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儿中的投射性认同
“我们两个人很不一样，”贝基说，“文斯对人真的很感兴趣。他能走进一个满屋子都是陌生人的房间，然后和他们交谈起来，比如你如何收拾地下室的啊，你怎么看待阿亚图拉?我做不到。交朋友对我而言，需要很长时间。我很在乎自己的家庭，这里有我最好的两个朋友:文斯和孩子们，我也喜欢我的两个邻居。还有，我对自己的雇员也很好，但除此以外，我对人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是文斯却喜欢垒球和高尔夫俱乐部里所有的家伙，甚至包括西夫韦百货公司的收银员。无论是谁，我都不感兴趣，我也没有觉得人有那么有趣。我们之间的确存在这样一个困扰:到底该如何对待陌生人。”她看了他一眼，最后说了一句:“我没办法和你一样。”
“我知道，”文斯回应说，“我的原生家庭氛围很冷，我就总想到外面寻找温暖，所以其他关系对我而言非常重要。而且，无需抱怨他们不能做什么，他们很能融入每个人的生活，我很能理解这个。贝基请求我读一些关于大屠杀的书，我读了，所以我知道了一些背景资料。”
“大屠杀和你父母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我问贝基。
“他们两人都在集中营，”她迅速答道，“我妈妈是唯一的孩子，没人觉得她能活下来。而我爸爸亲眼看着自己的三个兄弟被枪杀，然后被丢进尸体焚化炉中。”她说这些的时候像在播报新闻一般，言辞筒沽，语速短促。我问她是否家人就是这么告诉她的。“不是，”她说，“我只是总结了一下。”
我回应说:“你所说的故事真的很恐怖，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来诉说，也才能触碰到你对这一切的真实感受。”
贝基打断了我的话。“文斯已经知道这些了，”她说，“他读过。”
“你担心他不听你说? ”我问。我看到贝基眼里充满悲伤。
“我从没谈论过这个，因为我无法冷静地说，我会恸哭的。”说这句话时，她的眼眶里已噙满泪水。
我问:“你是否觉得自己烦恼、痛苦的时候，文斯不会坐在你身旁陪着你?”
“他会的。”她点头说道。文斯温柔地把手放到她的膝盖上。
“但是，你真的会吗? ”她问他，她接着问我：“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么做。”
我回答说：“我觉得你从上一代也就是你父母那里遗传了很多情绪，这些情绪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目前的家庭现状。”
“是的，我之所以选择文斯，也是受到了这个影响。嫁给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不悲观。他绝不会跟着一个警卫上一列火车，然后奔赴死亡。他也许会为生命而战死，但他一定会做些什么，”贝基充满信心地说，“他会保护我们的。”“你还觉得纳粹党会出现? ”
文斯说，“我从不担心那个。你却总是想着那些事，你不能永远扛着那些回忆啊!”
“可是，我不想遗忘。我也许永远也忘不了这些回忆了。每次我抱着拉娜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每次我看着孩子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些。”贝基抗议说。
“什么? ”文斯用带着警告的口气说，“你说什么? ”
“对，就是这样，”贝基说，“我要记住这一切。当拉娜出生时，我就想给她起个俄国名字，这是我最初就想好的。”
“她看起来是那么瘦小、娇弱，”贝基激动地说，“当我抱着她的时候，我会想起妈妈那时就这么把我抱在臂弯里，集中营里所有的婴儿都这么被妈妈们抱在自己的怀里，然后全部都被烧成灰烬。我想起电影《苏菲的选择》中: 她站着，排着队，等待被判决是活着还是去死。她长得那么迷人，所以她是能够‘活下去'的，或是去营地工作，但那个看守却说:‘你只能带一个孩子。'她有一对双胞胎儿女，最后她选择了儿子(我觉得她可能认为儿子更能照顾好自己)。当然，作出这样的选择后，她就没法活下去了。她选择自杀。作为一个母亲，你怎么能带着那样的选择活下去呢?是的，她是我第一个女儿，她让我回想起集中营里所有的婴儿们。当我抱着她的时候，我想到那场大屠杀。她是我的大屠杀宝贝。”
“可怜的孩子，”文斯说，“我对你的这一切毫不知晓。所以你无法对女儿说‘不'，因为你担心纳粹党有一天会重新出现并带走她，所以你才这么过度喂养她——总觉得她快饿死似的。哦!这样不行，你要忘记那一切! ”
“我绝不会忘记，”贝基抵抗说，“没人指望我父母还能活下来，更不指望他们还能有孩子。对他们而言，我是一个奇迹，而对我而言，拉娜是一个奇迹。我想给她起个俄国名字，我希望她能带着它。现在看着女儿雷切尔，我就不会想那些了。她那么粗大，那么强壮，当我抱着她的时候，我从不担心会发生那一切。但当我看着拉娜的时候，我还会回忆起那些事情，她就是那些记忆的所在，她是我的大屠杀宝贝。”
