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指出，倪锡英在《济南》中所称誉的“泉之城”，可谓济南得享“泉城”美誉之滥觞。从此，当人们在数点中国城市之“雅号”时，不仅会想到“山城”重庆、“花城”广州、“春城”昆明等等，还会想到“泉城”济南。
喷涌的趵突泉 （荣斌摄）
那么，济南之“泉城”美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作为一种城市风貌，它包含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数量概念，指泉水众多，一个是质量概念，指泉水与城市和谐相融。如果说，泉水众多，是济南这座城市享有“泉城”之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的话，那么，泉与城和谐相融，则是济南这座城市独具的文化个性。一百多年前，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对济南的城市风貌做了十分精辟的概括——“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这八个字，自然足以表现济南泉水之多，但它更主要的是在告诉人们：济南的泉水与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具有极强的亲和力，它已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富有特色的城市文化。
中国国内有名泉的城市不少，如北京有乾隆皇帝御封的“天下第一泉”——玉泉；无锡有茶圣陆羽品评的“天下第二泉”——惠泉；杭州有与龙井茶叶并称为“西湖双绝”的“天下第三泉”——虎跑泉；太原有与周柏、宋塑并称“晋祠三绝”的难老泉；大理有传诵着优美爱情故事的蝴蝶泉；敦煌有茫茫大漠中神奇的月牙泉；等等，等等。这些名泉，都是它们所在城市的骄傲。不过，人们只要留心一下就会 发现，这些城市的名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独秀于市区之外。[①] 它们虽然都深受人们喜爱，也都具有文化魅力，但它们与所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却没有密切的联系，或多或少都保持着一份孤傲和清高。
济南则不同。济南是一座建在泉上的城市——大小100多处泉子遍布老城城区，泉水或喷涌而出，或泛珠泉池，或静贮于泉井之中。由泉水汇成的溪渠，纵横于城区之内，淙淙泉水或流经民居门前窗下，或顺沿街市潺湲而去，有的老街巷中，那石板缝里都会溢出清澈泉水。生活在泉畔水边的济南市民，他们抬眼可睹泉容，伸手可掬泉水；他们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赐给他们的泉水——这种享受不只是通过感官的欣赏，而且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享用。可以说，泉水与济南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亲密无间。
济南曲水亭街 （黄放辉 摄）
这种独特的城市风情，正是济南城市文化之“魂”。
这种独特的城市风情，作为海内无双的文化景观，也是济南这座城市最大的骄傲。
195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来济南视察时，对济南给予了“泉城，名副其实”的评价。是啊，济南无愧于“泉城”之美誉。济南这座“泉之城”，当之无愧的是世界城市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瑰宝之一。
一、蔚为大观的济南群泉
曾经担任过齐州（今济南）知州的宋代大文学家曾巩，在其《齐州二堂记》一文中记道：“齐多甘泉，冠于天下。”曾巩用“冠于天下”四个字来评价济南泉子之多，绝非过誉之辞。许多年后，元代著名地理学家于钦也做过相似的评价：“济南山水甲齐鲁，泉甲天下。”（《齐乗》）
济南的泉子究竟有多少？当代著名山水诗人孔孚，在他的《答客问》一诗中是这样回答的：“去问济南人的眼睛吧。”诗人这一巧妙的回答，比起古人“冠于天下”、“甲天下”的评价来，给人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形象思维的空间。应该说，回答任何一个具体数字，都不如诗人的这一回答有震撼力。
然而，人们还是希望知道关于济南泉子的具体数量，因为，唯有数字才是对数量概念最科学、最客观的表述。
在古代文献中，涉及济南泉子数字的文字不是很多，大致可罗列于下：
宋代曾巩《齐州二堂记》：“其显名者以十数”。
