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人文历史

洛阳人文文化概论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源头。洛阳人文文化长期作为中央文化、国家文化、国都文化、统治文化，一直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占据主导、主流地位。研究洛阳人文文化，对于追溯中华民族的起源，彰显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洛阳人文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对洛阳人文文化的叙述，在1990年代以来诸多洛阳地方专著中已有不同层面的呈现。对其综合概括，可知洛阳人文文化有八大要点：
洛阳是“天下之中”
“天下之中”思想与五帝和夏商时期人类对宇宙秩序的认识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中国先民看来，作为空间之宇宙是规范而有序的，中央高于四方，乃宇宙秩序的轴心。这样的观念延伸到社会领域时，在部落或酋邦时代，人们就会以自我为中心去构想世界秩序。相传黄帝居天下之中。《淮南子·天文训》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这种以“土”居中央，以黄帝为统领四方之帝的理路，所遵循的即“尚中”原则。夏代据《禹贡》记载，夏禹平水土，更制九州，中州之外有八方。又列天下分五服，甸、侯、绥、要、荒，一圈一圈地向外推衍，以中央为中心，四方环绕中央。商朝以五方观念将全国政治疆域划分为五方，商王直接统治区居中，号称“中商”。五帝和夏商时期形成的“尚中”观念，成为“天下之中”思想的基点，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以及阴阳五行术之源。被后世儒者尊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就起源于八卦，八卦则起源于河图、洛书。《周易》中“中”的出现频率高达119次，六十四卦中过半数的“传”之内容，都涉及到了“中”。河图洛书是“天下之中”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 “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洛阳一带。“中国”一词，曾见于《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小雅·六月序》中也有：“《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据考证，“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1965年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里。铭文中的“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也即今天的洛阳一带。由此，洛阳一带称为“中土”或“土中”，后来河南省也被称为“中州”或“中原”。《史记·货殖列传》说：“ 唐人（尧）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都国诸侯所聚会”。三河中的河南，即今洛阳地带。据考证，洛阳被视作“天下之中”的观念，应该说夏、商乃至更早就有了如此看法。近年来洛阳地区先后发掘出的夏、商都城遗址皆去成周遗址不远，这决不是巧合，乃是周人承袭先朝观念的明证。
洛阳为“天下之中”，是周公营建洛邑时明确提出的。《史记·周本纪》记载，他在陈述选择洛阳地区兴建成周时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逸周书·作雒》也提到“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土中即大地之中，天下之凑是说这里是八方辐辏之地，是朝会、贡赋、交通和商业的中心。这里周公强调都城建在天下之中，表明“中”对于王权和国家具有特殊意义。都城的空间位置代表了社会空间秩序，并凝结为一种都城的象征形式，构成王朝体系的核心观念。都城居于国土中心，既有利于发挥都城的聚集和扩散作用，也易于形成周边对中央王朝的依附和归顺，是推行王权统治和实行“王化”措施的国家根本之地。周公营建洛邑提出并阐发了“天下之中”理论，遂使其成为一种建都选址的重要标准，且使其由一般的空间概念上升到伦理范畴和方法论的高度。《周礼·司徒》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这里，“天下之中”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想。
“天下之中”是汉唐之间列朝都洛的一个重要因素。周公营洛为“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笼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西周以来，“天下之中”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引导众多王朝都城选址的洛阳取向，构成列朝建都洛阳的独特理路的基础和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据。西汉开国，因为“雒阳东有成皋，西有崤黾，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刘邦最初以洛阳为都。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决定迁都洛阳，“即于土中居雒阳之都”。东汉刘秀“复帝祚，迁都雒阳，以服土中”，他不仅是看中了洛阳“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更看中的是洛阳“天下之中”的政治文化优势，既继承“周制”，修文偃武，崇尚节俭，实行德政，也便于利用洛阳本身所积淀的政治文化，推行国策。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和意义，不仅得到汉族统治者的认可，也得到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认同，其建都洛阳的行为，实际上也成为其汉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北魏迁都于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孝文帝“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以此争取在华夏历史顺序和现实格局中的位置，确立北魏政权在华夏的正统性、合法性地位。隋朝本都长安，隋炀帝即位后，决定营建新都，其诏曰：“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唐代高宗首幸洛阳，就看中了“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于万国”的“天下之中”地位，将洛阳宫改称东都，并定东西都所在官员阶品相等。武后执政，改唐为周，以洛阳为“神都”，其所发布的召诰表明她对“天下之中”理论的认同。自西晋至隋的300年间，战乱不绝，东西、南北之间文化形态差异日渐显现。无论东方或是南方，文化素质均高于关中。文化上的东西差异、南北隔阂对建立和巩固统一王朝是不利的。而洛阳向为东方文化的重心，文化底蕴深厚，又地靠关中，处在东西、南北文化交汇的地理位置，具有“天下之中”的文化地理优势。隋唐建都洛阳，在地理形势上是向东扩展、转移，在文化形态上则是力图利用洛阳“天下之中”的文化优势，缩小东西、南北文化的差异，这与当年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构建统一的周文化体系有着相同旨趣。
“天下之中”是洛阳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片。因为“天地之中”的理念，对于华夏民族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它不仅以中间、中心对称为美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审美倾向，而且封建社会更是长期借助人们对“天地之中”的敬畏崇拜证明与巩固“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尤其是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对“天下之中”更情有独钟。“中”，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人文地理要素，“在空间上，中代表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相对完整的聚落环境的几何中心。在气象上，中则象征寒暑、干湿适宜的气候环境。在社会、政治意义上，中则象征终极的权力。”“中”成为一个神圣地带，而寻求这个天然而唯一的“天地之中”，目的在于确立和证明自己在“天下”的唯一优越地位，同时剥夺任何边缘地区拥有高峰权力的机会。“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所表现出的空间意识和文化观念，还顽强地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关于“中”的思想还发展为一种中和、中庸的哲学与伦理思想，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凝固的空间意识、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华民族之伟大凝聚力与向心力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中和主体文化意识的体现。
“天下之中”是洛阳人文的制高点。中华民族对“天下之中”的信仰和崇尚源远流长，对洛阳的“天下之中”有一种持续性认同和崇拜，这不仅给洛阳笼罩上一种神奇的向心力，而且还具体化为对洛阳空间特质所具有的经济交通地位和文化内涵的认知与认定，无论是强大或者弱小的王朝都是如此。洛阳虽然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但洛阳的崛起和发展，实际上主要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天下之中”位置以及政治早熟、三代定都带来的深厚文化积淀。洛阳作为“天下之中”，正是由于地理优越与人文优越的独特结合，使其逐渐形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中心、经贸中心和文化中心。
