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在继母来之前，我的记忆是很破碎的。
我最早的记忆是在河北老家。那时候，父亲和生母还没有离婚，他们经常打架。我在老家上过几天学，有一次放学回家，我爸坐在门口等我，问我在学校里学什么了，我打开田字格的本子给他看，上面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我”。
父亲和生母离婚时，我也不懂那意味着什么，只是之后我再也没去过姥姥家，爷爷奶奶又过世得早，家里就剩下我和我爸两个人，他只好带我出去打工。到了北京，我们住的地方在丰台区西道口，是正对着铁路的一排平房，我爸租了其中特别小的一间，里面就有一张炕、一个灶台、一口烧饭的大锅，还有一个箱柜。
小时候，我爸其实挺疼我的，过生日的时候，他会买2块钱的炸鸡排给我吃。我爸对我的爱其实是粗糙的、沉默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挺快乐、自在的，我跟我爸在一起，有吃有喝，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也不觉得自己在吃苦。
后来，继母就来了，开始跟我爸搭伙过日子。继母真的给我带来太多摧残，不仅是身体上的，更主要是精神上的。比如有一次，学校要收学杂费，她拖了很长时间不给我。老师让我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罚站，说什么时候把钱交上，什么时候停止罚站。那种感觉像被拉出去示众，对自尊心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我还是班里的课代表，觉得太丢人了，我不理解继母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心想，大家不是都喜欢好学生吗，所以我就认真学习。我经常拿奖状回家，没想到继母直接把奖状烧了，还让我把灰烬扫干净。我的自信就这样一点点被磨掉了。
在学校，我也交不到好朋友，因为打工子弟流动性特别强，同学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今天来了，明天走了。在我的概念里，友情是短暂的，伙伴是会突然消失的。
我的成绩一直是数一数二的，老师也说我是个好苗子，但父亲从来没有因此夸过我，上到初一他就让我出去打工赚钱。他身边人家的孩子都是这样的。那时候，我深陷在继母制造的痛苦里，一心想着只要不在家里待着，怎么着都行。就这样，我离开了学校。
孑然一身
我打的第一份工是在山西一家饭店当服务员。父亲把我送到木樨园客运站，买好了票，让我自己坐客车到太原，到了那边会有人在车站接我。上大巴车前，他偷偷塞给我200块钱，让我照顾好自己。
第一次离开父亲和家，想到新环境，我没有害怕，反而很激动。在饭店，我的工作是给顾客点单，端菜，站在包间门口等顾客叫，还要给客人推销酒和饮料，然后收集瓶盖儿来拿提成。
做服务员虽然是一项集体工作，但我还是没办法跟同事交朋友。交朋友的前提是认识自己，我从学生突然转变为打工者，没有经历逐渐社会化的过程，经常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怎么跟别人交流。那种感觉就像一头没睡醒的小牛，突然被丢到地里，和大牛一起拉犁，小牛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机械地模仿。在饭店里，我仿佛一个空心人。
那几年，我总是干不满一年就换一份工作，做过电话销售，装过暖气片，在网吧当过收银员，还被骗去过传销组织。为了生存，我必须努力挣钱。
走上社会，我感觉自己已经孑然一身。2009年父亲去世后，我更是完全没有支点了。那天，我突然接到亲戚的电话，亲戚说“你爸快不行了，快去医院看看”。我这才知道，我爸出了车祸，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没希望了。我在拔管之前见到他，他的身体是热的，手也是温的，但已经没有意识了。那时临近中秋，前几天我爸还给我打电话，问我中秋要不要回家，我说：“不回，我回去干吗？”我只是在赌气。不承想，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
父亲走了之后，我被动地完成了亲情的切割，最后一丝家庭联系完全断掉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托住我。其实当时我完全不理解“死亡”，父亲的死好像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还是该上班就上班。直到这些年，之前没有处理好的情绪，会时不时冒出来，比如听到某首音乐、看到某个东西，我会突然想到父亲。
重生
自卑对我来说是一种阻力，也是一种推动力。
2011年，我成年了，开始在北京一家快递公司当客服。那时候，我没有特别清晰的自我认知，但对当下的生活有了具体的感知。我每天负责处理客户投诉，所做的工作都是工具性的，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被看见的“人”。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摆脱这种机械和麻木。
在一次投诉中，我认识了一位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在网上聊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对我说：“你挺聪明的，人生不应该止步于此，你应该去参加成人考试，继续接受教育。”
在网络上了解了自考以后，我很快选定了北京大学的心理学专业——一方面觉得自己有些自卑，另一方面想通过学心理学更加了解自己。上班的时候，我把考试用书放在手边，边看书边工作。下班后，我回到月租200元的木板隔断房，房间非常小，连张桌子都没有，我就坐在床上学习。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可以那么专注，完全沉浸在备考状态里，所有能量都汇聚在书上的字里行间。
第一次考试，我报了4个科目，都高分通过了。从专科到本科，加起来一共30多个科目，我考了大概4年时间，终于在2015年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学历证书。我好像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重生。