金代元好问《济南行记》：“济南名泉七十有二。”
元代于钦《拟汇波楼纪略》：“盖他郡有泉一二数，此（济南）独以百计。”
明代乔宇《观趵突泉记》：“山东济南之名泉，著于碑，品于论，详于志，传于人口者，七十有二。”
明代晏璧《济南七十二泉诗序》：“泉脉环城内外，凡七十有二。”
清代沈廷芳《贤清园记》：“济南名泉甲天下，旧传七十有二，稽诸乘志，暨士夫老民，殆不止是。盖旧者九十，新者五十有五。”
清代盛百二《听泉斋记》：“历下之泉甲海内，著名者七十二泉，名而不著者五十九，其他无名者奚啻百数。”
清代王钟霖《第一泉记》：“（济南）随地涌泉，不止七十二也。”
清道光《济南府志》：“（济南）总一百五十一泉。”
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出，在清代之前，是没有关于济南泉子具体数目的记载的——从曾巩所说的“以十位数来计算”（“以十数”），到于钦所说的“以百计”，以及肇始于金代的“七十二泉”，都不是济南全部泉子的确切数字。给出具体数字的，只有清乾隆年间的沈廷芳和道光年间王赠芳等主修的《济南府志》，前者记为145个，后者记为151个。
黑虎泉 （荣斌 摄）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做过多次济南泉子的调查，此亦罗列于下：
1964年，山东水文地质一队调查后公布：济南市区范围内，有泉子108处。
1980年，济南城市规划建设领导小组的一份调查材料公布：济南市区范围内，有泉子119处。
1998年，济南市园林局、济南市名泉保护管理办公室调查后公布：济南市区有名称的泉子有139处，其中103处泉池基本完好，金代《名泉碑》所著录的72泉，尚存者有41个。
2003—2004年，济南名泉保护管理办公室对济南市辖区（包括市区以外所属县、市、区）泉水做了一次普查，普查结果显示：济南市辖区内共有10大泉群，总计泉子733处。
2005年9月29日，济南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济南市名泉保护条例》，并向社会公布。该《条例》附件《济南名泉名录》中，所列济南市辖区内泉子为645处，所列市区内（只包括历下、市中、槐荫、天桥四个区）泉子为225处。这是关于济南泉子数量所公布的最权威的数字。
然而，这一数字就是济南泉子的定数吗？不是。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人们又会在某深巷、某山间发现新的泉子。特别在丰水期，济南老城一带许多地方地下水水位很高，有时候人们用木棍一插，赶巧就会捅出一个泉眼的。2011年6月至8月，济南市名泉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对济南市辖区泉水再次做了普查，普查结果显示：济南市辖区内泉子总计747处。
一个城市有这么多的泉水，实堪称蔚为大观。
正是大自然对济南的这一恩赐，才使济南这座城市拥有了举世无双的城市文化景观——家家泉水，户户垂杨。
五龙潭 （荣斌 摄）
二、泉水，孕育了济南这座城市
城市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地理学家拉采尔（Ratzel·Friedrich），对城市的概念做了这样的阐述：“城市是人类及其居住地永续的密集地区。”（《人类地理学》）许多社会学家则认为，“城”只是一个行政地域的概念，即人口的集聚地；而“市”则是一个经济概念，即商品交换的场所。“城市”则是因商品交换集聚人群而形成的。
无论学者们在阐释城市概念时有何种分歧，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城市是一个实体，它是具有一定空间范围的，是需要固定在一定的地域之上的。
毋庸置疑，地域的自然条件对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巨大的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水资源。
中国古代先哲管仲在论及古代城市择址原则时说：“必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乘马》） 济南地处泰山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南依群山，北临济水，既属“大山之下”，又系“广川之上”，兼具山水之利。而这一地区广布的泉群，又是极为难得的地下水资源。对于古代先民来说，这一特别优越的地理环境，理所当然是择地聚居的最佳选择。先民的聚居，导致了氏族部落的形成，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经过人类社会三次大分工后，在这济南块土地上出现一座城市，已成了历史的必然。
