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败也，宋神宗的变法谁之错

北宋王朝，由于恩荫之滥和科举名额的扩大，使官僚机构日益臃肿，而实行“养兵”政策，又使兵员与日俱增，致使官俸和兵饷随之激增，导致国库空虚。随着土地兼并剧烈，农民愈加贫困，而宋王朝实行“守内虚外”政策，导致了对辽和西夏战争的失败，每年要向辽和西夏输送大量财物，以换取边镇的暂时安宁，更使民穷国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元1067年，二十岁的宋神宗赵顼即位。

宋神宗赵顼的即位丝毫没有悬念与争议。公元1067年初，宋英宗赵曙突然病死，刚立为太子的赵顼名正言顺地子即父位，没有宋初兄传弟那样的麻烦，朝廷内外都很支持他仓促即位。

他想通过改革朝政，期盼在自己统治期内灭夏平辽，一统江山，欲复汉唐雄风，以扭转宋王朝“积贫积弱”局面，但遭到朝廷中因循守旧的官僚如宰相富弼和文彦博等人的反对。朝廷中的另一股力量则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地主阶级革新派，他们富国强兵的改革主张，得到宋神宗的支持。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又晋升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居宰相要职，主持变法。同时，神宗下令在朝廷设立领导变法的最高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管制定、颁布和推行新法，包括“富国之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强兵之术”保甲法、保马法、设军器监和将兵法；整顿教育与科举制定太学“三舍法”、科举内容改革、设立武学、律学等等。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改革的第一天起，就困难重重，遇到阻力多多。既有改革派的执意大刀阔斧的新政，也有顽固派的百般反对，两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是你死我活人身攻击，结果是无限内耗，两败俱伤。

面对这种复杂纷繁的局面，年轻的宋神宗十分苦恼，缺乏驾驭矛盾，统领全局的经验。他倾向于节省开支以富国，却经不住王安石的雄辩与压力。他的权力天平向王安石倾斜了，听信了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大话，迅速实施变法措施，形成事实上在“民加赋”，引起朝野哗然。

宋神宗与王安石，不仅是君臣，更是古代君臣关系中难得的“相知”。为了支持王安石变法，宋神宗为王安石排忧解难、扫除一切障碍。

其一，根据王安石的提议，宋神宗大刀阔斧地黜降了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对新法从中作梗的官员。

其二，根据王安石的推荐，宋神宗起用了一大批拥护新法的官员，甚至是白衣儒士、地方小官、各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担任要职，主持变法事务。

其三，顶住了司马光等反变法派的压力，保护了王安石，维护了王安石的新法。

其四，在宫廷内部，宋神宗愤然拒绝了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岐王、嘉王等皇亲国戚废除新法、罢黜王安石的要求。

当变法派内部发生矛盾争斗时，宋神宗就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上下讲好话，左右补裂隙，以期他们能同心协力，帮助自己变法。尽管这一成效不是很大，但只有宋神宗是唯一能够在变法派内部做些弥合裂痕工作的人。

即便是宋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两人在理财富国这点上，互相影响，大目标一致，但仍然存在细节上的矛盾。

宋神宗赵顶年轻有为，锐气十足，英明果断。他继位于多事佼惚之秋，国库如洗，财政赤字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宋神宗对于这一切是很不满意的，决心“欲革积弊”。为此，他就富国强兵问题征询过元老重臣富弼等人的意见，并针对着时弊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和改革。

王安石进入朝廷以后，在宋神宗的大力赞助下，对财政、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整顿，适时顺势地在全国发动一场大的变革，大大加速了改革的进程。然而，宋神宗对变法缺乏整体规划和具体设想，要自上而下地实行全面改革，还必须一切倚重王安石。

宋神宗看到减少冗费、精简冗官和冗兵，绝非轻而易举，因而迅速地转向了聚财以富国方面。这就是他起用、支持、信任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根本原因。他同王安石在新法上的分歧，不过是向谁要钱，要多要少的矛盾。王安石也不反对节省支出。他的兵农合一，出发点在于想节省庞大的军费支出。只是由于王安石始终认为“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

王安石提出的“祖宗不足法”最终没有说服宋神宗，没能阻止宋神宗的猜疑和动摇。“祖”是指宋太祖，“宗”是指宋太宗，“法”是指太祖、太宗手创的、后世必须遵循的各种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法规。赵宋的“家规家法”要求儿孙辈们格守不渝。

而王安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观点，意图打破“祖宗之法”的格局，把一百一十年来北宋王朝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的政策、法令来一番大的改造。

史载王安石经常埋怨宋神宗对变法时有疑心，对他信任不专，认为宋神宗不具备明君的才智能力，甚至对皇帝声色俱厉地叫嚷，这种“轻慢君父”的言行，使宋神宗有苦难言，不得不在支持变法的前提下，委曲求全，央告王安石切莫疑心君臣关系，恳求王安石以朋友之谊对反对的群臣。显而易见，这种君臣关系，有碍于变法。

宋神宗的委曲求全与苦口婆心换来的却是王安石的过分自信和固执，既听不得不同意见，更听不得反对意见，包括宋神宗提出的疑问和意见。他派遣皇城司密探，严厉镇压议论王安石及新法者，而且不用奏请皇帝就可治罪。他不但擅权和扩权，更是对宋神宗采取争取与欺瞒的手法，弄得宋神宗质问王安石：“我眼中有你，而你眼中可有我这个皇帝？

王安石的变法，客观上是革积弊、富国强兵，但主观上偏执、狂躁、急进，目中无人，连宋神宗也看不起。这种刚强过头的性格，使他很难与人共事与共处，将所有与他意见不一致的臣僚统统赶下台。宋神宗也急躁，但他能听得进不同意见，遇事能反复推敲，比王安石反而要稳重些，任用一些有名望的旧臣以免引起混乱。

用人求服从而不求德才兼备是王安石的一大弱点。在变法中，不少有才无德的人为求得官职而投身变法阵营，不仅从内部破坏和瓦解变法，更加导致了许多人对宋神宗的不满。

如，邓绾溜须拍马迎逢王安石，王安石便安排他越级做了谏官；如，王逢原为了讨好王安石，提出废募兵，得到王安石的重用；如，在乌台诗案中，李定因诬陷苏东坡而飞黄腾达；如，吕嘉问向王安石告密吕公弼的论事奏章，得到王安石信任等等。

王安石的错误，宋神宗也有一份。宋神宗的悲剧，不在于变法，而在于过分依靠和相信了王安石，迁就了王安石，犯了太急于求成的大忌。

随着宋神宗的去世和保守派的复辟，王安石一生的变法事业全付诸东流。

经过宋神宗的改革，北宋社会弊病变本加厉、雪上加霜。尔后，宋神宗的儿子宋徽宗，让北宋政权底气的精神被政治整肃、反复的党争打掉，整个社会的元气被肆意的皇权摧残折腾，政权四周仅存无任何操守而甘当权力奴隶的官员，最终导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北宋很快走入了国破家亡的境地。

后人评：王安石变法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其成也神宗！”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很快失败，“其败也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