在接下来的一次夫妻治疗中，文斯和贝基都说他们度过了可怕的一周，贝基在做决定的时候，表现出从没有过的焦虑和善变。每天她都睡得很晚。文斯已经被妻子悲观的举动惹恼了，并且威逼了她好几次希望她能告诉自己答案。在他的原生家庭里，暴力是一个基本准则和特征，他不介意复制到现在这个家庭里。文斯解释说:“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感觉遭透了。这样做不对。这么做从来就是错误的，但我是被她逼出来的，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她不断地整理东西，一遍又一遍的；她批评我买的跑鞋；她半夜起来喂养孩子；她到商店里买窗帘，不知道到底该买哪个，终于她买了回来，却又退了回去，然后又带回了和原来一样的窗帘。我觉得她行为分裂了，我像和一个疯子住在一起!”
贝基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举止。“我没疯，”她斩钉截铁地说，“我只是有些慌乱而已。要知道，选择一个正确的颜色并不容易。你想要一切看起来很棒，房间里所有东西都搭配布置得很好，你要求又这么严苛。你总能找出我的错误，这让我很焦虑。我没有疯。”
“你疯了，”他坚持说，“正常人是不会做出你那样的事情的。”
“我没有疯，”她回应道，“和其他人在一起我不会那样的，是你让我发疯的。”
我问:“今天讨论的这些听起来有些疯狂的事，和上周探讨的话题有关系吗?”
“当然了! ”文斯说，“我一想到她会把孩子当做是大屠杀宝宝就受不了，这大疯狂了。”贝基发誓说:“我再也没有，也再也不会提到这个了。”
这件事情还没有被讨论开。文斯对于妻子的那个幻想感到非常焦虑，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应对方式，而他压抑的行为让贝基又一次次受到精神创伤。按照他的建议，她已经在改变自己的养育方式了，只是还不能一直保持进步而已。之前，贝基会过度喂养女儿拉娜，而且对女儿从不设规矩，什么都答应孩子。现在她的养育方式发生了突然转变，这让文斯有些无所适从。由于那个将拉娜投射性认同为大屠杀宝宝的幻想还存在着，贝基和文斯都不指望养育行为能彻底改变。尽管已经出现好转的迹象了。
我觉得他们还需要好几个礼拜的治疗。这种投射性认同才能被收回。但这对夫妻不愿就这个话题再讨论下去了，即使只是简单回顾贝基的个人观点也不愿意，文斯和贝基简单而又清楚地控制着那个话题。他们会把在治疗中学到的东西运用在育儿问题上，这样就能减少外部压力，彼此相处也更融洽些。但即使在治疗过程中，他们都回避讨论彼此的关系——直到文斯再次生气，而这次我通过和自己联结在一起，终于体验并理解了他们之间的那种投射性认同系统。
文斯因自己与妻子的治疗工作一直缺乏深入的进展而感到很沮丧。他满怀着不愉快的心情面质我。
“我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讨论如何给孩子立规矩，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可是这对我和妻子关系的改善却一点帮助也没有。你就坐在这儿，然后随便我们怎么着。我们需要指导!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在我们的治疗上没有看见任何起效。你是个真正的医生，你得要给诊断。也许你给了我们什么，但一名真正的医生给的应该是处方!我们的处方在哪儿?建议在哪儿? ”
我觉得自己非常焦虑，没被欣赏。我和他们呆在一块儿，并在一个他们都能忍受的水平上工作着。现在我感觉自己身处浪尖上。我希望他不要生气了，因为我有被轻视的感觉，我还发觉自己竟也在担心，是否我所做的一切真的对他们一点帮助也没有。我在脑海里排列出了一单列的沉默理由，这帮我承受住了这次攻击。
在我能够放下自己的防御想法，而是说一些有价值的话之前，贝基插了进来。
'今天因为晚叫他起床，他就发怒了，但其实也就晚了3 分钟而己，我们还是按时到了这里。'她尝试着解释。
我觉得贝基希望能转移，最好消除丈夫文斯愤怒的情绪，她焦虑地为文斯找借口，希望能保护我，实际上她通常也是这么来保护自己的，当文斯不满她养育孩子的方式而勃然大怒时。我被贝基内摄为文斯愤怒情绪的接收者，而我也没来由地感到罪恶。也许，他这么愤怒就是希望对方感到罪恶，又或者他投射了自己的罪恶。他之前是投射到贝基身上，现在换成了我。将罪恶感投射出去，可以让他不会因被卡住感和无助感而遭到别人的轻视。
“可能文斯也很生你的气，”我对贝基说，“但现在他生我的气。”
我受不了文斯的愤怒，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也很担心自己掌控不了局面，我好想找借口逃掉啊!但我又非常清楚，我必须要迎接他的挑战，并给与强硬的回应。
所以我说：“文斯，你对我生气了，因为治疗的效果不佳。你能多说一点吗?”
