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轼的宋词创作，不管是与他同时代的、还是南宋的词论家，都有一个综合评价，叫'以诗为词'——
最先提出这个说法的，是苏轼门生陈师道：'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胡仔《渔隐丛话》）之后，李清照在《词论》中评苏轼：'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
北宋词论家对于苏轼'以诗为词'，多是批判的，其依据是诗与词本属不同文体，不应将二者混淆。但到了南宋，苏轼'以诗为词'的作为却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王灼《碧鸡漫志》评苏轼词：'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中也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以诗为词'成为苏轼词作的标签，但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创作呢？宋人既给出这种评价，他们又是怎么划分诗与词的呢？
词是脱胎于音乐的文体，其本质是音乐文学。唐中期以后，随着燕乐这种音乐体裁的形成，才逐渐出现了配合燕乐演唱的歌词。
于是，便有当代学者从'是否合燕乐演唱'这一角度，来辨别诗与词——'就词与徒诗来说，在于合不合乐。就词与其它合乐诗（如乐府）来说，在于合什么乐。'（刘石《试论'以诗为词'的判断标准》）
其意思是——
不配乐演唱的诗，是徒诗；
燕乐形成前、配合传统音乐演唱的诗，是合乐诗（也叫声诗）；
唐宋时期，配合燕乐演唱的，是词。
但如此区分，是有问题的——
首先，有相当一部分唐诗，也合燕乐演唱。李清照《词论》中说：'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任半塘《唐声诗》夹注说：'乐府指长短句词，声诗指唐代诗歌，二者同时并著。'且唐人'旗亭唱诗'的故事也广为传播。（我写过相关文章，链接放在文末）
其次，南宋时的很多词，已经不合燕乐演唱。宋朝南渡后，大量歌谱流失。张炎《国香序》讲到一个故事：'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这说明：南宋时周邦彦词之曲谱大量失传，而沈梅娇这名歌妓还能唱两首周词，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值得特别一记。
张炎《西子妆慢·序》说：'吴梦窗自制此曲，余喜其声调妍雅，久欲述之而未能。甲午春，寓罗江，与罗景良野游江上。绿荫芳草，景况离离，因填此解。惜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可见，张炎所填《西子妆慢》一词，因'旧谱零落'，是'不能倚声而歌'的。
张炎《西子妆慢》
白浪摇天，青阴涨地，一片野怀幽意。杨花点点是春心，替风前万花吹泪。遥岑寸碧，有谁识朝来清气？自沈吟，甚流光轻掷，繁华如此！
斜阳外，隐约孤村，隔坞闲门闭。渔舟何似莫归来，想桃源、路通人世。危桥静倚，千年事、都消一醉。谩依依，愁落鹃声万里。
回到苏轼的'以诗为词'上，这一评价同样不是基于'是否合燕乐演唱'而给出的。虽然北宋时，常有人批评苏轼词'不协音律'，也有人说苏轼词是'曲子中缚不住者'，但苏轼'以诗为词'之作，绝大多数还是能演唱的。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就说：'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综上，'是否合燕乐演唱'不能成为划分诗与词的根本标准。这忽视了部分唐诗同样可入燕乐演唱的事实，也忽视了南宋词往往脱离音乐、成为纯粹文学作品的事实。
诗言志——
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教育子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意思是，诗可以抒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与自然，可以结交朋友，可以讽谏不平之事。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
《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诗，自古被视为教化民众的工具，它依附于现实社会和政治，是不允许用来谈论男女情爱的。所以，中国古代文人诗歌，没有描写男女情爱的传统，只有偶尔零星之作。
词言情——
这里的'情'，专指男女相恋相思之情。南宋词人对此有具体说明：'唐宋以来词人多矣，其词主乎淫，谓不淫非词也。'（汪莘《方壶诗余自叙》）这是因为词配合曲子演唱，是从歌舞酒宴、娱乐场所流传开的，其最初的功能就是供人娱乐消遣。莺歌燕舞的环境里，自然是演唱相恋相思之'艳情'最为吻合。
唐宋时期，人们对'词为艳科'有明确认识，他们也知道填词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所以有人当官成名后，便想'自扫其迹'——
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 孙光宪《北梦琐言》
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寓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胡寅《酒边词序》
除了'自扫其迹'，宋人还从理论上论证诗词同体，试图拔高词的地位。北宋黄裳为自己的词集作序，说道：'予之词清淡而正，悦人之听者鲜，乃序以为说。'南宋胡寅《酒边集序》更论证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
宋人'自扫其迹'，又试图证明诗词同体，这说明，关于诗和词，宋人注重的是它们功能的不同、文体地位的不同，即'诗言志、词言情'，'诗庄词媚'。
综上，宋人评价苏轼'以诗为词'，是说苏轼词摆脱了'艳情'，而抒写人生志向，其功能向诗看齐，向教化靠拢。
客观上，词至苏轼，已经有了'以诗为词'的创作积累。
中唐的白居易、张志和等，是最早填词的文人，他们的词受唐诗影响颇深，或写江南风光，或抒隐逸之志，都与艳情无关。只是这样的创作在当时不符合流行趋势，所以追随者极少——
白居易 《忆江南三首》其一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张志和《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在词作里痛悼亡国，'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只是他的'以诗为词'是因身世背景使然，并非有意追求——
李煜《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入宋之后，文人视野开阔，宦海风波、人生感慨、怀古咏史，都可以拿来入词，气象万千。如范仲淹《渔家傲》：'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写边关将士忧国思乡之情；欧阳修《朝中措》：'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塑造了他豪放旷达的'文章太守'形象；还有王安石《桂枝香》：'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通过感叹金陵的历史兴亡，寄托自己对当时朝政的担忧。
前人这些创作经验的积累，为苏轼词风转移做好了铺垫。
主观上，'以诗为词'是苏轼的有意追求。
苏轼是一个极富个性、也极富变革精神的文学家，他不想沿袭模仿前人，不愿委屈自己去适应委婉含蓄的词风，更不甘心屈居于柳永等词人之下。在词的创作上，他是主动地追求别具一格，是有意识地'以诗为词'。
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苏轼跟好友鲜于子骏夸耀自己的一篇词作，他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信中所夸耀的词作，就是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特意强调，这首词'无柳七郎风味，自是一家'，这说明他填词时以柳永为靶子，努力追求一种不同于柳永之婉约的审美风格。《江城子·密州出猎》之豪放、那种强烈的抗敌政治主张、和报效朝廷的豪情壮志，是苏轼在大张旗鼓地'以诗为词'，大张旗鼓地告诉世人：词亦能言志。
苏轼'以诗为词'之作，其实只有数十首，与他三百多首词的总量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但他以文坛领袖身份作出这种变革，自然在词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北宋时期，很多词论家不认可苏轼的变革，认为他混淆了诗与词两种文体的界限。但南宋以后，当半壁江山沦陷，宋词也走出了风花雪月的象牙塔，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因此苏轼'以诗为词'的作为，在南宋获得了更多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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