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郑和为什么不能开启大航海时代
明朝建立之初，元末群雄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逃亡海外，经常骚扰明朝边境，与此同时，因当时日本分裂为南北朝，许多落魄武士流落于海洋，开始聚集成海盗，抢掠中国沿海城市，这些人变被称之为倭寇。
因为这两种势力的侵扰，而明朝当时的心腹大患又是大漠的北元朝廷，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将进攻重心放在北边，对南方沿海以防御为主，并厉行海禁政策。
对这个海禁政策，因为教科书的关系许多人都耳熟能详，很多人对海禁政策的内涵实际上是一知半解。
根据晁中辰显示在《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序章里的描述，“海禁就是禁止海外贸易，官方贸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在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海禁政策是在宋初，不过很快就被废除，而后宋元两代也曾多次恢复，时断时续，到了明初，海禁开始成为基本国策，发展至清代，成为了更为变本加厉的闭关锁国。
在明初，民间海贸被限制后，真正由官方主导的是朝贡贸易，也叫勘合贸易。最初，明太祖仿效宋元，在沿海设置市舶司管辖海外贸易，可没过多久，便废除了市舶司，海外贸易由地方长官兼领。
中国的朝贡贸易，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对外国的使者的回赐经常多出人家给咱们物品的数十倍，其目的，在于维持以中国为天朝上国的宗藩体系，也就是让周边各国认明朝为老大哥，不过这个老大哥不但不收保护费，还时不时给小弟们发钱，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这是不是就说明朝的朝贡贸易就是赔钱，而不是赚钱的呢？也不尽然，首先，根据万明的研究，海外国家朝贡的物品，并非全是上供物品，还有附带方物，这些附带方物一律由官方收购，再由官方统一出售，这就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盐铁专营”的垄断市场，政府完全可以坐地起价，带来庞大的财税收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与民间商人争利的盘剥手段。
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减戍守之费，又以禁海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2]
这是明人王圻对于施行海禁的分析，其中“使利权在上”一语，可谓一针见血。
这种情况持续到永乐年间，海外的力量发生了变化，第一，是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完蛋了，这个很正常，毕竟这么多年了，老的老死的死，也该完了。
二氏灭，而其余党入海，勾引诸倭，故其为害。直至二十年后，壮者已老，老者已死，方得少息。[3]
第二，是倭寇之患的减少与萎缩，根据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的分析，此时倭寇之乱熄灭原因有三。
一是日本重新统一，而新统一的足利幕府与明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明日双方此时处在一个罕见的蜜月期，在明日双方的联合捕杀下，倭寇的处境举步维艰。二是明朝经过明太祖在位的三十余年，国防力量较强，同时又建立了以海禁为核心的防御体系，倭寇无从下手。三是永乐十四年，倭寇进犯辽东，遭到明军反击，损失惨重，史称望海埚大捷，彻底将倭寇打出了心理阴影。[4]
因为这两个变化，明朝的对海政策发生了转变。
首先，明成祖不仅恢复了市舶司，同时“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派遣郑和率领巨大的舰队下西洋，目的是将整个海洋遥控在中国的手中。
此时，明朝的对海洋的策略开始变得更加外向、积极，不过，虽然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但并不等于明朝的海禁就作废了。
郑和下西洋开始于永乐三年，而永乐五年，朱棣便下了诏书：
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依律治罪。[5]
郑和下西洋，本质上是维护官方的朝贡贸易，将更多的国家都纳入明朝的“家国天下”体系中来，而并非是鼓励民间积累原始资本，所以对于遏制民间的私人海贸的大方向，不仅没有变，反而更加严厉禁止。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由官方垄断海外贸易，却不许民间发展海贸，所以当然不会带来大航海时代。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取缔民间贸易
不过，这里要特意提一句，明朝虽然一开始就施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但实际上海禁并没有真正断绝民间的海贸，比如明朝人谢杰就说的很详细：
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6]
毕竟很多人祖祖辈辈就吃这碗饭的，而且，海贸实在是太赚钱了，比如明末顾炎武就这样形容过：
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鹜，其于凌风破浪，直偃息视之。违禁私通，日益月甚。[7]
朝廷既然搞海禁，断民间的生路，那么大量的海民只能叛国，纷纷下南洋谋取生计，最终都聚集在一个叫做旧港的地方。
南洋的华人故事从这一刻开始上演。
2，中西殖民者的不同遭遇
洪武末年的南洋，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一个叫陈祖义的海盗被苏门答腊的渤林国王任命为将军，其后陈祖义自立为王。
第二，一个叫梁道明的广东人在旧港华人的拥立下，建立了新三佛齐王国，成为了国王。
梁道明与陈祖义，这两个华人在南洋横行一时，成了名副其实的海上皇帝，但当郑和的船队开到南洋的时候，两位王懵了。
因为他们可以在南洋称王称霸，根本原因不是他们很强，而是南洋的土著国家实在太弱，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而如今祖国的庞大船队驾临南洋，他们的军事武装就显得有些不够看了。
对于帝国船队的到来，两位王选择了不同的策略。
陈祖义选择反抗，于永乐五年决心伏击郑和的舰队，结果中了郑和的套路，惨遭反杀，陈祖义就这么凉了。
梁道明选择臣服，于永乐三年就表示投降郑和，并且将自己的大本营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给交了出去。