洛阳是华夏文明原点
河洛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是人类重要的活动地带。1957年，在三门峡、陕县、渑池等地，发掘出土了相当于北京人时期使用的石制工具；1984年，又在卢氏发现了距今约十万年的原始人头骨化石；1978年还在洛阳市凯旋东路南侧，发现了距今约五六万年前的旧石器40件，并有古象化石出土；2000年，在黄河小浪底库区发现了距今4000万年的世纪曙猿化石。这一系列考古新成就，证明了河洛地区曾是我国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是黄河流域早期古代文明的先驱。
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都在河洛地区有典型的遗存。裴李岗文化，为距今约8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初期。孟津县寨根遗址、渑池班村遗址、偃师西高崖遗址、新安县西沃乡黄河对岸的长泉遗址，都有不同器物的考古发现。距今7千年到5千年的仰韶文化，是以洛阳地区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命名的。近年来发现的王湾遗址、孙旗屯遗址、锉李遗址等，都是仰韶文化时期典型的先民聚落地，证明在距今约五、六千年前，河洛流域的伊、洛、瀍、涧沿岸和涧西的周山脚下，已经是村落棋布，人口密集的地区，河洛人在这里过着相对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龙山文化相当于我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五帝活动的中心即在河洛地带。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即距今4千余年前时，河洛文化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或称为煤山类型。从考古发现来看，此时，河洛地区的生产力有了一次巨大发展，出现了青铜礼器、文字和城市，在全国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并从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
河图洛书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华先民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易·系辞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洛地区是河图洛书的发祥地，也是周易八卦的故乡。相传，距今七、八千年的伏羲时代，有个马头龙身的神物从黄河里跃出，它身上的旋毛变成一块玉板献给伏羲，玉版上的黑白点数“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这就是河图。伏羲依照河图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而画出八卦。今孟津老城西北位于黄河岸边的负图寺（亦名伏羲庙），据说就是当年龙马负图的地方。到大禹治水时，有个神龟从洛河爬出，背上的黑白点数排列成“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中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的图形，这就是洛书。大禹依照洛书制定出治理天下的九章大法，后成为《尚书》中的《洪范篇》。今洛宁县洛河岸边的西长水村旁有“洛出书处”古碑两通，相传这里就是当年“神龟贡书”的地方。撩开河图洛书的神秘面纱，就可发现它并非天书，也不是陈抟伪造出来的，而是华夏文明史上渊源有之的两部杰作。它不仅在《尚书·顾命》和《洪范篇》中有明确记录，就连从不言怪力乱神的孔子也曾发出“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的感叹！河图洛书是以天地之数的奇妙组合来构建的原始宇宙图式。河图之数的思想内涵，在《管子·幼宫》、《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素问经·金匮真言论》和《太玄图》等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均有记载，反映的是以太阳为中心的五星体系，侧重于自然天道；洛书反映的是北辰为中心的二十八宿体系，侧重于社会人事。河图洛书通过十个自然数字的奇妙组合，把天文、地理和人事之间的万事万物有机地联系起来，是原始先民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的深刻反映。河图洛书的出现是洛阳原始文明与文化的界限，它凝结着河洛先民的智慧之光，不仅是我国文字产生的标志，而且也是一部哲学大典，其所反映的思想是东方哲学的精髓，对中华民族心智的启迪意义深远。
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母体。炎黄二帝生于洛阳。《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战，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可见，炎黄二族是由少典、有蟜两大氏族部落裂变而来的。有蟜氏是以蜜蜂为图腾的部落，他们活动的中心是平逢山。《山海经·中次六经》说：“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毂城之山，无草木，无水，多砂石。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蟜（jiǎo）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据此，平逢山地望应在洛阳西北，为邙山一峰。有蟜氏在洛阳平逢山，那么与之通婚的少典氏不应该离此太远，也应在洛阳地区。《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战胜蚩尤、炎帝，“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建都在洛阳。《吕氏春秋》、《淮南子》、《魏书》等不少典籍都有记载。《山海经·中次三经》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密即蜜也，有蟜氏以蜜蜂为图腾，黄帝族作为其后裔也应以蜜蜂为图腾，故称其都为密都。青要山在今新安县北部的黄河边，又称南石山，与荆山相邻。荆山为黄帝铸鼎处，《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是国家重器，是王权和国家法律的象征，而铸鼎必于王畿，定鼎必于都城，列鼎必于宗庙。黄帝在洛阳铸鼎，标志着天下的统一。其后，黄帝传位于其孙昌意之子高阳，即为帝颛顼。颛顼传位于黄帝之玄孙高辛，即帝喾。帝喾传位于其子帝挚。帝挚传位于其弟放勋，即帝尧。帝尧传位于颛顼的后代重华，即帝舜。帝舜传位于颛顼的后代文命，即帝禹。颛顼、帝喾、帝挚、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嫡系子孙，他们缔造了酋邦王国时代的华夏文明。酋邦时代，“天子”为天下共主，而各方国则需要向天子进贡，在军事行动中需要派军队听从天子的调遣，要定期参加天子举行的盟会及其大型祭祀活动。《水经注·洛水下》载：“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垣、沉壁，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篆字。”《竹书纪年》曰：“黄帝祭于洛水”，帝尧“祭于洛”，“率群众臣沉壁于洛”。《后汉书·五行志》说禹治洪水，得赐“洛书，法而陈之”。由是观之，河洛地带自古是我国先民、帝王们主要的活动中心。
炎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部落活动在洛阳周围，洛阳在华夏文明中居于领先地位。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中国古代文明本土起源和多中心发展的基本特点。在黄河流域，有以洮河为中心的马家窑文化，以渭河为中心的老官台文化，以冀中、豫北为中心的磁山文化，以山东为中心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在长江流域，有宁绍平原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还有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闽江流域的昙石山文化，四川地域的三星堆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面对如此繁复的史前文化谱系，需要特别指明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还是有着先后主次之分的。当其他地区还处在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露出文明之曙光时，河洛地域的夏人已经率先跨入青铜时代，建立起早期的奴隶制国家。虽然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文明发生的“满天星斗”，但这并不能削弱与动摇炎黄文明走在史前各文化的前列、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诗句，很好地表达了视洛阳为华夏文明根源的社会共识。因此，洛阳是华夏文明的原点、中心和根基。
