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重 提 示
企鹅号、百家号、美篇、博客、QQ空间、简书等网络媒体发过的文章，不要再投稿给新媒体《行参菩提》。如果愿意继续投稿新媒体《行参菩提》，请先删除，后投稿。
一位在一家很有名气的刊物当编辑的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说：分到她手里的自然来稿，她没有一篇没看过。所以，当她听到有位作家说如今没有编辑看自然来稿时，就很震惊。她还提到，一位北京某大刊的编辑说：“编辑看自然来稿？别扯了。我就发成熟作家的稿子，最次也是学院派的，来了就能发。”
对此，我不禁愕然，半信半疑。她又说，前年她创作了十篇中短篇小说，投给多家文学刊物，可是无一回音。她的信心因此备受打击。去年，在她有意放弃文学创作的时候，一位朋友甚感可惜，就把她的一篇小说推荐给了《江南》，终得以发表，并被《长江文艺》转载。另外一位朋友拿走另一篇，发在了《滇池》，又被《小说选刊》转载。另外还有几篇小说，也获得通过。她这才明白，自己的小说并不是那么不堪，也相信编辑不看自然来稿是真的了。
读到此，我的心寒了。怪不得投出去的稿子都是石沉大海，那些编辑部的投稿邮箱大概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到底有几个编辑从中找稿子？也许稿子太多编辑看不过来，也许编辑都有自己的作者群。但发现作者是每个编辑的责任，一个成熟的作家决不是天生就成熟，必然有一个从无名到有名的成长的过程。这使我想起老一辈编辑积极发现作者、扶持作者的感人故事。
我曾多次拜访过的诗人牛汉就是其中一位。牛汉是诗人，也是一位很负责任的编辑。在主持《中国》杂志时，他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当时还籍籍无名的业余作者残雪的《黄泥街》，觉得很好，给发了；残雪的另一篇小说《苍老的浮云》，也是辗转到《中国》，他给发了，从而造就了一名有名气的作家。刘恒的成名作《狗日的粮食》也是他发现给发表的，并亲自改了篇名。
当年莫言在保定当兵时，便开始写小说，但屡遭退稿。后来，他终于收到《莲池》编辑部的来信，就找到编辑部，见到了编辑毛兆晃。毛先生告诉他，稿子有一定基础，希望他拿回去改改。莫言感觉稿子不好改，干脆另写了一篇给毛先生送去。毛先生看后说，还不如第一篇呢。这话对莫言打击很大，但他没有放弃，很快再改出一稿，送给毛先生。经毛先生修改后，小说作为头条发表在《莲池》上，这就是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谈起小说刚发表时的感受，莫言说：“对于一个多年来热心文学的青年人来说，对于一个写了无数稿件全部被退稿的业余作者来说，终于有一篇小说变成了铅字，堂堂皇皇地上了文学刊物，这种欣喜是难以名状的。”
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编辑们的负责与鼓励，莫言这些作家也许就走不上文学之路。
在北京文坛，有一个“四大名编”的说法，指的是四位老编辑：龙世辉、章仲锷、崔道怡、张守仁。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龙世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时，在一大堆来稿中发现了曲波寄来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一眼就看出作品的先天不足，同时又敏锐地发现这个题材很棒，有改写的基础。他热情地邀请作者来北京，和他一道商量如何修改。《林海雪原》出版后，曲波一举成名。
后来，龙世辉在《当代》作编辑部副主任时，发现了王朔的《空中小姐》。他觉得作者很有才华，但小说写得太冗长，就约他到编辑部谈稿。提了一次修改意见后，龙世辉就调到作家出版社当副总编，临行前把这篇稿子交到章仲锷手里。章仲锷三次约王朔来编辑部谈稿，王朔则按照他的意见认认真真地修改了四遍，硬是把九万字的稿子精炼成四万字。《空中小姐》在《当代》杂志推出了，很快就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紧接着，章仲锷又发表了王朔的另一个中篇《浮出海面》，后来这个中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轮回》。从此，读者认识了一个才华横溢的王朔。
章仲锷主张“稿子面前一律平等”。他有个宗旨：宁发三流作家的一流作品，不发一流作家的三流作品。1978年，他在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俞天白的《现代人》，感觉写得不错，不禁为又发现一个新作者而欣喜。《现代人》在《十月》发表后，反响很大。从此，俞天白佳作不断，多次获奖，成为新时期上海文坛一员骁将。
崔道怡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刚到《人民文学》杂志当小说编辑，就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业余作者李国文寄来的六篇短篇小说。崔道怡觉得每篇小说写得很精彩，但《改选》写得最好。《改选》在1957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头条发表了。后来，崔道怡又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汪曾祺的小说《羊舍一夕——四个孩子和一个晚上》，便及时上报给主编，很快，汪曾祺的这篇小说就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
文学期刊的编辑在发现、扶植青年作家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处女作的发表，对作者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起着巨大的作用。编辑的成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表好作品，二是发现并推出新人。比较起来，推出新人更难得，也更为重要。
一个编辑不看自然来稿实在是渎职行为。看自然来稿自然要辛苦一些，没有发名家那么轻巧，但这也正是编辑的可贵之处，受人尊敬的也正是这一点。现在的编辑，在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方面，应该学一学老编辑们。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3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