济南的先民选择在这块泉群广布的地带聚居，并且最终在此筑建城池，这一是符合“水用足”的原则，同时也符合“沟防省”的原则。因为泉与江河不同，泉水资源丰富且无江河水灾泛滥之患。另外，还有许多“利好”原因：其一是济南的泉水属于岩溶水，水质优良，较之地表水，更适宜人们饮用和有益于作物生长：其二是由于济南泉水丰沛，自然形成了溪渠纵横、湖塘遍布的地理风貌，不仅景观可嘉，而且人们生活、生产用水方便；其三是大量涌出的地下水和由其汇成的溪渠湖塘，形成了上佳生态环境，济南地区植被、局域气候等都十分优秀。完全可以这样说：是泉水孕育了济南这座城市。
迄今发现的关于济南地区地名最早的的文字记载，是甲骨文中的“濼”字，距今约3550年。泺水是发源于济南趵突泉泉群的一条河，故趵突泉又有“泺源”之称。据甲骨文专家考证，在我国出土的10万块甲骨中，作为地名的文字仅1000个左右，在国内省会级以上大城市中，早在甲骨文时期就有地名记载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济南即为其中之一。
据考古工作者在今历下区高都司巷考古发掘发现，春秋战国时期，该地区井眼密布，足见此地当时已是民居集中之地。今济南城区一带最早出现的行政区划地名，是距今2500年的战国时期的“历下邑”。正是由于今济南城区一带泉水众多，特别适宜生活居住，所以先民选择了这里，逐渐发展成了具有城市属性的聚居之地，并且最终形成了独立的地区行政单位——历下邑。历下邑归属齐国，是齐国西部的重要门户，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公元前225年，强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曾经“秦兵次于历下”（据《史记》，即秦国军队驻扎在历下）。公元前203年，韩信兵袭历下，随后破齐，历下邑归属西汉。
三、泉水，造就了济南这座城市
20世纪70年代，曾经执教于北京辅仁大学的日本著名民俗学家直江广治，出版了一部《中国民俗文化》，该书在日本已重印10多次，深受读者欢迎。书中有一节记录了生活在济南大明湖畔的一位“王老太太”讲述的“济南是一条金船”的故事，并且称济南城为“水托城”。
“水托城”，是对济南这座城市形象的概括。济南是一座诞生在泉群上的城市，城中泉眼数以百计，泉渠纵横宛如江南水乡，还有广阔的湖面，把济南城说成是从水中托出来的，恰好道出了济南这座城市的神奇和瑰丽。
是泉水，造就了济南这座城市。当我们回溯济南城市发展的轨迹时，便会深深感受到：泉水与济南这座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
（一）明代之前的济南城
公元前201年，今济南地区为齐王刘肥封地，设“济南郡”，治所在东平陵（今属章丘）。这是“济南”作为行政区划地名之始。
汉代时，历下邑成为历城县，归属济南郡（国）。[②] 历城县城址在后来明府城的西部，西边是发源于趵突泉泉群的泺水，东边是发源于舜泉的历水（当时舜泉涌水量很大），北边是历水陂（今大明湖）。城池略呈正方形，边长约600步。城池筑建年代不详，考古学家认为，其址即为原历下邑。这是在今济南市区地域中诞生的第一座城池。
泺水今貌 （黄放辉 摄）
西晋永嘉年间（307-313），济南郡郡治西迁，由东平陵迁到了历城。历城始成为济南郡的行政中心。
据史学家分析，济南郡治之所以西迁历城，有诸多原因，其中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东平陵不得不弃：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攻下东平陵后，对城市有毁灭性破坏，甚至可能发生过屠城现象。到晋代时，遭受过重创的东平陵，元气一直难以恢复，已不适合再作为地区政治中心了（也有的专家认为，是由于当时流经东平陵一带的巨野河断流，东平陵发生了水资源危机）。二是历城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其一是历城战略位置重要。济水自古是联系中原的水路要道，而历城较之东平陵更为靠近济水。历城西面的防门（在今长清区）和祝阿（在今槐荫区），皆为济水右岸的陆路交通要道。据有历城，能与防门和祝阿形成呼应之势。所以，较之东平陵，历城在战略上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其二就是历城水资源十分丰富——历城南部的连绵青山，是地下水良好的涵养地；北部是湖泊和湿地，且临近济水（古“四渎”之一），城区及城区周边，泉群广布，有大量地下水涌出，方便官民生活。另外，历城当时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如冶铁业就十分发达），城市已具一定规模，加上离东平陵距离不远等等因素，所以历城自然成了设为郡治的最佳选择。