洛阳是千年帝都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三代，即夏、商、周，它们先后建都于洛阳地区，形成璀璨夺目的三代文明。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夏禹建都阳城，今登封王城岗遗址，即“禹都阳城”之所在。洛阳是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和都邑所在。《逸周书·度邑》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夏本纪·正义》说：“《商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史记·吴起列传》言：“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国语·周语》载：“昔伊洛竭而夏亡。”这些文献都表明，洛阳地区是夏人的活动中心，地望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相合。二里头遗址在今偃师西南伊洛夹河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内有大型宫殿建筑，大型铸铜遗址，制陶遗迹，出土大量铜器、陶器，文化层堆积丰厚，时间测定约在公元前1900－前1600年。这与文献记载斟鄩的方位基本相吻合。《竹书纪年》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斟鄩作为夏朝国都，在夏朝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商朝在成汤灭掉夏桀以后，把国都由亳（今河南商丘一带）迁到夏都斟鄩所在的河洛地区——西亳，即今偃师县城西的尸乡沟一带。史载：“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又据《括地志》载：“汤即位居南亳，后徙西亳，在偃师县西十四里。”并云：“尸乡亭在洛阳偃师县，在洛州东南也。”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偃师县城西尸乡沟发现了这座遗址。商代的成汤、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诸王，皆都西亳，直到仲丁时才迁到“隞”（今河南荥阳北）。此后，商都不断迁移，至盘庚又“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总计偃师商城共历十三王，时间长达200余年。
洛阳城的兴建是从周武王灭殷后营建洛邑开始的。西周王朝的都城在陕西的镐京。周武王灭纣凯旋归来，夜不能寐，因为天下形势尚不稳定，殷商遗民三百六十个氏族并未心悦诚服，使其无法高枕无忧。为更好地控制东方，决心营建洛邑。《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对周公所语：“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杜预说三涂在陆浑县南），北望岳鄙（按即黄河北面太行山边都邑之地），顾詹（同瞻）有河，奥詹洛伊（即可以望见黄河，洛河与伊河），毋远天室”。《逸周书·作雒》、《尚书·雒诰》详细记载了周公营建洛邑的经过，并迁九鼎于此。洛邑北依邙山，南系洛水，西至涧河，东逾瀍河，其中心在洛河北瀍河下游两岸。城内有太庙、宗庙、考宫、路寝、明堂等五宫，还有“内阶、玄阶、堤唐”等不同通道。洛邑是一都二城，即成周和王城。洛邑作为周朝的国都，历经成王、康王、召王、穆王四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正式东迁洛邑。从平王东迁到赧王五十九年被秦昭襄王灭亡，风雨飘摇的东周在这515年的时间里，就是在洛阳度过的。
东汉都洛。西汉王朝建立，刘邦曾初都洛阳三个月，后在娄敬的劝说下，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原因，迁往长安，改洛阳为河南郡郡治。西汉未年，王莽篡权，刘秀反击成功，在成周城遗址之上建立了东汉都城。因为历史上的汉王朝是以火德而王的，故忌水，因而将“洛”字的偏旁水去掉，而改为“雒”。东汉洛阳城南宫为一个布局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有却非殿、崇德殿、九龙殿、嘉德殿、宣德殿、阳明殿等。北宫为汉明帝造，有德阳殿、宣明殿、章台殿、迎春殿等。宫殿台阁之壮观，班固《东都赋》、张衡《东京赋》均用奇美的文字作了记录。东汉王朝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到汉献帝于建安元年（196年）被曹操胁迫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止，时间172年，历13帝，其中12帝都是以雒阳为都城的。东汉末年，洛阳城为董卓之乱所焚毁。
魏晋都洛。东汉未年，军阀混战，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曹操势力强大。公元220年，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称帝，国号魏，改“雒阳”为洛阳，都洛阳。魏文帝广修宫室，有建始殿、玄武馆、嘉福殿、崇华殿等，筑造了九华台。魏明帝太和三年又“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曹魏时期比较大的建造活动还有在洛阳城西北角建造了金墉城。百尺楼、凌云台也是此时的标志性建筑。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灭魏，统一全国，国号晋，历史上称西晋，亦在洛阳建都。西晋沿用了曹魏时的主要建筑，在洛阳宫门前树立有铜驼、翁仲等雕刻以及日晷之类设施。城内还建有国子圣堂，《晋书》称其为“礼乐之本”，说明它可能是国子监中祀孔的场所。曹魏自文帝曹丕至元帝曹奂，先后5代，以洛阳为都共46年。西晋自武帝司马炎至愍帝司马邺，先后4帝，以洛阳为都52年。魏晋洛阳在永嘉之乱后化为废墟。
北魏都洛。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统一了北方，以南伐为名，带领三十万骑兵浩浩荡荡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出发，行至洛阳就驻兵不走了，下诏将国都迁到洛阳。495年，“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并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洛南，不及北还”。孝文帝对魏晋洛阳城进行了扩建，分为外郭、内郭和宫城3部分。内郭城即魏晋旧城。宫城改变了前期南北宫的分散格局，都城内经纬通达，从宫城南出，为京城中心大道，中央衙署和社庙分布于大道两旁。魏孝文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力推行汉化政策，规定鲜卑人一律改籍为洛阳人，说汉话，穿汉服，改称汉姓，提倡儒术。这些措施，稳定了北魏的统治，也促进了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从孝文帝至孝武帝逃奔长安，孝静帝迁都邺城，先后历8帝共40年。这一时代虽然短暂，却成就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的一座伟大城市，也成就了佛教史上最为宏伟的寺塔建筑。一部由其同时代人杨衒之撰写的《洛阳伽蓝记》尽现了北魏洛阳城作为帝王之都与佛教中心的双重繁荣与兴盛。然而，这座盛极一时的伟大都城，在北魏末年屡遭兵毀，渐趋衰落。
隋都洛阳。隋代最初建都于汉长安之东、龙首原之南的六冈之地，称为大兴城。604年，隋炀帝继位，当年的十一月，他行幸洛阳，并下达了建造新洛阳城的诏书。这是一座平地而起的新城，也是一座经过缜密规划与建设的世界级的中古大都市。都城位于汉魏故城西边十余里的地方，东逾瀍水，南跨洛河，西滨涧河，北依邙山，城周27公里，分为宫城、皇城、外廓城等。内有辉煌壮观的宫殿，城东北角建有大型官仓，名为“含嘉仓”。隋东都洛阳城，是我国中古时期规模宏大、气势壮观、名闻中外的一座大都会。然而，由于隋炀帝的暴虐而国祚短暂，所以，若以大业元年新洛阳已建成来计算，至隋末战乱隋炀帝被弑于扬州，洛阳作为隋代都城的时间至多不过15年。隋末战乱，洛阳再遭劫难。
唐都洛阳。唐代初称洛阳为洛阳宫。高宗显庆二年（657年），高宗“手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员品阶并准雍州”。自此洛阳就一直是唐王朝的东都。唐洛阳城，作为一座都城，虽然在地位上略低于西京长安城，但是，在有唐一代，因其与江左富庶之地位置近便和便利的漕运体系，成为唐代帝王经常的驻留之地。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洛阳度过的，甚至在她登基的光宅元年（684年），将洛阳城改为“神都城”，将洛阳的皇家禁苑西苑改为“神都苑”。洛阳神都的这一名号，沿用到唐显宗神龙元年（705年），在这前后20余年的时间中，洛阳几乎成为了事实上的京师之城。这一时期洛阳城中演绎的建筑大戏，如武则天明堂、天堂的营造，都成为古代中国建筑史上颇有影响的重大事件。安史之乱将洛阳拖进深重灾难之中，其后唐代皇帝就很少驻跸洛阳了。直至唐昭宗在朱温的裹挟下东迁洛阳。尽管唐王朝主要的活动舞台是在长安，但以高宗于显庆二年将洛阳作为东都算起，至唐天佑四年（907年）彻底灭亡，前后也有251年的历史。
后梁、后唐、后晋都洛。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朱晃迁太庙四室的神主赴洛阳，而称开封为“东都”。这一年后梁对遭到战争重创的洛阳加以修葺，使久经磨难的洛阳恢复了一点元气。后梁自开平元年始，至末帝龙德三年（923年），先后历2帝，洛阳作为帝都时间大约有1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于923年即帝位，定都洛阳，下诏书曰：“诏洛京应有隙地，任人请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盖，如过限不见屋宇，许他人占射。”这可能是后唐时期洛阳城在久经摧残后的一次复苏。后唐自庄宗至唐末帝清泰三年（936年），历4帝，洛阳为帝都14年。后晋石敬瑭以洛阳为短暂帝都，于天福二年（937年）迁都开封，至此后晋都洛阳一年又十一个月。
北宋时期，虽然京师在东京汴梁，洛阳仍称为西京，但这时的洛阳实质上已经不具备都城的地位与功能了。宋以后的洛阳，先是遭金人的战火蹂躏，后来又落入元人手中，日趋没落，到明清时期已经沦落为一座普通的地方城市了。
“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以洛阳为中心，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13个朝代，先后1500余年在这里建都。洛阳是我国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历史古都。如果从中国历史独特的首都、陪都的双都制看，洛阳之为陪都始于西周，终于北宋，其间除作为首都之外，几乎都是陪都的历史。如今在沿洛河东西20多公里内分布的夏都斟鄩、商都西亳、周都成周与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故城遗址，以其“五都贯洛”的宏伟气魄见证着洛阳千年帝都的兴衰更替。
洛阳是中华文化根脉
