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周书》中的《洛诰》一篇，篇幅较长，内容重要，历来备受关注。然而，在《周书》各篇中，它也是争议较多的一篇。清代学者孙诒让尝谓“商周命诰，繁而难读”[1]，之所以如此，除了自经秦火，简札淆乱；展转授受，舛牾益孳；字多假借，文字殊异等以外，还在于其多为“雅言”，若非淹贯故训，实在难通其辞。《洛诰》篇尤其“缀累晦涩”，所以该篇记何时事、本事为何、有无错简等，人们的说解纷纷纭纭，分歧很大。本文不揣浅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洛诰》篇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个人的管见，以期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注目，使该篇记事能得到正确理解。
一、《洛诰》所记为成王七年事
由于《洛诰》文字古奥，后人对文义的理解颇多参差，从而对该篇记事的完整性也提出怀疑。元人金履祥曾谓该篇所记若无伦次；清人于鬯谓《洛诰》之文有“《伯禽》篇之语”，并有一些错简[2]；郭沫若先生则认为其中窜入了“《鲁诰》之佚文”[3]。郭沫若的看法在后来影响较大，如蒋大沂作《保卣铭考释》一文便同意郭说[4]，蒋善国《尚书综述》亦认为郭沫若的考定“对考证古史贡献很大”[5]。
对《洛诰》文义的不同理解，也导致了对该篇所记之事的不同判断。蒋善国先生认为《洛诰》记述了周成王初年的几件重大史事：
一、召公相宅，周公营洛。新邑建成，周公作《洛诰》，诰成王居洛之义，成王到成，
烝祭文、武，命周公后事，均成王立，周公摄政第七年事。
二、《洛诰》篇中，周公诰诫伯禽学效他营洛之功，成王诰命伯禽毋忘“文、武勤教”
等语，原是杂入今本《洛诰》篇中的《鲁诰》篇佚文，均是成王七年后明年事。
三、至于成王在成周行殷礼，周公致政，祀天改元，称元祀，更是成王七年后明年
“大祀”之年事，亦既成王元祀二月既望日事。
蒋大沂的《保卣铭考释》也认为前述第二事和第三事均是成王七年后明年事，并提出成王元祀为成王七年过完以后的明年大祀之年说。蒋善国认为这种看法“实一启思决疑之至论”[6]。
应该说，《洛诰》等篇的年代本来是比较明确的，只是由于人们对周公摄政的问题理解不当，甚至有的认为周公摄政时自纪其元，周公归政后成王才即位改元，这使得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反而被复杂化了。《洛诰》最后一段曰：“戊辰，王在新邑。……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关于其中“惟七年”的意思，王国维以周代彝铭相对照进行解释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上纪事，下纪年。”[7]这是正确的。但他又说：“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之初亦未尝改元。《洛诰》曰‘惟七年’，是岁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后之七年，成王嗣位于兹五岁，始祀于新邑。”[8]王国维不知道成王嗣位是确实改元的，故解《洛诰》之“七年”为武王克商后七年，即武王去世前两年加上周公摄政五年。也就是说，他认为《洛诰》中所说的“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乃是指的周成王五年。这种看法在今人中仍有广泛的影响。王国维等人以《洛诰》作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很可能与《尚书大传》“五年营成周”的影响有关。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有铭文曰：“惟王初口，宅于成周”，篇末纪年曰“惟王五祀”，不少学者又以此与《洛诰》为同时[9]。这当然也是误解。[10]
王国维说“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这是没问题的，契文彝铭之中这种上纪事下纪年的例证很多。这里的“惟七年”是指周公摄政的第七年。其实，皮锡瑞也揭示了《洛诰》的这种叙事形式，他说：“经云‘戊辰’，有日无月；‘在十有二月’，有月无年；于末结之曰‘惟七年’，则当为七年十二月戊辰日无疑。古人文法多倒装，故先日、次月、又次年。”[11]《洛诰》言年之时，先言“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显然，“七年”是指周公诞保文武受命的第七年。“周公诞保文武受命”与《洛诰》上文中的成王所谓“诞保文武受民”、周公所谓“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同义。文中既言“诞保文武”，则“七年”就是文、武二王都去世后七年，是年既为周公摄政的第七年，亦为成王即位的第七年，即成王七年。”
《洛诰》为成王七年(即周公摄政第七年)事，还可由《今本竹书纪年》得到佐证。不仅如此，《今本纪年》成王七年纪谱也与《召诰》、《多士》有相合处，将《今本纪年》与《洛诰》、《召诰》、《多士》相对照，《洛诰》所记为成王七年事会看得更加清楚。对此，笔者在对《周诰》诸篇的次序进行考订时已经加以论述说明。[12]只是还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今本竹书纪年》，有所谓真伪问题的争论。笔者曾对此书进行了初步研究，深信它绝非后人的赝品。[13]
其实，即使郭沫若所谓《洛诰》中窜入的“《鲁诰》佚文”那部分，亦即前述蒋善国所说的《洛诰》所记第二、三事，亦可由其与《今本纪年》的对照，证明其为成王七年之事。例如，周公所说“王肇称殷礼”以及“汝其敬识百辟享”等，就与《今本纪年》中成王七年纪谱中的“王如东都，诸侯来朝”等暗合。
“王肇称殷礼”中的“殷礼”，有的说指殷商所行之礼，有的说为成王会见众诸侯之礼。汉人郑玄持前说，他说：“王者未制礼乐，恒用先王之礼乐。伐纣以来，皆用殷之礼乐，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礼乐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礼，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职，然后班行周礼。班讫，始得用周礼。故告神且用殷礼也。”郑玄的解释影响较大，今之学者中仍有人坚持这一说法。而持后说者认为“殷”有盛大之义，“殷礼”即天子会见诸侯的盛大典礼。笔者同意后说。
