留韦仁寿，大家哭着十天内就筑好了城，建起了官厅屋舍，并派子弟随同入朝，进献土特产。武则天时，派裴怀古往姚州争取各部，“归附者日以数千”。以后，各族首领又相约到京城，“诣阙颂怀古绥抚之状”。唐朝在云南遍设州县，隶戎州都督府（今四川宜宾）、姚州都督府（今云南姚安），统归剑南道（治今成都）管辖。
但是，随着吐蕃势力的发展，唐原设治的地方逐步被吐蕃占领，洱海地区成了吐蕃与唐争夺的对象。680年（调露二年），吐蕃“并西洱河诸蛮”，吐蕃赞普器弩悉弄亲征滇西北一带，“向白蛮征税，乌蛮亦款服”。面对这种形势，唐王朝首先扶持各族中亲唐的力量。689年（永昌元年），一度依附吐蕃的浪穹诏主傍时昔，率领所属二十五部重新归唐，唐朝任命傍时昔为浪穹州（今洱源）刺史，“又逼蕃界，兼资镇遏”，作为向北堵截吐蕃的前哨。不久，大首领董期也率所部二万户内附，充实了向唐的力量。唐朝还派大兵廓清叛乱，击退吐蕃。694年（延载中），在金沙江以南增设泸南七镇，派蜀兵戍守，加强军事实力。707年（神龙三年），姚州诸部又依附吐蕃，联合侵边。六月，唐派侍御史唐九徵为姚嶲道讨击使，率兵对付吐蕃。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一载；“时吐蕃以铁索跨漾水（今漾濞江）濞水（今顺备河）为桥，以通西洱河蛮，筑城以镇之。九徵尽刊其城垒，焚其二桥”。唐九徵“累战皆捷”，拔除了吐蕃的据点，切断了吐蕃进入洱海地区的通道，把吐蕃势力赶到漾濞江与顺备河西岸，恢复了唐在洱海区域的统治，并在波州（今祥云县），建铁柱以纪功。
唐九徵铸铁柱的史实，开元宰相张九龄《曲江集·敕吐蕃赞普书》说：“缘彼州铁柱，前书具报，一言不信，朕岂厚诬。更以相仍，便非义也。铁柱书唐九徵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审之，徒劳往复”。同书另一篇《敕吐蕃赞普书》说得更具体：“近得来章，又论蛮中地界。所有本末，前书具言。赞普不体朕怀，乃更傍引远事。若论蛮不属汉，岂复定属吐蕃耶？……至如彼中铁柱州图、地记，是唐九徵所记之地，诚有故事，朕岂妄言。所修城壁，亦依故地”。非常清楚，吐蕃赞普几次三番向唐提出铁柱问题，就因为铁柱是唐统一洱海地区的历史见证。唐廷反复征引铸铁柱故事，也因为铁柱上有反映唐在这一地区设置州县的地图，和唐九徵所作的文字说明，标明了唐朝的统治范围。铸铁柱的同时，还修建了城堡。这些，到开元年间仍为“百姓咸知”，敕书所说应该是十分可靠的。
关于铁柱的所在地，《新唐书·吐蕃传》说：“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人们要问：标明地界的铁柱，为什么不选择在接近吐蕃的地方？假若铁柱远在滇池边，为什么又会引起吐蕃强烈的反响？其实，上引敕书讨论的地区，都在滇西吐蕃和唐争夺的“蛮中地界”，“彼中”铁柱，当然应在滇西。《旧唐书·中宗纪》说，姚嶲道讨击使唐九徵击姚州叛蛮，“遂于其处”纪功，也和敕书的“彼中”意思相同，铁柱应立于姚州辖境内发生事件的洱海附近，“滇池”当系“洱海“之误。《大唐新语》说得很明确：“波州铁柱，唐九徵铸”。波州就是敕书中“彼州“的注释。《蛮书》卷六说：云南城“西隔山有品□睒，亦名清字川，尝为波州。大池绕山，长二十余里”。卷一又说：云南驿“至波大驿一日，至白岩驿一日”。云南城“至波大驿四十里，至渠蓝赵馆四十里”。云南驿在今祥云县东部，同今名。白岩即今红岩，在弥渡坝子北端。渠蓝赵馆即清代赵州，在今大理县凤仪。波州居适中处，且当通往滇西的大道上，应在今祥云县城。《大理行记》说：云南州“又西行三十余里至品甸，按唐史尝置坡（波）州，亦名清字川”，“甸中有池名曰清湖”，与唐代樊绰记录相合。“大池绕山”的清湖就是今祥云县城到云南驿间的青海，只是水面已没有二十余里长，古今水变化，这是常事。黄炳堃《云南县志》认为：“今云南县城乃旧品甸，即今品澹赕，亦曰品□赕，亦曰波州，亦曰波大驿，皆一地也”。唐九徵铁柱应立于今祥云县地。