历城在成为济南的行政中心之后，其城池呈现出了“双子城”状态，即在秦汉历城县城以东，又修建了一座东城，二城只隔一条历水。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就记道：
“泺水出历县故城西南。……俗谓之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故也，……（历）水上承东城历祠下泉源，竞发北流，经历城东，又北引水为流杯池，州僚宾燕，公私多萃其上，分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经历城北，西北为陂，谓之历水，与泺水会。自水枝津合水首受历水于历城东，东北经东城西而北，出郭。”
文中在记述济南的泺水、历水时，其中使用了“历县故城”（即历城老城）、“东城历祠”（即东城的舜祠）等概念，对泺水和历水做了“东至历城西“、“经历城东”、“西经历城北”、“受历水于历城东”、“东北经东城西而北”等描述。这些都在告诉人们，当时的历城是有“西城”与“东城”之分的。
宋代的地理志书《太平寰宇记》也有类似记载：
“舜井在历城县东百步。”“四望湖（今五龙潭）在县西二百步，其水分流入县城。至街中与孝感泉合，流入州城。”
《太平寰宇记》为了区分双子城，特地使用了“县城”与“州城”两个概念。
舜井 （荣斌 摄）
清代叶圭绶的《续山东考古录》对济南的“双子城”现象做了这样的记述：
“盖州城即东城。宋初犹有两城也。历水出郭之处，即今汇波门下，知今之城即古之郭。东城疑西晋末移郡时所筑。易郭为城，当在宋金之际矣。”
那么，在西晋永嘉年间历城为治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双子城”现象呢？据专家研究，主要原因是这样的：
济南郡郡治由东平陵迁到历城时，历城县城早已成型。县城的东西两面分别是历水和泺水，北面是大明湖，城垣已无拓展余地。历水当时水量很大，河道也较宽，如果城池跨历水向东扩展，必须把历水包括在城中，这样将增加城内陆形的复杂性，不利于城市按照传统布局予以规划。另外，也是出于一种军事需要：济南地区是战略要地，历来战事频发。而“双子城”布局可在发生战事时两城相互呼应，彼此支援，即使一城失陷，另一城依然可以固守，有利于城市防御。
唐代和北宋时期，济南社会长期安定，经济繁荣，济南的城市由原先以军事据点和区域政治中心功能为主，逐渐向地域经济中心、文化中心过渡，原“双子城”的城市格局已限制了城市的发展，二城相连势在必然。另外，由于地下水系发生了变化，舜泉涌水量大大减少，历水河道逐渐变窄（且最终河道淤失），在客观上也为二城相连提供了方便。史料显示，至唐元和十五年（820）改筑齐州州城时，原州城与原县城已经基本上连为一体了。
唐宋时期的齐州州城，由于经济繁荣，城市建设也有了质的飞跃，这主要表现在城区内的园林建设上。城区内纵横的溪渠以及城区北部的大明湖，为城区园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如著名文学家曾巩任齐州知州时，就在大明湖周边修建了百花堤、北渚亭、芙蓉桥、北水门等，形成了著名的“七桥风月”景观。另外，齐州的州衙建设、学府建设、市场建设等，在唐宋时期也有了很大发展。北宋政和六年（1116），齐州升为济南府，城市建设持续发展。
金元时期，虽历经战乱，但济南作为元朝的“腹里”重镇，经济恢复较快，城市建设（特别是园林建设）亦可圈可点。元代时候，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历过济南后，不禁发出了“真是居住的胜地”的感叹。
（二）明府城的筑建
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朱元璋沿用元制，仍设山东行中书省，简称山东行省。
元朝时，中书省统山东、河东、河北之地，山东行省的首府时而在青州，时而在济南，多次反复迁徙。明朝开国后，朱元璋改变了山东省首府随设随废、反复迁徙的状况，把山东行省的首府确定在了济南府。行中书省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因此济南府的地位即相当于后世所说的“省会”了。其后，济南的省会地位一直没有变化，相沿至今。
洪武四年（1371），济南府开始在府治历城县修建府署和城墙。
原历城城墙是夯筑的土城，历经元末战乱之后，已残损不堪。新城墙以石为基，内夯以土，外砌以砖；城墙周长12里48丈，厚约5丈，高3丈2尺（崇祯年间又加高3尺），城池面积3.06平方公里。由于济南府署设于城内，因此这座新城垣便被人们称为“府城”了。
明府城城外开挖有护城河，护城河宽5丈，水深3尺。护城河的水源，即来自府城外西南面的趵突泉泉群和东南面的黑虎泉泉群，是国内唯一由泉水作为水源的护城河。两大泉群清澈的泉水在东、南、西三面呈“U”字形拱卫着府城，两岸垂柳依依，河中鱼戏凫游，妇女在河边谈笑浣衣，稚童于浅水嬉戏玩耍，形成了一道靓丽的城边风景。
