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周公庙的周公像
说起中国文化的根本或源头，不能不讲礼乐开启这件大事。礼仪和音乐的源头固然可以追溯到远古，但事实上，我们所在的国家之所以成为中国，一直在各个朝代背后做意识形态支持并一直影响至今的礼乐，造就中华文明的礼乐，应该从周公那儿说起。
与周武王一道灭掉商纣，之后又以东征平定内乱后，在总设计师周公的策划与指挥下，周王朝已渐渐进入正轨，然而，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尚未完成。周公认为，要想长期稳固地统治各地，需要有一个稳固的中心。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命只能降于处于天下中心——“中国”的王者。周朝原先的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显然有些偏西，周需要在中心地带另建一个都城。洛邑正是商周时代的天下中心，营建洛邑的巨大工程由此开始。
周武王在世时就希望能在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洛水北岸、瀍水东西）修建新都，可惜没能实现，这一希望在周公东征后终于成为现实。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占卜，周公将地址选定在洛水北岸。这里既离安置大部分殷民的卫国相聚不远，同时又处在四方各国的中心，地势险要，交通便利，有利于管理。它将作为周朝的东都，与西部的都城镐京相呼应。
当周公决定开工后，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此时用不着周公动员，各地诸侯就纷纷主动前来帮忙。周公召集诸侯与商朝遗民谈话，他没有忘记再次重申周朝立国的合理性，然后分配工作。
周公摄政的第五年，东都洛邑营建成功。其规模宏大，在大的王城的东边还建了一个稍小的城，又以方圆七十里的郛郭将两个城围在一起。洛邑建成后，周公把商朝的祭器、接受天命的象征物——九鼎迁到王城，使其正式成为天下政治的中心。他将曾经反对周朝的商民集中到这里，加以控制，周朝再无后顾之忧。直到此时，周公才认为，周朝算是真正立起来了。所以，他将东都洛邑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当然，周公虽然摄政，但周王是周成王，所以，周公都以周成王的名义来发布。
1965年，陕西省宝鸡县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我们称之为何尊。何尊造型古朴，工艺精美，尤其是一百二十二字的铭文，非常珍贵，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之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其中写道：“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就是说：“武王攻克商朝后，就祭告上天，将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这也是古代第一次出现“中国”二字。而武王的遗志最终在周成王时代由周公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件盛事。
接着，周公在成周洛邑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天下诸侯第一次被召集于洛邑，共同见证这一盛世之举，并以隆重的方式再次确认其封国。
洛邑南郊所设的“丘兆”，是用来祭祀上帝的，并以周的先祖后稷配享，以日月星辰和先王陪位。城内又有五宫：太庙是祭祖先的庙，宗宫是专为文王立的庙，考宫是专为武王建的庙，路寝是王的住所。城内所立大社，是用来祭土谷神的。神坛用五色土筑成：东边青土，南边红土，西边白土，北边黑土，中央黄土。封诸侯的时候，诸侯就其所在的方位，凿一块土，放在他自己国内的社上。所有这些，都让各方诸侯感受到成周洛邑的神圣不可侵犯，这里确确实实成为了世人心目中的天下中心。然而，在所有的建筑中，周公最重视的还是明堂。
明堂呈亚字形，当中有五间内室，四周都是厅堂。外面有四方形的垣墙，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大门。这里是发布命令和朝会诸侯的所在。洛邑建成后，周公大会诸侯，第一次宗祀文王，其仪式也在明堂举行。此前，周公已规定了祭祀的次序和祭品，制作了礼、乐。第一次在明堂宗祀文王，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祭祀典礼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各诸侯了解礼、乐。在周公看来，礼、乐才是能够维系王朝长久的最重要的力量。
国学家钱穆及其学生姚汉源这样描述周公在洛邑第一次大会诸侯的情形：诸侯都穿着礼服，供奉祭品，恭敬虔诚地来陪祭。看到那里宫室有一定的制度，衣服有一定的等级式样，牛羊等祭品有一定的规定，宰杀剖割有一定的样子，甚至扫除废物，厨房的烹饪和布置，都有一定的仪节。到了里面，感觉到既庄严又美观。诸侯都接到王朝颁布的命令，然后参加祭典，谒见文王、武王的神主。据说那时有一千七百七十几个诸侯，都恭敬屏息，弦歌奏乐，称美先王。参加的每个人都具有一种深沉肃穆的心情和一种和畅的意绪，同时惆怅地追思文、武，情动于中，行动声音自然和仪节乐歌相合。孔子说：周公德行，上格天，下动人，远播于各国，使人内心钦服。海外的人都来进贡，他确能把父兄的文德武功发扬光大。
周公所制的礼、乐，既集周国历代先贤的传统，又从夏礼、商礼中取了丰富的营养，使得中国自远古而启的礼乐萌芽，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最终成熟繁茂，使中国真正成为礼乐之邦，这才是周公最为重要的贡献。
如果说礼的本质是在等级“差异”中维护社会秩序，那么，乐则是靠音乐激起人们“和同”的情感，促进人们的团结合作。礼与乐，二者不可偏废，合在一起，共同形成礼乐文化。
因为周公距我们年代久远，当时也没有什么音像设备，我们自然无从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周公所作的礼乐。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周礼》《仪礼》《礼记》等古代文献，去了解周公礼乐的基本内容。
《周礼》是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自天子以下，王朝贵族分为公卿、大夫、士三级，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诸侯之臣又有卿、大夫、士的划分，各自享用不同的礼仪规定，不得逾越，以此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
《仪礼》则将周人的一生与王朝的一切全部纳入礼乐范畴，周人视野的重心便真正由巫到礼，从鬼神崇拜走向人间礼治。周公为各种礼仪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内涵。比方说，周礼中的“士冠礼”，原本是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并不受到重视。而在周礼中，这一礼仪十分庄重，通过一道又一道仪式，使原本是孩子的人意识到，他将从此成为成年人。祝词中特别强调德行，多次郑重地告诫和祝福：“不要懈怠你外表的威仪，好好慎养你内在的德行。亲戚们都在场，以成就你成人的美德。愿你长寿吉祥，广增洪福。”也就是要告诉孩子，你会受到作为成年人而应得的尊重，但是也将承受更大的责任，只有注重品德，才可以福寿绵延。如此一来，周公之礼就不再只是周朝的典章制度、行为准则，而且通过礼这种形式，将道德和思想灌输其中。
在周公的礼乐世界里，既包括仪节、礼器、服饰、辞令、场所等和礼法相关的一切内容，同时每一个严格的礼法细节，无不寓有深远的人文内涵。这些礼义，重视天人和谐，重视民心所向，重视以德处世，规范人们的外在言行，更深入其内心，使其产生庄严、尊敬、责任、稳定、重德等意识，潜移默化消除自私、暴怒、浮躁、贪恋、怠慢等不良情绪，由此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促成了一个和谐而稳定的社会。
《礼记》更是阐述了周公礼乐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内涵。阐述了“致知、格物、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阐述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和之道、中庸之道，阐述了中国人所向往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
虽然，《周礼》《仪礼》《礼记》都非周公所作，但其源头却无不出于周公的礼乐制度，使我们间接地认识到周公礼乐的丰富与充盈。直到今天，当我们诵读这些古老的典籍时，仍然能感觉到周公的礼乐，尤其是其中的精神，仍然每时每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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