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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词人柳永对词体的变革与创新

在柳永之前,词的表现艺术有一个相对定型的阶段,比如多用小令;讲究温柔细腻、缠绵含蓄;格调或艳冶或伤感等等。但柳永登上词坛以后,一反传统的格调,他大胆创新,积极探索,使词的表现艺术别开生面,从而推动宋词进入了一个全面革新的阶段。大致说来,柳永在丰富词的表现艺术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有以下几点。如果说最能体现花间南唐“面目”的词体形式是小令,那么,能够代表宋词“自家面目”的词体形式则是慢词。因为从小令和慢词二者成就比较而言,宋代的慢词要相对高于小令,除宋初二晏、欧阳之外,诸大家名家的代表作品几乎都是慢词。而这一局面的开拓之功当属柳永。

柳永和他经典之作的意境

据薛瑞生先生《乐章集校注》柳词今存216首,薛先生指出:“一部《乐章集》,慢词几占三之二,这在两宋词人中,尤其在柳永之前,实为仅见。”在他的推动下,北宋词坛以小令为主的单一格局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过去小令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了,词体由短变长,由简趋繁,内容题材也随之而扩大,表现手法也大大丰富。杨海明认为,柳永这样大量创制慢词“开启了真正的‘宋词’(相对于令词的基本维持在晚唐五代遗风上面而言)的新天地。”从此,“宋词”才以自己独有的体式出现于词坛。因此,冯煦所谓以晏殊“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晏殊虽是名家,但毕竟所作多为五代花间旧调,沿袭的痕迹相当明显,不但从内容到形式都未能给宋词带来创新性的变化,而且,还倡闲雅之风调,使宋词的路子越走越窄,有陷于山穷水尽的危险。

柳永作品舞台剧

而柳永则放弃花间南唐的老路,以其力挽颓波之雄心奇才,适应了当时时代的需要,大量创制慢词长调,“变旧声作新声”开启了宋词的全新面貌。在他的影响下,北宋王安石、苏轼、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贺铸、周邦彦等几乎所有的大家名家都写出了相当多的长调慢词,虽然他们也都有小令,但能够代表他们创作成就而传世不朽的篇章却是长调慢词。慢词体式不仅推动了词在内容、题材方面的全面革新,而且也大大地推动了词体在表现手法、艺术技巧方面的全面革新。北宋初期,词坛上出现了“新声”竞繁的局面,从而向“旧声”提出了挑战。一般说来,“新声”就是民间流行的音乐曲词,好比现在的“通俗歌曲”和“流行歌曲”;而“旧声”却是在上层圈子内流行的传统的音乐曲词,被认为是“高雅”的。

柳永作品意境

有了这个分界,就在创作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晏氏父子,他们看不起民间俗乐,要维护自己的“”,放不下架子,就恪守晚唐五代的“遗风”;另一种是柳永,李清照说他“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变旧声作新声”是柳永创制“新词”的重要手段,就是把原有小令经过改造,衍化为慢词长调。如《长相思慢》《木兰花慢》等。施议对先生指出“词调中,有些小令,一经改创,容量明显增大。

浪淘沙意境

例如《浪淘沙》唐五代所传或为二十八字(皇甫松词),或为五十四字(李煜词),至柳永则衍之为一百三十五字之长篇巨制,比原调增大一到四倍。”施先生还对柳词的用调作了统计,指出柳永“共存词二百零四首,凡用十七宫调,词调一百三十,包括调名相同而宫词不同者,计一百五十三曲。柳永所用一百三十个词调,除了《清平乐》、《西江月》、《玉楼春》等十余调沿用唐、五代旧调外,其余有的直接采自市井俗乐或依式创制新曲,有的将唐五代小令衍为长调,创制出长篇巨制的慢词来。柳永精通音律,能够自由地驾驭词调,灵活地变动曲度和文词,一百五十三曲,大多为他的新创造。”

李煜影视剧照

柳永这样做,顺应了音乐歌词发展的时代潮流,很快,词坛“旧声”被“新声”所取代,宣告了晚唐五代“遗风”的结束和宋词新时代的开始。他这种“变旧声作新声”的创作方法,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诸多作手,他们争相仿效,从而形成了宋代歌坛“新声竞繁”的局面甚至连宋太宗也受了此风的濡染,开始“因旧曲创新声”,《宋史·乐志》载:“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但是太宗毕竟是改造旧曲,且在朝堂贵族圈内,没有形成时代风气,而柳永首开“新声”之风会,则更多是在市民大众文学艺术的圈子内,又给上层社会的文人士大夫带来极大的冲击,甚至连仁宗皇帝也喜爱上了柳词。

柳永词朗诵

无论如何,在当时“太平盛世”的孕育之下,柳永开“新声”风气之先,皇家首倡其风于上,诸臣推波助澜于下,于是很快形成了一个“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的时代风尚。“新声”虽然是对“旧声”的变革,但其影响词体的意义远远超乎音乐之外,所带来的却是词体创作的革命简单说来,就是“新声”带动了“新词”的发展,宋翔凤《乐府余论》对这一情况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传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宋翔凤对慢词起始于柳永以及后继有作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它说明一个基本事实:柳永的创新改变了宋词的旧面貌。