清末民初的济南南护城河东段 （资料图片）
由于受传统的封建大一统思想影响，古代中国城市的规划布局，多为中轴对称式，即以皇官或地方最高行署为中心，主干街道纵横直交，将城市划分为若干大单元，每个单元内则有小街或胡同纵横直交．再切割为若干小单元，小单元内则以方整庭院为基本建筑单位。因此，国内大多数城市的四面城门，都是严格对应或基本对应的。例如，北京、西安等就是范例。
济南明府城却没有完全遵循这一惯例，虽然它也注重突出官署的中心地位，但没有严整的中轴对称线。特别令人奇怪的是，城市的四面城门，竟然“四门不对”。
济南城的东门名“齐川门”，西门名“泺源门”。西门里为旧城东西向主干道院西大街、院东大街（今泉城路），而东门里则为东门大街（今明湖路东段），两街并不相接，而是南北相错，呈基本平行状。南门名“舜田门”（又名“历山门”），北门名“汇波门”（即北水门）。南门里为舜井街，再往北为县西巷，县西巷北端止于大明湖南岸的后宰门街，不通北门。北门在大明湖东北角，为一水门，并不与南门相对应，而是偏东一些。总之，济南城的四门中，南门基本居中，东门偏北，西门偏南，北门偏东。
那么，为什么济南的四个城门不相对呢？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地理原因：明府城筑建时，原历城县城和齐州州城虽已连为一体，但原“双子城”的街道肌理被保留了下来，这样就使城市难免出现了“两张皮”现象，主要表现就是东西向主干道没有贯通。济南老城内北部，是由泉水汇成的大明湖，大明湖最大时，占了将近老城三分之一的面积。在一座城池之内有如此大的湖面，这在全国是少见的。济南城北部之所以是水门，而城内南北向主干道又通不到北门，就是因为北部有大明湖相隔的缘故。
前文在提到明府城南门时，使用了“基本居中”的措辞。那是因为明府城的南门并不是开在南城墙的正中，而是略微偏东了一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为了保护古鉴泉。因为如果把南门开在南城墙正中的话，南门就正冲着护城河南岸的古鉴泉了，那样，南门外大街势必要占压古鉴泉。古鉴泉因泉水澄澈如镜而得名，早在金代《名泉碑》上就被列入“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了。为了保护这一名泉，济南人便把城门开得略偏东了一点，使南门外大街躲开了古鉴泉。从这里，也可看出济南人的那种爱泉情结。
明天顺元年（1457），英宗朱祁镇封皇子朱见潾为德王，成化初年（1465）开始在济南府城内修建德王府。德王府规模宏大，约占了济南府城的三分之一（东起县西巷，西至芙蓉街；南起院前街，北至后宰门街），是明府城中最大的建筑群。德王府的筑建，将明府城中珍珠泉泉群的许多泉子都圈在了王府之内。
珍珠泉 （洁桔 摄）
德王府和山东省、济南府两级行政单位的各类官署，占据了明府城内大量地盘，城内发展空间已极为有限。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出现后，迅速兴起的工商业和大批聚拢于城市的移民，只能在城外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率先突破“城”的束缚的，是济南的“市”，而“突破点”首先是明府城的关厢和近郊，其中发展最快的，是西关和南关。
西关之所以成为明府城外最有吸引力的地方，首先是因为这里有趵突泉和五龙潭两大泉群，有丰沛的水资源。据明崇祯《历城县志》记，当时趵突泉周边已有住户“数百家”；到了清乾隆年间，趵突泉周边已有20多条街道，1208户人家，人口4738人（据乾隆《历城县志》）。明府城西门外的估衣市街和由该街辐射出的小街小巷，至清代中叶已成了济南最繁华的手工业和商贸区。南关之所以发展快，也是因为得泉水之利。南关地势较高，且西边有趵突泉泉群，东边有黑虎泉泉群，也是宜居之地。由于南门是济南南部山区木材、薪材、山货进城的主要通道，南关也自然形成了山货交易市场，往来山民较多。再加上南郊历来为军队驻扎之地，营盘较多，所以南关陆续出现了一些中低档次娱乐场所。至清乾隆年间，南门外已有21条街道，1117户人家，人口4851人（据乾隆《历城县志》）。明府城东关相对发展较慢，这主要是受地理环境影响：一是那里不像西关、南关那样有泉水吸引力：二是由于东门偏北，东门外靠近湖泊湿地，人烟稀少；三是城墙东侧为南部山区山水冲沟，时有水患；等等。诸多因素制约了东关的发展，所以到清乾隆年间，东关才有7条街道，人口不足600人（据乾隆《历城县志》）。
清朝末年的济南城墙 （资料图片）
（三）济南老城扩容——圩子墙的筑建