洛阳是中华文化根脉，因为其是三教祖庭，儒教起源于洛阳，道教创始于洛阳，佛教首传于洛阳，还有玄学兴盛于洛阳，理学光大于洛阳。这五大思想流派，对中华民族人文思想和品格的形成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儒教起源于洛阳。礼乐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周公是在洛阳制礼作乐，进一步完善了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并使其思想成为西周以来的正统思想。《尚书大传》谓：“周公摄政，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礼记·明堂》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统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不仅制礼，而且作乐，把《大韶》及《云门》《大章》《大夏》《大武》等加工整理，订为“六代乐舞”。周公制礼作乐，意在“敬德保民”。这是夏商以来中国思想从敬鬼神到重人事的一大转变，对儒家仁义学说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周公对儒家学说的贡献，故被后世称为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并被誉为“元圣”。孔子是儒家的“至圣”。他虽居于周公的封地鲁国，又因倾慕西周盛世，于周景王二十四年到东周王都洛阳考查“礼乐之原”。在洛阳，他“问礼于老子，访乐于苌弘”，以考“礼乐之极”。又参观考查了周的郊社、庙堂等文物制度。他对夏、殷、商三代的礼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后，认为周礼吸取了夏、殷二代的经验和长处，是比较完备的，所以“吾从周”。从西汉代开始，河洛地区儒学大家辈出，如贾谊、侯霸、杜子春、孟光、韩愈等，不断对儒学作出新发展。
道教创始于洛阳。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即老聃，春秋时任周的守藏史，熟悉夏、商、周以来的各种典章制度，加之其对当时社会各方面矛盾的深切观察（洛阳应是当时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区），在洛阳创立了他的道家学说。其《道德经》是老子因王子朝之乱，“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免而归居”之前，在京都洛阳写下的，被后世道教奉为经典。黄老道在洛阳地区广泛流传，汉明帝和汉章帝时，朝廷上下以崇信黄老为风气。汉桓帝时，独尊“黄老道”，在洛阳濯龙宫中，专祭黄帝、老子。太平道和五斗米教出现时，标志着道教的正式产生。五斗米教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洛阳北邙山和嵩山传道，与洛阳有着密切关系。其后，道教在北魏时期经过嵩山道士寇谦之的改革，逐步走向成熟。唐代洛阳北邙上清宫进入鼎盛。宋代道教全真派在洛阳传道。
佛教首传于洛阳。释教佛学传入中国，记载见于永平八年（65年），汉明帝刘庄“梦见神人，神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日空，神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汉明帝遣蔡愔等12人往天竺取经，寻求佛法，永平十年（67年），使臣返回洛阳，带回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同时，用白马驮回《四十二章经》。汉明帝礼重二僧，让他们住在鸿胪寺传教译经。次年，敕令在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修造僧院，因白马驮经来，初至鸿胪寺，遂取名白马寺。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入驻白马寺，西域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洛阳成为当时外国佛学大师的云集之地，译经和法事日渐兴盛。从汉明帝十年（公元67年）至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在洛阳译出佛经二百九十二部三百九十五卷。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洛阳人朱士行在白马寺受戒出家，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正式僧人，并西行取经，在今新疆和田取得了《大品般若》，于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送回洛阳。这时佛教也开始由中原地区向江南发展。北魏迁洛后，佛教的发展盛极一时，仅京都洛阳内外佛寺即达1367所。石窟艺术开始发展，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两大艺术宝库。佛教传入中国后，基本是以洛阳为中心发展起来并传播开来，洛阳的白马寺因此被称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玄学兴盛于洛阳。玄学是魏晋时代的主要哲学思潮，它的产生、形成、发展和衰落主要是在魏晋时期，因此人们又称其为魏晋玄学。玄学的命名来源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深远的意思。玄学崇尚老庄，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之为“三玄”。最先倡导玄学的代表人物，是魏正始年间的何晏和王弼。何晏好老庄之言，倡导玄学，竞事清淡，开一时风气。他著有《周易私记》、《周易讲说》、《无名论》、《道德二论》及《论语集解》等书，宣称“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主张君主无为而治。王弼认为：“道者无之称也”，天地虽大，“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无”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何晏王弼用老庄玄虚的道理讲《周易》，即援老子的思想、观点入儒学，完全改变了汉儒以象数之学讲《周易》的性质，从根本上冲破了两汉儒学的思想本源。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嵇康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为“竹林七贤”之一。因声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氏集团，遭钟会构陷，为司马氏所杀。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主张人应自然而为，强调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反对儒教的束缚。阮籍蔑视礼教，常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后期则变为“口不臧否人物”，常以醉酒的方法，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他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主张把“自然”和封建等级制度相结合，做到“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他又作《大人先生论》以老庄思想批判礼法，斥礼法之士是“裤中群虱”。西晋玄学的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向秀主张自然与明教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所以各任其性，即是“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自于“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郭象认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这就是说无不能生有，万物都是自己生出来的，独立的自身变化，即他所谓的“独化”。玄学思潮的兴起，探讨、反思人自身的价值和文化价值，对两汉以来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为特征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怀疑和动摇，而转向对自己生命、命运、生活、意义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与追求，也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与否定，才产生内在人格的觉醒与追求。所以说玄学思潮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何、王、阮、稽、向、郭等大师，在洛阳兴起发展了玄学，这是洛阳对华夏人文文化的又一贡献。
理学光大于洛阳。宋朝建立之前，儒学的发展逐渐停滞，佛教、道教则日益兴盛，动摇了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到北宋时期，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新儒学——理学，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创建了“洛学”或“伊洛理学”。前人提到这一时期，常说“五星聚奎，伊洛钟秀”。朱熹《伊洛渊源录》认为，道学起于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等“五星”学者，其中更直接的是二程的洛学。邵雍创立了先天象数学，认为“心为太极”，“万物皆生于心”，即心为万物之源，没有心便没有一切。二程一生以聚徒讲学为己任，伊洛河流域踏遍了他们的足迹。二程理学继承了周敦颐和邵雍的思想，强调“理”或“天理”。他们认为“理”是自然界遵循的普遍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任何人和事物都不能违背“天理”这个最高准则，而“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等都是天理的表现。同时，他们又把“理”说成了先于“气”（事物）而存在的，“气”是由于“理”而产生的。程颢说“天者，理也。”又说：“只心便是在。”这是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他们还提出了“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道德修养方法。理学后经南宋朱熹的进一步完善，成为宋、元、明、清五代800多年间封建社会的思想统治基础。程颢和程颐被后世帝王尊称为“夫子”。