词人柳永舞台剧

词体的革命必然带来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创新。柳词的题材非常广泛,尤其是羁旅行役和都市繁华词的大量创作,无疑为宋词开拓了全新的境界。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他也不断探索创新,他的创新成就主要有三:一是大量地运用铺叙手法层层铺叙,尽情展衍,或用推想,或用倒叙,或以情语,或以景语,曲尽形容之妙,构造起伏之势,在起头、转接、尾方面都显得章法有序,结构严谨。二是真率自然、直抒胸臆。曲贵含蓄乃是晚唐五代词人的创作宗旨,而柳永却不一味遵从这一创作宗旨,他的真正成就却是那些在违反常规的创作思维指导下的词作,他更多地运用“直陈其事”的“”的手法,用通俗自然的语言把自己对事物的认识及感受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这种手法,得到时人称赏,甚至以杜诗相比。

词人柳永舞台剧

张端义《贵耳集》中记述了如下一段话:“项平斋(安世,笔者按)自号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扣其所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试读他的《鹤冲天》,把自己落榜以后心中所产生的怨恨无奈、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等各种情绪一股脑儿全说出来,有人认为,这首词是和统治者决裂的宣言书,其自然流转,一气呵成的特色非常明显。三是在语言的运用方面,柳永是雅不避俗,雅俗共赏的。比之晏、欧诸人只用“雅语”,柳永则雅俗共用,不拘一格,兼有文人雅词和文人俗词的双重特点,有其更加多样的语言表现形式。他那些文人雅词则吐嘱高雅,有不减唐人高处的句子,宋翔凤说柳词“虽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而祝之。”

柳永词的意境

清人郑文焯又说:“玉田崇四家词,黜柳以进史,盖以梅溪声韵铿訇,幽约可讽,独于律未精细。屯田则宋专家,其高浑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犹唐之诗家,有盛晚之别。”而他的那些“俗词”却大量学习吸收民间俗语及其民歌表现手法,“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深受一般市民及各界人士的喜爱。但是,这类作品在当时却受到另外一些文人的诋诟,如李清照评以“词语尘下”,王灼骂它是“野狐涎之毒”等等然而,柳永俗词之所以到处流传,正是因为它通俗易懂,诚如《艺苑雌黄》所载:“彼(指柳永)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综而言之,铺叙展衍,真率自然,雅俗并用,这三点都是在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创新的成果,都是前人尤其是宋初文人士大夫未曾有过的东西,一经柳永推出,就使词的表现力大大加强,给词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柳永词意境

他一生致力于词的创作,他和晏、欧、东坡等辈所不同的是:晏、欧、东坡以其作诗之余力为词,而柳永则是以其主要精力专力作词,从这个意义上说,晏、欧、东坡作词只是业余,而柳永却是“专业词人”。正因其“”,所以他的名气也最大。论作词的名气,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比得过他。从受众的群体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词能像他的词那样,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臭名远扬”,在下层市民老百姓中却尽人皆知、竞相传唱从传播地域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词能像他的词那样东传高丽,西至西夏,北达金国,南及粤闽。皇家贵族和普通百姓之间的鸿沟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相通的,只有柳永的名气和他的词可以畅通无阻;东西南北的辽阔地域在当时也是难以通行的,而柳词可以不胫而走。柳永对词坛的影响力之大也是无与伦比的。仿效者姑且不论,就拿文人士大夫中那些反对派来说,无论你怎样看不起他、骂他、诋毁他,但是却抵不住他对你的潜移默化的渗透与影响。

柳永词意境

宋仁宗表面嫌之而心实爱之,因嫌柳永填词格调不高有伤风化而反感柳永,还在他的卷子上批了“且去填词”四个字,断送了他的锦绣前程,但《后山诗话》却有这样的记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骩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这是一个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苏东坡、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也都自觉与不自觉地接受了柳永的影响,在他们的词作中完全可以找到“柳氏家法”的痕迹。这些一流作家尚且如此,其他二三流作家所受柳词的影响就自不待言了。

柳永词意象

刘克庄曾记载了儒者范镇晚年喜欢柳词歌颂太平气象的事实:“坡公极称少游而伊川以为亵渎,萃老以为放泼;半山惜耆卿谬用其心,而范蜀公晚喜柳词,客至则歌之。余谓坡公怜才者也;半山、伊川、萃老卫道者也;蜀公感熙宁、元丰多事,思至和、嘉祐太平者也。今诸公贵人,怜才者少,卫道者多。二君词虽工,如世不好何?然二君皆约而在下世,故忧患不入其心,姑以流连光景、歌咏太平为乐,安知他日无蜀公辈人击节赏音乎?”刘克庄这段话实际上是批评半山等“卫道者”们对秦、柳词的偏见,进而肯定秦、柳之才,这个评价是公允的。这里所谓柳永对词的推广和普及,并非指柳永自己有什么宣传推广活动,更不是柳永自己要求别人去接受他,而是指他的词本身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主要是通过“潜移默化”方式达到推广普及的效果。

柳永词意象

一方面,上层社会的官僚贵族、文人士大夫逐渐接受了他的“新声”,有的还接受了一些民间词的表现方法,形成“学柳七作词”的风气和宋词的“独家面目”;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他积极主动为妓女乐工们写歌,通过他们的口“飞向远方”,达到普及的效果,“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便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正是这两个方面,客观上造成柳词的迅速蔓延。总之,柳永对我国词学的发展有过巨大的贡献,其意义也会被人们不断地总结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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