刚说完这句话，我就感到文斯的攻击了。他立马身子前倾，并指出我所有的错误。我很讨厌他这么说，却要尊重他表达的权利。我用比昂的容器理论来做自我支撑。我有两种认同:一个是像贝基一样的，用愤怒反击给对方；另一个是面对文斯的攻击时，认同贝基的焦虑，给与像老鼠般逃窜的回应。我觉得自己的任务是包容并代谢文斯的失望和愤怒，而贝基的态度则是回避，不会面对，并觉得很无助、低自尊。
文斯终于说完了。他总结道:“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的诊断。我们需要一个架构，但你却没有提供。你是这里的医生，应该知道怎么做。你该给出你的建议，告诉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的话，我们不如舒舒服服地呆在自己家里。好，我对你想说的就这些了。”
“好的，”我说，“你想让我按你说的去做，如同你想贝基按你说的那种方式养育孩子一样。你极力回避不确定感或无助感。你觉得如果自己表现得更直接、坚定或发火，我和贝基就会听你的，但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么做对我不起作用，对你也一样。我接受你用发怒的方式来处理你和我、和贝基之间的关系，但生气还带着这样的目的:让我感到挫败。我努力不让自己卷入到你的愤怒中，或自己也变得愤怒，这样的反应帮我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当你变得很严厉和发怒时，贝基变得那么焦虑，乱作一团，并找各种借口。”
“我知道了，”他回答说，“贝基，你努力想让一切变得很好，而不是陷入糟糕的情况。你真的很在意我。”
“文斯，”贝基说，“我好害怕，不知道你想做什么。我想可能你要打我了，就像你爸爸打你一样。你气坏了，好像我是个不可救药的坏孩子。可是，我没那么糟糕。沙夫医生，你也没那么糟糕。你能理解我的感受，但似乎你没感觉这么糟糕，比我好多了。我很惊讶你可以这么处理文斯的愤怒，以前我越安抚他，他就变得更发怒，现在，他竟然镇静下来了!”
文斯的原生家庭，总是用武力解决问题。他不会像父亲那样殴打妻儿，但他还是会发怒，发怒时让人害怕。文斯小的时候，父亲总会责骂家人，现在他也这么做了。除了责骂的行为，他在其他方面都做得都很完美。他娶了这样一个女人。她的原生家庭总会埋怨外部世界，但对自家孩子却觉得他们完全没错。她不认同丈夫刚性的标准，这点上我也不认同。即使文斯做错了，贝基也会为他找理由，这点上她对自己也是一样的，具有很强的忍耐力。
在这对夫妻的投射性认同系统中，丈夫文斯会将自己体内那个总乱喊乱叫、无助且总犯错的孩子投射到贝基身上，而她也认同了这点，虽然实际上她在工作中是一名很有能力的经理。他认同自己的客体，这个客体代表了他那个严厉而易怒的父亲。贝基接受文斯这个有些孩子气的投射，因为这样才能继续保持她觉得丈夫很强壮、愿搏斗的意象。但在将他看做是一个拯救者、守护者的同时，她也同时引发了他体内像纳粹一样的权威的个性特征，这恰恰是她父母最害怕和憎恨的，纳粹那种绝对的一致性和对人性失败的抹杀，却是被贝基认同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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