洛阳人文文化概论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源头。洛阳人文文化长期作为中央文化、国家文化、国都文化、统治文化，一直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占据主导、主流地位。研究洛阳人文文化，对于追溯中华民族的起源，彰显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洛阳人文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对洛阳人文文化的叙述，在1990年代以来诸多洛阳地方专著中已有不同层面的呈现。对其综合概括，可知洛阳人文文化有八大要点：
洛阳是“天下之中”
“天下之中”思想与五帝和夏商时期人类对宇宙秩序的认识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中国先民看来，作为空间之宇宙是规范而有序的，中央高于四方，乃宇宙秩序的轴心。这样的观念延伸到社会领域时，在部落或酋邦时代，人们就会以自我为中心去构想世界秩序。相传黄帝居天下之中。《淮南子·天文训》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这种以“土”居中央，以黄帝为统领四方之帝的理路，所遵循的即“尚中”原则。夏代据《禹贡》记载，夏禹平水土，更制九州，中州之外有八方。又列天下分五服，甸、侯、绥、要、荒，一圈一圈地向外推衍，以中央为中心，四方环绕中央。商朝以五方观念将全国政治疆域划分为五方，商王直接统治区居中，号称“中商”。五帝和夏商时期形成的“尚中”观念，成为“天下之中”思想的基点，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以及阴阳五行术之源。被后世儒者尊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就起源于八卦，八卦则起源于河图、洛书。《周易》中“中”的出现频率高达119次，六十四卦中过半数的“传”之内容，都涉及到了“中”。河图洛书是“天下之中”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 “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洛阳一带。“中国”一词，曾见于《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小雅·六月序》中也有：“《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据考证，“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1965年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里。铭文中的“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也即今天的洛阳一带。由此，洛阳一带称为“中土”或“土中”，后来河南省也被称为“中州”或“中原”。《史记·货殖列传》说：“ 唐人（尧）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都国诸侯所聚会”。三河中的河南，即今洛阳地带。据考证，洛阳被视作“天下之中”的观念，应该说夏、商乃至更早就有了如此看法。近年来洛阳地区先后发掘出的夏、商都城遗址皆去成周遗址不远，这决不是巧合，乃是周人承袭先朝观念的明证。
洛阳为“天下之中”，是周公营建洛邑时明确提出的。《史记·周本纪》记载，他在陈述选择洛阳地区兴建成周时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逸周书·作雒》也提到“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土中即大地之中，天下之凑是说这里是八方辐辏之地，是朝会、贡赋、交通和商业的中心。这里周公强调都城建在天下之中，表明“中”对于王权和国家具有特殊意义。都城的空间位置代表了社会空间秩序，并凝结为一种都城的象征形式，构成王朝体系的核心观念。都城居于国土中心，既有利于发挥都城的聚集和扩散作用，也易于形成周边对中央王朝的依附和归顺，是推行王权统治和实行“王化”措施的国家根本之地。周公营建洛邑提出并阐发了“天下之中”理论，遂使其成为一种建都选址的重要标准，且使其由一般的空间概念上升到伦理范畴和方法论的高度。《周礼·司徒》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这里，“天下之中”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想。
“天下之中”是汉唐之间列朝都洛的一个重要因素。周公营洛为“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笼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西周以来，“天下之中”所反映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引导众多王朝都城选址的洛阳取向，构成列朝建都洛阳的独特理路的基础和神圣性、合理性的依据。西汉开国，因为“雒阳东有成皋，西有崤黾，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刘邦最初以洛阳为都。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决定迁都洛阳，“即于土中居雒阳之都”。东汉刘秀“复帝祚，迁都雒阳，以服土中”，他不仅是看中了洛阳“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更看中的是洛阳“天下之中”的政治文化优势，既继承“周制”，修文偃武，崇尚节俭，实行德政，也便于利用洛阳本身所积淀的政治文化，推行国策。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和意义，不仅得到汉族统治者的认可，也得到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认同，其建都洛阳的行为，实际上也成为其汉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北魏迁都于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孝文帝“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以此争取在华夏历史顺序和现实格局中的位置，确立北魏政权在华夏的正统性、合法性地位。隋朝本都长安，隋炀帝即位后，决定营建新都，其诏曰：“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唐代高宗首幸洛阳，就看中了“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于万国”的“天下之中”地位，将洛阳宫改称东都，并定东西都所在官员阶品相等。武后执政，改唐为周，以洛阳为“神都”，其所发布的召诰表明她对“天下之中”理论的认同。自西晋至隋的300年间，战乱不绝，东西、南北之间文化形态差异日渐显现。无论东方或是南方，文化素质均高于关中。文化上的东西差异、南北隔阂对建立和巩固统一王朝是不利的。而洛阳向为东方文化的重心，文化底蕴深厚，又地靠关中，处在东西、南北文化交汇的地理位置，具有“天下之中”的文化地理优势。隋唐建都洛阳，在地理形势上是向东扩展、转移，在文化形态上则是力图利用洛阳“天下之中”的文化优势，缩小东西、南北文化的差异，这与当年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构建统一的周文化体系有着相同旨趣。
“天下之中”是洛阳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片。因为“天地之中”的理念，对于华夏民族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它不仅以中间、中心对称为美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审美倾向，而且封建社会更是长期借助人们对“天地之中”的敬畏崇拜证明与巩固“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尤其是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对“天下之中”更情有独钟。“中”，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人文地理要素，“在空间上，中代表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相对完整的聚落环境的几何中心。在气象上，中则象征寒暑、干湿适宜的气候环境。在社会、政治意义上，中则象征终极的权力。”“中”成为一个神圣地带，而寻求这个天然而唯一的“天地之中”，目的在于确立和证明自己在“天下”的唯一优越地位，同时剥夺任何边缘地区拥有高峰权力的机会。“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所表现出的空间意识和文化观念，还顽强地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关于“中”的思想还发展为一种中和、中庸的哲学与伦理思想，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凝固的空间意识、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华民族之伟大凝聚力与向心力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中和主体文化意识的体现。
“天下之中”是洛阳人文的制高点。中华民族对“天下之中”的信仰和崇尚源远流长，对洛阳的“天下之中”有一种持续性认同和崇拜，这不仅给洛阳笼罩上一种神奇的向心力，而且还具体化为对洛阳空间特质所具有的经济交通地位和文化内涵的认知与认定，无论是强大或者弱小的王朝都是如此。洛阳虽然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环境，但洛阳的崛起和发展，实际上主要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天下之中”位置以及政治早熟、三代定都带来的深厚文化积淀。洛阳作为“天下之中”，正是由于地理优越与人文优越的独特结合，使其逐渐形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中心、经贸中心和文化中心。
洛阳是华夏文明原点
