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代都市人对大量行话了如指掌，但却不熟悉石头和花草的名字，我们吃面包，但却不知道面包的由来过程。我们互相交流，然而我们交流的方式是二手的、抽象的，并不能构建一个共同体。
——《语言与沉默》
书名：《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
作者：乔治·斯坦纳，季进
译者：李小均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推荐语
壹
语言也是有生命力的，它可能先于我们出现，也可能先于我们灭亡。
语言是人类的标记，是人类最本质的工具。这种对语言生存状态的问询，实际上关乎人之存在本身的意义和可能性。二十世纪曾经因为对语言本质的追问而引发了哲学洪流，因此被称为“语言学的世纪”。
这本《语言与沉默》，犹如这洪流中的一艘快船，把批评指向战争、暴力、政治、道德和知识等多个维度，并不断发出警告，提醒我们小心词语的陷落和沦丧。
贰
这种警告，实际上于中华文明有很强的针对性。
我们中国人在日常格外注重说话的“艺术”：鼓噪处大张旗鼓惊天动地，沉默处三缄其口讳莫如深，直接处声色俱厉苦大仇深，婉转处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温柔处春潮带雨吹面不寒，凶险处绵里藏针笑里藏刀，讲段子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作报告长篇累牍旁征博引。
我们的语言如此微妙而“成熟”，乃至成为技巧，成为专业，成为格套。而于我们，沉默并不是不言语，而只是这语言技巧的一种。所以这沉默总是清冷得令人不寒而栗。
叁
我曾经非常反感《增广贤文》这样的书，因为它把每个中国人的人生写在了里面，成为定式，无所隐匿也无从创造。在陈词滥调之外已然没有人生，而每个人的人生也被一个个陈旧的词语锁定，成为世故和城府，成为俚语和俗话。
语言绝非只是载体，犹如衣服绝非只是我们的外貌，它是我们的影像，甚而就是我们自身。
肆
我们已经习惯于陈词滥调，却不知道这意味着背弃与离散：“我们现代都市人对大量行话了如指掌，但却不熟悉石头和花草的名字，我们吃面包，但却不知道面包的由来过程。我们互相交流；然而我们交流的方式是二手的、抽象的，并不能构建一个共同体。”（本书）
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恰恰是因为组建奥斯维辛的不仅有铁栅还有无耻谰言，如果不能对言说方式自身进行修护，你多么美妙的文字都是“野蛮”的，甚至是无耻的。
伍
所以，这本书对语言的问询，让我们似曾相识，触目感怀。
我们在动辄万千文字的论文、报告、总结当中，在每日的招呼寒暄和轻描淡写中，有几句话可以沉淀下来，落入泥土，生根发芽？
语言的境遇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境遇：一个可怜的流浪者不是被人耻笑和驱赶，而是不知道到那里流浪。
离开纯真的语言的故乡，当你于KTV一夜嚎叫之后，在一个充满期许的黎明，却找不到归路。
（by 华国栋）
书摘
集中营的世界，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外，也是在语言的范围之外，如果要说出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会危害到语言的存在，因为语言本是人道和理性之真理的创造者和存载者。一种充溢着谎言和暴力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
语言是人独特的技艺；只有依靠语言，人的身份和历史地位才尤其显明。正是语言，将人从决定性的符号、从不可言说之物、从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来。如果沉默将再次莅临一个遭到毁灭的文明，它将是双重意义的沉默，大声而绝望的沉默，带着词语的记忆。
传统价值的共同体已经破裂，词语已经变得扭曲而廉价，经典形式的叙述和比喻被复杂而短暂的方式取代，阅读的艺术，真正拥有识文断字能力的艺术，必须修复。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作为健全的读者阅读，以精确、敬畏和快乐为榜样。相比于创造行为，这是次要的任务。但它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没有批评，创造本身或许也会陷入沉默。
维特根斯坦是最伟大的现代哲人，也是最想逃避语言螺旋之人。他所有的著作都始于对语词和事实之间有无可验证关系的追问。我们称为事实的东西也许是一层语言纺成的面纱，覆盖在我们的心灵上，远离现实。维特根斯坦促使我们思考，当话语只是无限后退的过程，是由其他语词言说的语词，现实还能否被言说。
后印象派才逃离语词。凡高宣布，画家不要画他所见，而要画他所感。所见的东西能够转化为语词，所感的东西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先于语言或外在于语言。它只有用特定的颜色话语和空间结构话语才能表现。……油画和雕刻拒绝取名或标题；它只需要贴上“黑与白5号”、“白色形式”或“85号作品”等标签。
在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中，我们发现这种信念：音乐家才是根本意义上的艺术家（他比画家或作家更配称为艺术家）。这是因为，只有音乐才能实现一切艺术追求的目标：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方法与意义的完美结合。
在我们时代，政治语言已经感染了晦涩和疯癫。再大的谎言都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再卑劣地残忍都能在历史主义地冗词中找到借口。除非我们能够在报纸、法律和政治中恢复语词意义地清晰和严谨，否则，我们的生活将被进一步拖向混沌。那时，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将来临。
火可以照明，也可以毁灭、蔓延、萎缩。语言如此奇怪地与火相似，但它的地位比火更高，因为它是人类反叛诸神的核心力量。
在包罗一切的“逻各斯”和我们碎片一样创造出世界的鲜活话语之间，除了相互折磨和背叛之外，是否还有可能共存？把人同动物区分开来的语言行为，在与神的争斗中并未同时超越了人？
对于卡夫卡——他在现代文学中最有代表性——来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耻辱。他那鲜活赤裸的风格表现出他绝不轻易放过每个词语。卡夫卡在另一个充满灰烬和怀疑的乐园里给每一个事物重新命名。
布尔说：“我在说话时对自己的了解远不如我沉默时对自己了解。”
在这样一种文明中，语言筹码不断在通货膨胀，使得原本神圣的文字交流如此贬值，那些有效、真正新颖的文字，再也没有办法让人们听到。
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文化就像充满了八卦的风洞，从神学、政治到空前喧嚣的私生活，八卦消息四处横流（精神分析时修辞华丽的八卦）。
在我们能够继续教学生之前，我们肯定要问自己，人文学科具有人性化的力量吗？如果具有，为什么它们在黑夜到来之前失败了呢？
20岁的时候，卡夫卡在一封信中写道：如果我们在读地这本书不能让我们醒悟，就像用拳头敲打我们的头盖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它？难道只因为它会使我们高兴？我的上帝，如果没有书，我们也应该高兴，那些使我们高兴的书，如果需要，我们自己也能写。但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1914年，当士兵走上战场时，语词也进入了战场。四年后，幸存的士兵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在真正的意义上，语词没有回来。它们仍然留在了战场上，在德意志精神和事实之间建起了一堵神秘的墙。它们编造出第一个巨大的谎言。
卡夫卡1911年10月24日的日记：昨天，我突然觉得，我一直没有爱我的妈妈，像她应该得到的爱那样，像我应该能爱的那样，这只是因为德语在拖我的后腿。
我们现代都市人对大量行话了如指掌，但却不熟悉石头和花草的名字，我们吃面包，但却不知道面包的由来过程。我们互相交流；然而我们交流的方式是二手的、抽象的，并不能构建一个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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