清咸丰十年( 1860），为了防备捻军袭城，济南在外城又筑起了一道圩子墙。东圩子墙在花园庄到东舍坊一线；南圩子墙为今文化西路一线；西圩子墙为今杆石桥、迎贤桥一线；周长20公里。西、南圩子墙外，还开挖了壕沟，起到了外护城河的作用。圩子墙最初为土墙，同治四年( 1865），改为石筑，历时两年筑成。新筑的圩子墙护卫着老城东、西、南三面（北面有北园湿地作天然屏障），形成了济南市区新的“边界”。
新圩子墙开有7个门，自东北角顺时针数依次为：海宴门（老东门往北，俗称菜市围子门），永靖门（通花园庄），永固门（今泺源大街与和平路衔接处），岱安门（通千佛山，俗称南围子门），永绥门（今泺源大街与经七路衔接处，杆石桥东），永镇门（英贤桥东，西接馆驿街），济安门（大明湖西北，俗称北小门）。
清光绪年间，为适应城市发展，有利出入，原明府城又在城墙增开了四个城门：即西北边的乾健门（今大明湖公园西南门以西），西南边的坤顺门（今趵突泉公园东门以北），老东门以南的巽利门（今运署街以东，俗称“新东门”），北水门以东的艮吉门（俗称“小北门”）。这样，济南明府城老城墙就有8个城门了。
1904年济南开埠之后，为方便城里与商埠交通．西圩子墙先后开了通经二路的普利门和通经四路的麟祥门。齐鲁大学建成后，在南圩子墙正对齐鲁大学校门处开了一个新建门；山东省体育场建成后，又在体育场偏东的南圩子墙开了一个豁口，称中山门。至此，济南的圩子墙便有了11个圩子门。
护城河边清澈的琵琶泉 （洁桔 摄）
（四）近代济南的新型城市格局
清光绪三十年（1904），值胶济铁路建成之际，济南在老城以西自开商埠。商埠东起十王殿（在今纬一路北头西边），西抵北大槐树（今经一路纬十二路东）；南起通长清的大道（今经七路），北到铁路，计东西约五华里，南北约二华里，占地4000余亩。济南商埠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使近代济南的城市格局基本定型——东部老城区与西部新城区交相辉映。老城区依然保持着“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古城风貌，商埠新城区则充满了现代城市气息。这一城市格局，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双子城”，不过，较之古代济南的“双子城”，它已具有了质的飞跃。
商埠经二路的西式建筑 （荣斌 摄）
这一城市格局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济南市建成区（含老城与商埠）总面积为23.2平方公里。
商埠纬三路的洋行 （荣斌 摄）
20世纪80年代后，济南城市再次快速发展，城区面积迅速扩大。据官方根据卫星测绘实图公布的数字，2011年济南城区建成区面积已达296平方公里，是原明府城面积的90多倍了。
四、泉水，滋养了济南这座城市
诞生在泉群上的济南，也是在泉水的滋养下“壮大”的。是泉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济南人，是泉水滋养了农耕社会和近代社会济南各种产业的发展，是泉水滋养了济南辉煌的城市文化。
我们不妨抛开泛泛的论述，只看以下几个实例：
（一）泉水融入了济南人的日常生活
如果说，刘鹗所描述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只能让人们领悟到济南城市的总体风情的话，当人们深入到济南老城的小街深巷中时，就会感受到济南人与泉水相亲到何种程度了。
济南泉群涌出的大量泉水，为老城内外济南人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生活在那里的许多居民，门前院旁便有泉渠通过，人们出门即可浣衣洗菜，推窗即可取水浇花。有的泉渠，甚至穿墙过院，居民在院中只须揭开石板就能取水使用。一方小院，门前清波漾漾、垂柳依依，院内榴花火红，鱼缸跃鲤，那是何等温馨、何等雅致的宜居之地啊。由于老城区地下水位很高，许多居民还在小院中凿有泉井，人们随时可汲取甘洌泉水煮茶做饭，甚至把泉井作为天然“冰箱”，在井里把西瓜、贮存食品等。一城居民能如此亲近泉水、享用泉水的，在国内大中城市中唯有济南。
曲水亭街民居门前的泉渠 （荣斌 摄）
老城民居小院中的泉井 （洁桔 摄）
（二）泉水促进了古代济南城市的繁荣
早在中古时期，济南城市之繁华，已受到了世人的瞩目。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块北宋时期的印刷铜版，铜版是“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用来印制广告传单或货物（缝衣针）包装纸用的。专家研究认定，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乃至世界最早出现的商标广告实物，比1473年英国最早印刷广告的威廉凯克斯顿至少要早350年（威氏印刷的是销售宗教书籍的广告）。这一珍贵文物，也是济南中古时期经济繁荣发达的一个见证。