关系
早早进入社会，相当于我跑在了很多同龄人的前面，但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对我来说，一个很难的事情是把自己的情感交付给他人。我不是一个轻易对别人交心的人，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不会永远待在我身边的，可能很快就走了。所以，我会跟朋友真心相处，但也可以接受一个人随时断联。
当然，我的男朋友一直在我身边。我跟他是在自考的学习群里认识的，那会儿他20岁出头。通过接触，我知道他的父母也离婚了，他是在姥姥姥爷身边长大的。后来，我们合租一起备考，彼此引导，日久生情就在一起了。
在相处上，我最初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在感情上，我比较贪婪，非常需要他在身边；我常因一些小事和他闹别扭，就像孩子用吵闹引起他人关注一样。有时候，我会因为不安全感闹脾气，且很容易吃醋。我知道这是一种不健康的亲密关系，所以一直在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好在他有耐心，也比较包容，最主要的一点是，他真的打心底里重视我、肯定我。没有他的支持，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2016年，我跟男朋友准备换工作，就离开北京来了深圳。选择深圳的原因很简单，我听说深圳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裙子——我觉得自己很矮，不适合穿裤子，适合穿裙子。
在深圳，我顺利找到一份金融工作，一个月工资过万。刚开始，我很有干劲，干了一年，跟男朋友在深圳买了一套小房子，拼命工作还房贷，但越干越迷茫。我感觉到，虽然从机械的工作里走了出来，但在企业里，个人是那么渺小无力，我的投入与幸福回报比特别低，我深陷于很多当代年轻人共有的因意义感缺失而产生的迷茫中。
这时，一个朋友跟我提到，香港理工大学的设计专业很不错，跟我之前做过的产品经理的工作密切相关，建议我去试一试。我其实挺擅长读书，所以就想，不如把我的优势发挥出来，换一个赛道，继续读书，看看在学术领域能不能有所建树。我再次有了往上走的目标，决定去申请香港理工大学——一方面可以摆脱学历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想体验校园生活，弥补我没有怎么上过学的遗憾。
2018年，一个温暖的冬日早晨，我醒来后打开手机，第一眼就看到香港理工大学发来的录取通知。我趴在床上高兴地笑了。
蜕变
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我们跟人的沟通有两种，一种是工具性的，一种是意义性的。在工作中，我很容易被当成螺丝钉，但学校是一个剥离了利害关系的地方，我跟同学和老师能够平等地相处。在相处的过程中，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真正地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我的角色变了，身边人的角色也变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开始进入我的生命。我认识了一个俄罗斯女孩，在中国人的审美里，她肯定算胖的，但她爱穿短裙，总是特别自信。有一次，我们俩在草坪上坐着，看到有人在弹吉他，她就和着吉他唱了一首《喀秋莎》，身边人都为她鼓掌。在学校的广场上，我还看到跳舞团里有一个女孩跟我差不多高，站在身材修长的女孩们中间，她跳得不算好但是非常自然。我恍然大悟：身材不完美的人也可以很舒适、很自信地展示自己。
这样一群人虽然不完美，但活得那么阳光、那么有勇气，所谓“缺点”也丝毫不妨碍身边的人喜欢他们。这带给我一种很强的感染力和冲击力，我开始慢慢地把自己打开。
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2020年申请读博士的时候，竞争非常激烈，申请者大都来自国内外顶尖的学校。我向一位老师提出申请，但他的研究方向跟我的不匹配，面试完之后，我就觉得没戏了。可是有一天中午，我突然收到另一位教授的邮件，对方表示愿意当我的导师，如果我同意，就在当天下午4点前回复邮件。当时，我完全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在相关领域是全球有名的教授，只是考虑到能继续上学，我就同意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看了我的简历，知道我工作了十几年，没怎么上过学，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后才来到香港理工大学的。教授凭着这些经历直接选中了我。他说，他尊重像我一样努力的人。他还说，之前他也有一段边打工边求学的经历，知道那样很辛苦，所以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我感觉自己真的被看到了。在那之前，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做成什么事情，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他让我意识到，原来成就不一定要用考了多少分、挣了多少钱去衡量，我经历的所有痛苦、克服的所有困难，都是我的成就。
我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过去，发现它们并不是人生的污点，而是我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那些我想摆脱的生命底色，让我成为我。
我学会跟自卑相处、和解，活得越来越轻盈。当然也有放不下的，比如父亲的死亡、母爱的缺失，但我觉得复杂的情绪体验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我不是一个自怜自哀的人，也不会拖着很重的东西前行，否则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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