河洛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是人类重要的活动地带。1957年，在三门峡、陕县、渑池等地，发掘出土了相当于北京人时期使用的石制工具；1984年，又在卢氏发现了距今约十万年的原始人头骨化石；1978年还在洛阳市凯旋东路南侧，发现了距今约五六万年前的旧石器40件，并有古象化石出土；2000年，在黄河小浪底库区发现了距今4000万年的世纪曙猿化石。这一系列考古新成就，证明了河洛地区曾是我国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是黄河流域早期古代文明的先驱。
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都在河洛地区有典型的遗存。裴李岗文化，为距今约8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初期。孟津县寨根遗址、渑池班村遗址、偃师西高崖遗址、新安县西沃乡黄河对岸的长泉遗址，都有不同器物的考古发现。距今7千年到5千年的仰韶文化，是以洛阳地区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命名的。近年来发现的王湾遗址、孙旗屯遗址、锉李遗址等，都是仰韶文化时期典型的先民聚落地，证明在距今约五、六千年前，河洛流域的伊、洛、瀍、涧沿岸和涧西的周山脚下，已经是村落棋布，人口密集的地区，河洛人在这里过着相对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龙山文化相当于我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五帝活动的中心即在河洛地带。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即距今4千余年前时，河洛文化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或称为煤山类型。从考古发现来看，此时，河洛地区的生产力有了一次巨大发展，出现了青铜礼器、文字和城市，在全国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并从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
河图洛书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华先民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易·系辞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洛地区是河图洛书的发祥地，也是周易八卦的故乡。相传，距今七、八千年的伏羲时代，有个马头龙身的神物从黄河里跃出，它身上的旋毛变成一块玉板献给伏羲，玉版上的黑白点数“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这就是河图。伏羲依照河图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而画出八卦。今孟津老城西北位于黄河岸边的负图寺（亦名伏羲庙），据说就是当年龙马负图的地方。到大禹治水时，有个神龟从洛河爬出，背上的黑白点数排列成“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中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的图形，这就是洛书。大禹依照洛书制定出治理天下的九章大法，后成为《尚书》中的《洪范篇》。今洛宁县洛河岸边的西长水村旁有“洛出书处”古碑两通，相传这里就是当年“神龟贡书”的地方。撩开河图洛书的神秘面纱，就可发现它并非天书，也不是陈抟伪造出来的，而是华夏文明史上渊源有之的两部杰作。它不仅在《尚书·顾命》和《洪范篇》中有明确记录，就连从不言怪力乱神的孔子也曾发出“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的感叹！河图洛书是以天地之数的奇妙组合来构建的原始宇宙图式。河图之数的思想内涵，在《管子·幼宫》、《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素问经·金匮真言论》和《太玄图》等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均有记载，反映的是以太阳为中心的五星体系，侧重于自然天道；洛书反映的是北辰为中心的二十八宿体系，侧重于社会人事。河图洛书通过十个自然数字的奇妙组合，把天文、地理和人事之间的万事万物有机地联系起来，是原始先民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的深刻反映。河图洛书的出现是洛阳原始文明与文化的界限，它凝结着河洛先民的智慧之光，不仅是我国文字产生的标志，而且也是一部哲学大典，其所反映的思想是东方哲学的精髓，对中华民族心智的启迪意义深远。
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母体。炎黄二帝生于洛阳。《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战，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可见，炎黄二族是由少典、有蟜两大氏族部落裂变而来的。有蟜氏是以蜜蜂为图腾的部落，他们活动的中心是平逢山。《山海经·中次六经》说：“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毂城之山，无草木，无水，多砂石。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蟜（jiǎo）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据此，平逢山地望应在洛阳西北，为邙山一峰。有蟜氏在洛阳平逢山，那么与之通婚的少典氏不应该离此太远，也应在洛阳地区。《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战胜蚩尤、炎帝，“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建都在洛阳。《吕氏春秋》、《淮南子》、《魏书》等不少典籍都有记载。《山海经·中次三经》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密即蜜也，有蟜氏以蜜蜂为图腾，黄帝族作为其后裔也应以蜜蜂为图腾，故称其都为密都。青要山在今新安县北部的黄河边，又称南石山，与荆山相邻。荆山为黄帝铸鼎处，《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是国家重器，是王权和国家法律的象征，而铸鼎必于王畿，定鼎必于都城，列鼎必于宗庙。黄帝在洛阳铸鼎，标志着天下的统一。其后，黄帝传位于其孙昌意之子高阳，即为帝颛顼。颛顼传位于黄帝之玄孙高辛，即帝喾。帝喾传位于其子帝挚。帝挚传位于其弟放勋，即帝尧。帝尧传位于颛顼的后代重华，即帝舜。帝舜传位于颛顼的后代文命，即帝禹。颛顼、帝喾、帝挚、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嫡系子孙，他们缔造了酋邦王国时代的华夏文明。酋邦时代，“天子”为天下共主，而各方国则需要向天子进贡，在军事行动中需要派军队听从天子的调遣，要定期参加天子举行的盟会及其大型祭祀活动。《水经注·洛水下》载：“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垣、沉壁，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篆字。”《竹书纪年》曰：“黄帝祭于洛水”，帝尧“祭于洛”，“率群众臣沉壁于洛”。《后汉书·五行志》说禹治洪水，得赐“洛书，法而陈之”。由是观之，河洛地带自古是我国先民、帝王们主要的活动中心。
炎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部落活动在洛阳周围，洛阳在华夏文明中居于领先地位。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中国古代文明本土起源和多中心发展的基本特点。在黄河流域，有以洮河为中心的马家窑文化，以渭河为中心的老官台文化，以冀中、豫北为中心的磁山文化，以山东为中心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在长江流域，有宁绍平原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还有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闽江流域的昙石山文化，四川地域的三星堆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面对如此繁复的史前文化谱系，需要特别指明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还是有着先后主次之分的。当其他地区还处在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露出文明之曙光时，河洛地域的夏人已经率先跨入青铜时代，建立起早期的奴隶制国家。虽然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文明发生的“满天星斗”，但这并不能削弱与动摇炎黄文明走在史前各文化的前列、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诗句，很好地表达了视洛阳为华夏文明根源的社会共识。因此，洛阳是华夏文明的原点、中心和根基。
