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淳化三年（九九二），宋太宗赵炅刊刻《淳化阁帖》（下简称《阁帖》），《阁帖》遂成为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阁帖》自刊刻后，历代辗转传刻，遂遍天下，仅宋代翻刻者就多达数十种，其中以泉州翻刻尤为著名。《淳化阁帖宋搨泉州本》是南宋时泉州官刻的“阁帖”，主持人为庄夏（宋淳熙八年[一一八一]进士，官至兵部侍郎、焕章阁待制），故又称“庄夏刻本”。该刻本据以翻刻的底本，当为北宋某“阁帖”刻版，或即传说中的“马蹄真迹帖”，旧为宋内府石，后为末帝赵昺携至泉州，渡海离泉时埋于地下。因该本影响久远，后人称其为“泉州帖”。
宋末至明初翻刻《阁帖》多为“泉州帖”系统，时《阁帖》其他宋本已难觅踪迹，所见传本多为“泉州帖”。至明嘉靖后，“顾从义玉泓馆本”、“潘允谅五石山房本”的问世，以其刊刻精良，遂取代了“泉州帖”的主导地位。继而，明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肃王府遵训阁本”的刊刻拓印，又取代了顾、潘刻本之引领地位，此后“肃府本”垄断《阁帖》数百年。
如今“泉州帖”真本极为罕见，其刊刻谱系亦神秘莫测。
历代法帖之命名，多以刻石年月或刊刻地点为准，因而能称“泉州帖”者，唯有南宋庄夏刻本，以其始刻于泉州者。庄本虽是淳化祖石之孙，却是泉帖之祖。
那么“庄夏刻本”的摹刻底本又是何种《阁帖》呢？据明陈懋仁《泉南杂志》载：“《淳化阁帖》十卷，宋季南狩，遗于泉州，已而石刻湮地中，久之时出光怪，枥马惊怖，发之即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马蹄真迹’。余按沈源《释文序》云：‘是帖纳郡庠，岁远剥浊，其后庄少师复摹以传。’则今帖非马蹄真迹，乃庄氏摹刻也。”
史称“马蹄真迹帖”者，历来不知其具体刻石年月、来源何处，陈氏亦未指明“马蹄真迹帖”出自何种宋刻《阁帖》，但明确指出“马蹄真迹帖”为“泉州帖”的摹刻底本，是宋石遗于泉州者，而非刊刻于泉州当地者。
见诸史料记载的宋代泉州最早模刻《阁帖》者，唯有“庄夏刻本”，此本即据“马蹄真迹帖”翻刻而成。另据张伯英跋《宋搨泉州阁本》云：“近贤沈子培氏考论颇详，然亦未见真泉，谓‘泉’于《阁帖》中别为一派，不知真‘泉’最与《淳化》原本相似，但翻刻无一似耳。”
张氏“真‘泉’最与《淳化》原本相似”一语最具启发作用，“泉州帖”的底本——“真泉”（即“马蹄真迹帖”）是否就是宋刻《淳化阁帖》十卷祖石遗于泉州？不免让人浮想联翩。返观陈懋仁《泉南杂志》中语，其言外之意可能即在于此，不然怎堪称“马蹄真迹”之显赫，又何来“光怪惊马”之神化？
然众所周知《淳化阁帖》祖本刻于枣木板，而非刻于石，似乎这一假设又不能成立。但又见张伯英《跋泉州残帖》云：“原刻木板，南宋时已不可拓，故庄少师易以石。石复散存诸家，不易得全，故宋时少传本。”此“泉帖原刻木板”似乎进一步增加了“泉州帖”的底本（“马蹄真迹帖”）就是宋刻《淳化阁帖》原石遗于泉州的可信度。但猜测终究是猜测，“马蹄真迹帖”的身世仍不得而知。
若硬将现存的《阁帖》宋拓本与“马蹄真迹帖”对上号，那么唯有《宋拓王右军书》最有可能。此本集《阁帖》卷六、卷七、卷八之残帖另种合并一册，今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以其刊刻一流，精彩异常，不得不让后人作出如此猜想。
其次，能与“庄夏刻本”对上号的宋拓《阁帖》传世有二，一在上海图书馆，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据明陈懋仁《泉南杂志》载：“今帖非‘马蹄’真迹，乃庄氏摹刻也。其石先属张氏，后以半质钱于族，秘匿不返，至于构讼，于是各翻木刻足之，分为两部。今所传者既非宋遗，而庄模亦皆割裂，递更递失矣。唯蔡沙塘宪副家所藏七块，完好不剥，蔡甚宝之，甚为难得。欲得庄刻之全与蔡之所藏，必求数家而合之，然不易也。”
上海图书馆所藏“泉州帖”，亦经两种拓法而成，拓色浓淡各异，淡墨拓帘纹清晰，拓色古朴；深墨拓帘纹不明显，拓色黝黑，且又不像残帖配补。然因旧传有“泉州本经张氏而析分为二部，各有半部真泉”一事，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本亦分二色（其第三、第六、第九卷的麻纸帘纹较宽，墨色较淡，笔划略肥），故笔者推断上海图书馆藏本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本皆非“马蹄真迹帖”，而是“庄夏刻本”，以其始刻于泉州者，故名之为《泉州帖》当之无愧。
另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拓《泉州本阁帖》（唐翰题题跋本）系明代翻刻本，从“庄夏刻本”系统再次翻刻而出，据此可见，《泉州帖》“庄夏刻本”在明代的地位与影响。
千年翰墨，化一为百，古韵墨香，展卷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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