公元13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时，曾特地到济南一游。他在1299年写成的《马可·波罗行记》中，对济南这座城市做了这样的记述：
“傍晚，抵达一个名叫济南府的城市。从前这里是一个宏伟的都市，大汗使用武力迫使它降服。这地方四周都是花园，围绕着美丽的丛林和丰茂的果园，真是居住的胜地。这里的丝产量多得出奇。在司法上，这个城市管辖着帝国的十一个城市和为数相当多的村镇。这些都是一些商业昌盛的地方，尤其是丝绸业。”
可见，当“济南府”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西方人的著作中时，它早已是一座“宏伟的都市”了。
前文已经提到，济南明府城建成后，关厢陆续发展，之所以西门和南门外得以迅速繁华，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周边有趵突泉、五龙潭、黑虎泉三大泉群。不止关厢，明府城内的日渐繁华也与泉水有关，芙蓉街的兴盛就是一例。
芙蓉街是济南老城内知名度很高的一条老街，如今人们在逛济南“第一金街”泉城路时，总忘不了到芙蓉街一逛；甚至专门冲着逛芙蓉街而来济南老城的，也大有人在。可见该街是何等的有魅力了。
芙蓉街之形成规模，是在清康熙年间。明成化年间济南老城建起德王府后，芙蓉街以东地片原属德王府西苑。清代时候，山东巡抚院署占据了德王府核心部分，而德王府的西苑则逐渐成了民居和街市。今芙蓉街所在之地，原有一条泉渠，名“梯云溪”。那是一条汇泉水而成的南北向小溪，溪水向北流入府学文庙泮池，溪两边有芙蓉泉、南芙蓉泉、水芸泉、濯缨泉、腾蛟泉、起凤泉等许多泉子。明时，梯云溪的西侧即沿渠出现了一些民居、店铺；入清以后，原属王府西苑的溪东，也逐渐建起了民居和店铺。后来，人们为了出行方便，便以条石覆盖了梯云溪，成了一条街道，因街旁有芙蓉泉，遂得名芙蓉街。由于该街东临巡抚院，西连贡院、布政司，南接院西大街，北通府学文庙、大明湖，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所以很快就发展成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可见，芙蓉街的形成，与梯云溪和周边泉群对人们的吸引有不解之缘。
今日芙蓉街 （黄放辉 摄）
（三）泉水推动了近代济南工商业的发展
在济南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泉水对这座城市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济南近代工商产业得泉水之利最典型的例子，是东流水街阿胶制造业的发展。，
东流水街在济南明府城西门外，是一条与西护城河平行的南北向小街，南起西门外的佑衣市街，北接铜元局前街。该街沿街有五龙潭泉群的东流泉、静水泉、古温泉、月牙泉等，诸泉水汇成一条清澈小溪，向东注入护城河，故得名为东流水街。
阿胶始产于汉代东阿城，是中医补血良药，因其功效显著，被明代伟大药学家李时珍誉为“圣药”。制造阿胶，水质是保证质量的重要因素。当初阿胶之所以会在浪溪河畔的东阿镇（今属平阴）发展起来，正是因为浪溪河之水质上佳，适合制造阿胶的缘故。
早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0），即有东阿的阿胶制造商看中了济南东流水这一富有优质泉水的地带，在此开办了阿胶生产作坊。至同治年间（1862-1874），东阿人在东流水已开设了魁兴堂等多家阿胶庄，前店后厂制售阿胶。东流水街遂成了山东阿胶的重要产地之一。清宣统元年(1909)，北京同仁堂老店分支济南宏济堂经理乐镜宇，也在东流水开设了宏济堂阿胶厂。这样，在辛亥革命以前，东流水的阿胶制造业已有同兴堂、延寿堂、广诚堂、宏济堂等多家，年产阿胶达两万多斤。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东流水诸阿胶厂年产阿胶已达十万斤以上，取代东阿成了山东阿胶业的生产、营销中心。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济南城市发展规划的需要，东流水的阿胶制造厂家才全部迁出了济南市区。
原东流水街旁的月牙泉 （荣斌 摄）
济南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得泉水之利，还有许多实例为证。例如：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济南农工商务局以提倡实业，传习工艺为宗旨，在趵突泉附近创办了“济南工艺传习所”（初名工艺局）。传习所内设铜铁、毛毯、绣花、织布、木器、洋车六个工厂，其产品有的在南洋赛会获奖，有的还出口多国，被誉为“山东官办工业中，成交之卓著者”（叶春墀著《济南指南》）。