洛阳是千年帝都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三代，即夏、商、周，它们先后建都于洛阳地区，形成璀璨夺目的三代文明。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夏禹建都阳城，今登封王城岗遗址，即“禹都阳城”之所在。洛阳是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和都邑所在。《逸周书·度邑》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夏本纪·正义》说：“《商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史记·吴起列传》言：“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国语·周语》载：“昔伊洛竭而夏亡。”这些文献都表明，洛阳地区是夏人的活动中心，地望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相合。二里头遗址在今偃师西南伊洛夹河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内有大型宫殿建筑，大型铸铜遗址，制陶遗迹，出土大量铜器、陶器，文化层堆积丰厚，时间测定约在公元前1900－前1600年。这与文献记载斟鄩的方位基本相吻合。《竹书纪年》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斟鄩作为夏朝国都，在夏朝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商朝在成汤灭掉夏桀以后，把国都由亳（今河南商丘一带）迁到夏都斟鄩所在的河洛地区——西亳，即今偃师县城西的尸乡沟一带。史载：“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又据《括地志》载：“汤即位居南亳，后徙西亳，在偃师县西十四里。”并云：“尸乡亭在洛阳偃师县，在洛州东南也。”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偃师县城西尸乡沟发现了这座遗址。商代的成汤、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诸王，皆都西亳，直到仲丁时才迁到“隞”（今河南荥阳北）。此后，商都不断迁移，至盘庚又“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总计偃师商城共历十三王，时间长达200余年。
洛阳城的兴建是从周武王灭殷后营建洛邑开始的。西周王朝的都城在陕西的镐京。周武王灭纣凯旋归来，夜不能寐，因为天下形势尚不稳定，殷商遗民三百六十个氏族并未心悦诚服，使其无法高枕无忧。为更好地控制东方，决心营建洛邑。《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对周公所语：“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杜预说三涂在陆浑县南），北望岳鄙（按即黄河北面太行山边都邑之地），顾詹（同瞻）有河，奥詹洛伊（即可以望见黄河，洛河与伊河），毋远天室”。《逸周书·作雒》、《尚书·雒诰》详细记载了周公营建洛邑的经过，并迁九鼎于此。洛邑北依邙山，南系洛水，西至涧河，东逾瀍河，其中心在洛河北瀍河下游两岸。城内有太庙、宗庙、考宫、路寝、明堂等五宫，还有“内阶、玄阶、堤唐”等不同通道。洛邑是一都二城，即成周和王城。洛邑作为周朝的国都，历经成王、康王、召王、穆王四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正式东迁洛邑。从平王东迁到赧王五十九年被秦昭襄王灭亡，风雨飘摇的东周在这515年的时间里，就是在洛阳度过的。
东汉都洛。西汉王朝建立，刘邦曾初都洛阳三个月，后在娄敬的劝说下，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原因，迁往长安，改洛阳为河南郡郡治。西汉未年，王莽篡权，刘秀反击成功，在成周城遗址之上建立了东汉都城。因为历史上的汉王朝是以火德而王的，故忌水，因而将“洛”字的偏旁水去掉，而改为“雒”。东汉洛阳城南宫为一个布局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有却非殿、崇德殿、九龙殿、嘉德殿、宣德殿、阳明殿等。北宫为汉明帝造，有德阳殿、宣明殿、章台殿、迎春殿等。宫殿台阁之壮观，班固《东都赋》、张衡《东京赋》均用奇美的文字作了记录。东汉王朝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到汉献帝于建安元年（196年）被曹操胁迫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止，时间172年，历13帝，其中12帝都是以雒阳为都城的。东汉末年，洛阳城为董卓之乱所焚毁。
魏晋都洛。东汉未年，军阀混战，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曹操势力强大。公元220年，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称帝，国号魏，改“雒阳”为洛阳，都洛阳。魏文帝广修宫室，有建始殿、玄武馆、嘉福殿、崇华殿等，筑造了九华台。魏明帝太和三年又“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曹魏时期比较大的建造活动还有在洛阳城西北角建造了金墉城。百尺楼、凌云台也是此时的标志性建筑。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灭魏，统一全国，国号晋，历史上称西晋，亦在洛阳建都。西晋沿用了曹魏时的主要建筑，在洛阳宫门前树立有铜驼、翁仲等雕刻以及日晷之类设施。城内还建有国子圣堂，《晋书》称其为“礼乐之本”，说明它可能是国子监中祀孔的场所。曹魏自文帝曹丕至元帝曹奂，先后5代，以洛阳为都共46年。西晋自武帝司马炎至愍帝司马邺，先后4帝，以洛阳为都52年。魏晋洛阳在永嘉之乱后化为废墟。
北魏都洛。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统一了北方，以南伐为名，带领三十万骑兵浩浩荡荡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出发，行至洛阳就驻兵不走了，下诏将国都迁到洛阳。495年，“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并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洛南，不及北还”。孝文帝对魏晋洛阳城进行了扩建，分为外郭、内郭和宫城3部分。内郭城即魏晋旧城。宫城改变了前期南北宫的分散格局，都城内经纬通达，从宫城南出，为京城中心大道，中央衙署和社庙分布于大道两旁。魏孝文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力推行汉化政策，规定鲜卑人一律改籍为洛阳人，说汉话，穿汉服，改称汉姓，提倡儒术。这些措施，稳定了北魏的统治，也促进了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从孝文帝至孝武帝逃奔长安，孝静帝迁都邺城，先后历8帝共40年。这一时代虽然短暂，却成就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的一座伟大城市，也成就了佛教史上最为宏伟的寺塔建筑。一部由其同时代人杨衒之撰写的《洛阳伽蓝记》尽现了北魏洛阳城作为帝王之都与佛教中心的双重繁荣与兴盛。然而，这座盛极一时的伟大都城，在北魏末年屡遭兵毀，渐趋衰落。
隋都洛阳。隋代最初建都于汉长安之东、龙首原之南的六冈之地，称为大兴城。604年，隋炀帝继位，当年的十一月，他行幸洛阳，并下达了建造新洛阳城的诏书。这是一座平地而起的新城，也是一座经过缜密规划与建设的世界级的中古大都市。都城位于汉魏故城西边十余里的地方，东逾瀍水，南跨洛河，西滨涧河，北依邙山，城周27公里，分为宫城、皇城、外廓城等。内有辉煌壮观的宫殿，城东北角建有大型官仓，名为“含嘉仓”。隋东都洛阳城，是我国中古时期规模宏大、气势壮观、名闻中外的一座大都会。然而，由于隋炀帝的暴虐而国祚短暂，所以，若以大业元年新洛阳已建成来计算，至隋末战乱隋炀帝被弑于扬州，洛阳作为隋代都城的时间至多不过15年。隋末战乱，洛阳再遭劫难。
唐都洛阳。唐代初称洛阳为洛阳宫。高宗显庆二年（657年），高宗“手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员品阶并准雍州”。自此洛阳就一直是唐王朝的东都。唐洛阳城，作为一座都城，虽然在地位上略低于西京长安城，但是，在有唐一代，因其与江左富庶之地位置近便和便利的漕运体系，成为唐代帝王经常的驻留之地。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洛阳度过的，甚至在她登基的光宅元年（684年），将洛阳城改为“神都城”，将洛阳的皇家禁苑西苑改为“神都苑”。洛阳神都的这一名号，沿用到唐显宗神龙元年（705年），在这前后20余年的时间中，洛阳几乎成为了事实上的京师之城。这一时期洛阳城中演绎的建筑大戏，如武则天明堂、天堂的营造，都成为古代中国建筑史上颇有影响的重大事件。安史之乱将洛阳拖进深重灾难之中，其后唐代皇帝就很少驻跸洛阳了。直至唐昭宗在朱温的裹挟下东迁洛阳。尽管唐王朝主要的活动舞台是在长安，但以高宗于显庆二年将洛阳作为东都算起，至唐天佑四年（907年）彻底灭亡，前后也有251年的历史。
后梁、后唐、后晋都洛。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朱晃迁太庙四室的神主赴洛阳，而称开封为“东都”。这一年后梁对遭到战争重创的洛阳加以修葺，使久经磨难的洛阳恢复了一点元气。后梁自开平元年始，至末帝龙德三年（923年），先后历2帝，洛阳作为帝都时间大约有1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于923年即帝位，定都洛阳，下诏书曰：“诏洛京应有隙地，任人请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盖，如过限不见屋宇，许他人占射。”这可能是后唐时期洛阳城在久经摧残后的一次复苏。后唐自庄宗至唐末帝清泰三年（936年），历4帝，洛阳为帝都14年。后晋石敬瑭以洛阳为短暂帝都，于天福二年（937年）迁都开封，至此后晋都洛阳一年又十一个月。
北宋时期，虽然京师在东京汴梁，洛阳仍称为西京，但这时的洛阳实质上已经不具备都城的地位与功能了。宋以后的洛阳，先是遭金人的战火蹂躏，后来又落入元人手中，日趋没落，到明清时期已经沦落为一座普通的地方城市了。
“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以洛阳为中心，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13个朝代，先后1500余年在这里建都。洛阳是我国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历史古都。如果从中国历史独特的首都、陪都的双都制看，洛阳之为陪都始于西周，终于北宋，其间除作为首都之外，几乎都是陪都的历史。如今在沿洛河东西20多公里内分布的夏都斟鄩、商都西亳、周都成周与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故城遗址，以其“五都贯洛”的宏伟气魄见证着洛阳千年帝都的兴衰更替。
洛阳是中华文化根脉