天宝以后，南诏统一了云南地区，打破了边远各族的闭塞状态，提高了云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这些都有利于祖国统一的进一歩发展。然而，到了南诏后期，世隆一登台就四出攻掠，《资治通鉴》说他“改元建极，遣兵陷播州（今贵州遵义）”。北边两围成都，沿途纵兵焚掠，“蜀无大扰”。南边攻安南都护府，两陷唐交趾城。又以近六万兵围邕州（今广西南宁），势力遍及邕、容等五管（今广西境）。为了替地方割据政权树碑立传，世隆也建铁柱，在今弥渡城西太花公社庙前村铁柱小学内，柱高3.3米，园周1.05米，直立在一米多高的台上，题记为直列阳文正书二十二字：“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建极十三年为唐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这正是世隆累攻西川寇掠方酣的时候。《南诏野史》说：“咸通壬辰十三年于白岩诸葛武侯所立铁柱之地铸天尊柱”，虽然误把波州铁柱认为诸葛亮所建，但却透露了波州铁柱和弥渡铁柱的位置相距甚近。世隆也可能利用波州铁柱重铸弥渡铁柱，以致唐后期有关波州铁柱的记载没有了，人们再也看不到波州铁柱！弥渡铁柱的位置，正当跨入南诏发迹的蒙舍川（今巍山坝子）的大道上。当时横贯云南东西的交通，不惜多花一天绕经蒙舍城:《新唐书·地理志》入边州道里载，白岩城“七十里至蒙舍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从今红岩经巍山再到下关，刚从铁柱附近经过。我省很多民族古代都有祭柱的习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上就有杀人祭柱的场面，江川李家山也出土有剽牛祭柱的铜扣饰。弥渡铁柱应是南诏祭祀用的。《南诏中兴国史画卷》为我们保存了祭铁柱的场景，祭铁柱者为“巍峰刺史蒙罗盛”。这个铁柱被称为“天尊柱”，成为神化南诏统治的象征。由于南诏后期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无止境的征战抢掠，给内陆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也加剧了云南地区的社会矛盾。《新唐书·南诏传》概括当时的情况说，“酋龙年少，嗜杀戮，亲戚异己者皆斩。兵出无宁岁，诸国更仇忿，屡覆众，国耗虚”。分裂的标识救不了分裂者的命运，建弥渡铁柱后三十年，画卷描述祭铁柱事后仅三年，公元902年，南诏地方割据就垮台了。只落得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
从波州铁柱到弥渡铁柱，这是历史的一段插曲。世隆建弥渡铁柱的事，早已被群众遗忘，广大人民心中的铁柱，已经不是南诏统治集团错铸的铁柱。元初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辩解说，铁柱“或以为武侯所立，非也”。但明清著述中仍称它为“武侯纪功铁柱”，“俗以为诸葛亮铸”的说法，累见不鲜。《白古通记浅述》更把它故事化，说诸葛亮至白岩，捕斩了“聚兵猖獗”的雍闿，又对孟荻“七擒七纵”以服其心，“后悉收之以为国属”，设立云南郡，于是铸了这颗铁柱，“会诸侯夷王、僰人酋长而祭之，自是岁以为常”。铁柱庙中光绪六年的碑说，人们认为铁柱是诸葛亮南征时立的，诸葛亮在立柱的地方擒了孟获。铁柱当然不是诸葛亮所建，所以孙髯翁长联中说：“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往事越千年，波州铁柱虽被毁掉，而今天珍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云南各族人民，仍在追念传扬它，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朱惠荣（1936～2018），云南大学教授，曾任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徐霞客研究会会长。1959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长期致力于徐学研究，是当代徐学的泰斗和领军人物，对徐学的研究、建设、宣传和服务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整理并加注的《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目前《徐霞客游记》最好的本子。
原载于《思想战线》197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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