其实，郑玄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且与文义不合。如果“殷礼”是指所谓殷商所行之礼，那么，经文便出现扞格难通的现象。其一，经文中“肇”，始也；“称”，举也。郑玄所谓“伐纣以来，皆用殷之礼乐，非始成王用之也”与“肇称殷礼”不合。其二，“王肇称殷礼”，下文为“祀于新邑，咸秩无文”，这里似乎是说王始用殷礼“以祭祀新都洛邑”[14]，但后面的“咸”字似乎又不好落其实指。而如果以后说来解，则文从字顺，无不得体。此外，郑玄先言“王者未制礼乐，恒用先王之礼乐”，但鉴于此际“周公制礼乐既成”，遂又不得不曲为之解，言“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职，然后班行周礼。班讫，始得用周礼”。看来，郑玄的解释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当时礼制中，也的确存在天子大会诸侯的“殷礼”。如：
《周礼·春官·大宗伯》：“殷见曰同。”郑玄注：“十二岁，王如不巡狩，则六服尽朝，
朝礼既毕，王亦为坛，合诸侯以命政焉。”
《周礼·秋官·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郑玄注：“殷同，即殷见也。”
《周礼·夏官·职方氏》：“王将巡守，则戒于四方。……及王之所行，先道。帅其属
而巡戒令。王殷国，亦如之。”郑玄注：“殷，犹众也。十二岁，王若不巡守，则六服尽朝，谓之殷国。其戒四方诸侯与巡守同。”
《周礼·秋官·掌客》：“王巡守殷国，则国君膳以牲犊，令百官百姓皆具。”郑玄注：
“国君者，王所过之国君也。……令者，掌客令主国也。”又《大行人》：“十有二岁王巡
守殷国。”
由《周礼》的记述可知，王十二年“巡守”一次，若不“巡守”，诸侯则同来王都朝会，谓之殷见，亦称殷同；如果王不遍“巡守”而仅至一国，召各国诸侯均来此诸侯国行朝会之礼，则称殷国。《周礼·天官·大宰》曰“陈其殷，置其辅”，郑玄谓：“殷，众也，谓众士也。”“殷见”、“殷国”的“殷”即衍此义而来。所以金鹗的《求古录·礼说·会同考》曰：“夫殷见之礼，四方诸侯毕至，故有殷名。”殷商时或许也有殷见诸侯之礼，但由上述可见，《洛诰》中的“殷”却与殷商之殷没有任何关系。
自洛邑营建之后，这里便成为周朝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尤其是周王会见众诸侯，常常在此进行，这可能与其地理位置有关。因为从武王开始，之所以选中此地，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这里位居“天下之中”，故《逸周书·作雒》称“俾中天下”、“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何尊铭文称“余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史记·周本纪》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彝器铭文中亦可见在成周“殷诸侯”的记载[15]：
《臣辰盂》：“辛酉，王令士上 史 殷于成周，豊百姓豚。
《 卣》：“唯明保殷成周年。”
《小臣传卣》：“王在□京令师田父殷成周年。”
彝铭中的“殷”显然都是指的殷见(或“殷同”)之礼。
《逸周书》中有《王会》一篇，该篇开始即云：“成周之会，坛上张赤弈阴羽。”这与《周礼·大宗伯》郑注“六服尽朝，朝礼既毕，王亦为坛，合诸侯以命政”正合。所以朱右曾说：“此名为会，其实殷同，故为坛于国外。”[16]由于《王会》篇存在一定的问题，使人们对该篇的制作时间产生了不同看法，但此次“成周之会”，其中的“王”谓周成王人们并无异议，而且认定其为周初大会同之礼。[17]
按，周成王时的确曾举行殷同之礼，据《今本竹书纪年》记，周成王时有两次会见诸侯：一次是“七年……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另一次是“二十五年，王大会诸侯于东都，四夷来宾”。《王会》所记的成周之会中，周公旦尚在，周公旦去世之年当成王十一年[18]，显然这次成周之会不会是成王二十五年那次，而只能是成王七年的那次。
《洛诰》中的“殷礼”正是指的成王七年这次会见诸侯，因为：
第一，今《尚书·康诰》篇首的“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48字，宋苏轼以为应移冠在《洛诰》“周公拜手稽首”的上面，蔡沈、朱熹等人也赞成这种看法，认为这48字是《洛诰》篇首的错简。这是对的。其中，“周公初基”之“基”，郑玄谓谋也；百工即百官；播民谓播迁之民，即谓殷之遗民；和，会也；士，《诗传》谓“事也”。可见，齐集于成周的正是参加成王殷见之礼的诸侯百官及“殷遗多士”。这里的“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19]，或即指殷见之事。
第二，周朝建立后，武王不久病死。周成王即位后，周朝动荡不安，幸有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稳定了局势。为巩固周的统治，遂迁殷遗民，营成周。至七年，召公、周公先后到洛邑，继而成王至洛，周公告多士，诸侯朝成王。此次成王殷见诸侯，是成王即位后的第一次，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或许也是《洛诰》中周公言“肇称殷礼”的原因所在。又，《洛诰》还记周公对成王说：“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其中，百辟谓众诸侯；享即诸侯来朝时的享礼。曾运乾《尚书正读》谓此时“周公欲成王亲受朝享，以瞻诸侯向背，故使之不观其物而观其仪如此”。这也可作为成王曾举行殷见诸侯之礼的一个旁证。
（未完待续）【原载于《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收入杨朝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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