洛阳是中华文化根脉，因为其是三教祖庭，儒教起源于洛阳，道教创始于洛阳，佛教首传于洛阳，还有玄学兴盛于洛阳，理学光大于洛阳。这五大思想流派，对中华民族人文思想和品格的形成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儒教起源于洛阳。礼乐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周公是在洛阳制礼作乐，进一步完善了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并使其思想成为西周以来的正统思想。《尚书大传》谓：“周公摄政，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礼记·明堂》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统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不仅制礼，而且作乐，把《大韶》及《云门》《大章》《大夏》《大武》等加工整理，订为“六代乐舞”。周公制礼作乐，意在“敬德保民”。这是夏商以来中国思想从敬鬼神到重人事的一大转变，对儒家仁义学说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周公对儒家学说的贡献，故被后世称为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并被誉为“元圣”。孔子是儒家的“至圣”。他虽居于周公的封地鲁国，又因倾慕西周盛世，于周景王二十四年到东周王都洛阳考查“礼乐之原”。在洛阳，他“问礼于老子，访乐于苌弘”，以考“礼乐之极”。又参观考查了周的郊社、庙堂等文物制度。他对夏、殷、商三代的礼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后，认为周礼吸取了夏、殷二代的经验和长处，是比较完备的，所以“吾从周”。从西汉代开始，河洛地区儒学大家辈出，如贾谊、侯霸、杜子春、孟光、韩愈等，不断对儒学作出新发展。
道教创始于洛阳。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即老聃，春秋时任周的守藏史，熟悉夏、商、周以来的各种典章制度，加之其对当时社会各方面矛盾的深切观察（洛阳应是当时社会矛盾最集中的地区），在洛阳创立了他的道家学说。其《道德经》是老子因王子朝之乱，“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免而归居”之前，在京都洛阳写下的，被后世道教奉为经典。黄老道在洛阳地区广泛流传，汉明帝和汉章帝时，朝廷上下以崇信黄老为风气。汉桓帝时，独尊“黄老道”，在洛阳濯龙宫中，专祭黄帝、老子。太平道和五斗米教出现时，标志着道教的正式产生。五斗米教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洛阳北邙山和嵩山传道，与洛阳有着密切关系。其后，道教在北魏时期经过嵩山道士寇谦之的改革，逐步走向成熟。唐代洛阳北邙上清宫进入鼎盛。宋代道教全真派在洛阳传道。
佛教首传于洛阳。释教佛学传入中国，记载见于永平八年（65年），汉明帝刘庄“梦见神人，神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日空，神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汉明帝遣蔡愔等12人往天竺取经，寻求佛法，永平十年（67年），使臣返回洛阳，带回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同时，用白马驮回《四十二章经》。汉明帝礼重二僧，让他们住在鸿胪寺传教译经。次年，敕令在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修造僧院，因白马驮经来，初至鸿胪寺，遂取名白马寺。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入驻白马寺，西域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洛阳成为当时外国佛学大师的云集之地，译经和法事日渐兴盛。从汉明帝十年（公元67年）至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在洛阳译出佛经二百九十二部三百九十五卷。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洛阳人朱士行在白马寺受戒出家，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正式僧人，并西行取经，在今新疆和田取得了《大品般若》，于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送回洛阳。这时佛教也开始由中原地区向江南发展。北魏迁洛后，佛教的发展盛极一时，仅京都洛阳内外佛寺即达1367所。石窟艺术开始发展，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两大艺术宝库。佛教传入中国后，基本是以洛阳为中心发展起来并传播开来，洛阳的白马寺因此被称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玄学兴盛于洛阳。玄学是魏晋时代的主要哲学思潮，它的产生、形成、发展和衰落主要是在魏晋时期，因此人们又称其为魏晋玄学。玄学的命名来源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深远的意思。玄学崇尚老庄，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之为“三玄”。最先倡导玄学的代表人物，是魏正始年间的何晏和王弼。何晏好老庄之言，倡导玄学，竞事清淡，开一时风气。他著有《周易私记》、《周易讲说》、《无名论》、《道德二论》及《论语集解》等书，宣称“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主张君主无为而治。王弼认为：“道者无之称也”，天地虽大，“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无”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何晏王弼用老庄玄虚的道理讲《周易》，即援老子的思想、观点入儒学，完全改变了汉儒以象数之学讲《周易》的性质，从根本上冲破了两汉儒学的思想本源。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嵇康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为“竹林七贤”之一。因声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氏集团，遭钟会构陷，为司马氏所杀。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主张人应自然而为，强调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反对儒教的束缚。阮籍蔑视礼教，常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后期则变为“口不臧否人物”，常以醉酒的方法，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他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主张把“自然”和封建等级制度相结合，做到“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他又作《大人先生论》以老庄思想批判礼法，斥礼法之士是“裤中群虱”。西晋玄学的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向秀主张自然与明教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所以各任其性，即是“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自于“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郭象认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这就是说无不能生有，万物都是自己生出来的，独立的自身变化，即他所谓的“独化”。玄学思潮的兴起，探讨、反思人自身的价值和文化价值，对两汉以来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为特征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怀疑和动摇，而转向对自己生命、命运、生活、意义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与追求，也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与否定，才产生内在人格的觉醒与追求。所以说玄学思潮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何、王、阮、稽、向、郭等大师，在洛阳兴起发展了玄学，这是洛阳对华夏人文文化的又一贡献。
理学光大于洛阳。宋朝建立之前，儒学的发展逐渐停滞，佛教、道教则日益兴盛，动摇了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到北宋时期，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新儒学——理学，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创建了“洛学”或“伊洛理学”。前人提到这一时期，常说“五星聚奎，伊洛钟秀”。朱熹《伊洛渊源录》认为，道学起于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等“五星”学者，其中更直接的是二程的洛学。邵雍创立了先天象数学，认为“心为太极”，“万物皆生于心”，即心为万物之源，没有心便没有一切。二程一生以聚徒讲学为己任，伊洛河流域踏遍了他们的足迹。二程理学继承了周敦颐和邵雍的思想，强调“理”或“天理”。他们认为“理”是自然界遵循的普遍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任何人和事物都不能违背“天理”这个最高准则，而“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等都是天理的表现。同时，他们又把“理”说成了先于“气”（事物）而存在的，“气”是由于“理”而产生的。程颢说“天者，理也。”又说：“只心便是在。”这是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他们还提出了“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道德修养方法。理学后经南宋朱熹的进一步完善，成为宋、元、明、清五代800多年间封建社会的思想统治基础。程颢和程颐被后世帝王尊称为“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