建于1905年的济南第一家发电厂（时称“济南电灯房”），厂址最初就在曲水亭街。是曲水亭街沿街的泉渠，为发电厂通提供了用水的方便条件。1909年，发电厂迁到了西护城河东岸（今趵突泉北路），由趵突泉泉群和五龙潭泉群的泉水汇成的西护城河，为新电厂提供了充足的工业用水，保证了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行。
济南市的第一座自来水厂，更与泉水有不解之缘。1934年，济南在趵突泉泉池开凿了两眼水井，以这两眼井的泉水为水源，1936年正式成立了济南第一座自来水厂，向济南市民日供水2.2万立方。在中国城市中，以如此大量、如此优质的泉水作为自来水水源的，唯有济南。
济南早期的一些工业企业，如泺源造纸厂（在东流水）、振华火柴厂（在柴家巷）、岱北模范染织厂（在芙蓉街）、顺和毛巾厂（在南关）等等，都是建在靠近泉水的地方。
近代济南城市的发展，一直是史学家关注的重点。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鲍德威（Davi D.Buck，一译作博克），出版了《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年至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一书，作者正是把济南作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典型来研究的。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四）泉水已成了当代济南旅游的热点
享有“泉甲天下”之誉的济南，早在中古时期，就是一座著名的旅游城市了。此可以古代大诗人李白、杜甫、苏轼、苏辙、曾巩、元好问等皆留下过吟咏济南的诗篇为证。其中，金代诗人元好问在游历过济南后高吟道：“羡煞济南山水好，几时正作卷中人！”这诗句，是诗人的心声，也是无数来济游客的共同感受。
护城河中的五莲泉 （荣斌 摄）
济南的泉与城，固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济南城市的出现，也使济南的泉群更加靓丽、更加引人瞩目了。因为有了济南城，济南泉群由原野之泉变成了城中之泉，泉水受到了人们更好的呵护，泉水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品位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济南之所以会成为海内外著名的旅游城市，就是因为它有众多的泉水，有举世无双的城市风貌。凡来济南的游客，赏泉必是第一要义；为了一睹“泉城”风貌而来济南的游客，更是不计其数。
2010年，济南在全国80多个旅游城市中脱颖而出，跃入了全球网民推荐的“中国旅游城市”前十名。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11年济南市接待中外游客计40085000人次，其中入境游客290000人次；全市旅游业直接收入计382.8亿元（人民币），其中外汇收入1.42亿美元。（济南市统计局《2011年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济南当代旅游业，正像趵突泉那欢腾喷涌的泉水一样，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灿若群星的济南名泉，不独是济南人的骄傲，也是人类共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众所周知，山东旅游所打出的最响亮的品牌是：“一山一水一圣人”。这“一山”，即东岳泰山；“一水”，即济南的泉群；“一圣人”，即孔子的诞生地曲阜。泰山已在1987年被联合国公布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也已在1994年被联合国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分析认为，济南的泉群以及因泉水而形成的独特城市风貌，也是一份宝贵的世界遗产。它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中，应该只是时间问题和技术问题。
泉城济南期待着。
[①] 随着各地城市的发展，以上所列名泉有的如今已被包容在城区之中了，如无锡惠泉即是一例。
[②] 两汉时期，济南时为郡，时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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