郑和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深知“财富取之于海”的道理，于是，明朝的决定在旧港设立旧港宣慰使司，作为明朝在南洋的统筹机构，并在满剌加、苏门答腊等地设置“官厂”，以此为“外府”，控制整个南洋的朝贡贸易，将海外贸易完全性的官营化。
那么梁道明这算是投机成功了么？
没有，因为第一任旧港宣慰使并不是他，朝廷越过了他，选择了他的手下施进卿，而梁道明虽然保住了身家性命，但像他这样有可能控制南洋的中式民间殖民者，依旧成为了明朝控制南洋的牺牲品。
可以说，在永乐年间，明政府远程遥控南洋的华人私人势力，培养帝国的代理人，但其目的不在于发展私人海贸，而是巩固天朝官方的朝贡贸易，既满足了天朝大国的虚荣心，也由官府垄断海外市场，尽收海商之利。
但是虽然在主观上，明朝的目的只是海贸官营化，但却在客观上引发了中外私人海洋贸易的勃兴，而世界的大趋势注定官营化的经济注定衰落。
故而到了明宣宗宣德八年，郑和下西洋落下了帷幕，以海禁为基准的朝贡贸易体系终于难以为继，明朝也只能开始进一步的调整对外政策。
一开始，明朝的海禁越收越严，屡次重申，可重申就恰恰代表了走私的活跃，成化年间，政府开始做出让步，对海禁适当放松，到了弘治年间，则又再度收紧，但不论你海禁是严是宽，走私活动依旧不亦乐乎。
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初亦渐享奇赢，久乃勾引为乱，至嘉靖而弊极矣。[8]
发生转折是在正德三年，明朝开始实验抽分制，抽税率大概为十分之二，后来也没怎么变过，可见，此时朝廷对海外贸易也呈现出了支持鼓励的态度。
各夷朝贡，例许稍挟私货以来，盖羁縻远人，宜俯顺其情，而不可防，以伤其向化之心也。[9]
这对于私人贸易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这一时间段，朝廷不再扮演垄断的角色，更加类似于一个中介的角色，也就是“牙人”，使得民间贸易更加正规合理，而一政策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晁中辰先生所言：
“如果从明代海外政策嬗变角度考虑，对海外官方贸易货物征收实物税，标志着明代的朝贡贸易体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政策的变化必然导致朝贡贸易的进一步衰落，私人海外贸易的进一步活跃 ”[10]
3，混乱的日本战国与龙傲天嘉靖帝
私人海贸疯狂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海洋贸易，比如正德年间，广州就出现了如下状况，让一些心系祖制的官员痛心疾首。
近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遣巨舰，私置兵器，纵横海上。[11]
因为政府对私人贸易的放开，民间海贸在这一时间段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同时，我也说了，政府只是充当中介的角色，并不亲自参与海外贸易，所以，许多海商开始寻求与海盗的合作。
因此，从西方东来的葡萄牙殖民者，以及日本的倭寇，沿海的海盗，以及中国商人，和因失去土地外出务工的农民们，便汇聚到了一起，构建了一个属于他们的根据地——双屿岛（今舟山六横岛）。
为什么选择双屿岛呢？因为这里的区位是十分优越，而且出产的粮食以及离散的资源可以养活数万之众。
（双屿）五谷之饶，鱼盐之利，可以食数万众，不待取给于外。[12]
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而以华人许栋、李光头为首的武装集团，则成为了双屿岛的霸主，在十六世纪中国对海外贸易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延，祸与岁积。[13]
可很快，随着倭寇之乱的愈演愈烈，明朝的政策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对双屿岛的命运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说来话长，明成化三年，日本爆发“应仁之乱”，以此为标志，日本进入了所谓的“战国时代”，国内的大名们打成了一锅粥，而日本对明朝的贸易资格就只有一个，于是，这个资格就成了各大名争抢的对象。
前文说了，明朝的朝贡贸易也叫勘合贸易，就是因为明朝会为有资格朝贡的国家颁发“勘合”，而朝贡国的使者凭借勘合换取贸易资格。
日本的勘合本在幕府手里，可战国时代，幕府自身难保，勘合自然让大名给抢了去。
嘉靖二年，两支日本大名使团同时来到宁波市舶司，各自拿着勘合，争抢唯一的朝贡名额。
结果，这双方在宁波大打出手，引起了不小的骚乱，朝廷震怒，严令削减日本朝贡规模，后来干脆撤消了宁波市舶司，这次历史事件也被称之为“宁波争贡”。
宁波争贡以后，朝廷借机对海禁再次收紧，并一改正德时期怀柔的海外政策，对一切海上实力开始采用强硬的手段，比如嘉靖八年，明世宗就下令禁绝正德时期已经合法化的牙行。
禁沿海居民毋得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势豪违禁大船，悉报官拆毁，以杜后患。违者一体重治。[14]
朝廷的禁绝不但没有起到效果，反而导致越来越多人从事走私活动。
自四明革互市之司，三江断舟楫之路，于是私通溢出，与亡命逋播者诱致侵掠，而鲸波数扬，氛尘四起矣。[15]
而这样一来，朝廷就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了，而海商、海盗、倭寇、外国人扎堆聚集的双屿岛，就这样成为了朝廷的眼中刺、肉中钉。
参考文献：
[1]（法）弗朗索瓦·德雷诺《海外华人》，新华出版社，1982，86页
[2]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1
[3]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218
[4]（日）藤家礼之助《中日交流两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167页
[5]《明太宗实录》卷68
[6]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原》
[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福建三》
[8]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9]《明武宗实录》卷43
[10]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154页
[11]《明武宗实录》卷113
[12]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267《舟山论》
[13]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270《复胡梅林论处王直》
[14]《明世宗实录》卷108
[15]光绪《平湖县志》卷5《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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