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我与李聚奎师长率领红一师从贵阳、龙里间通过贵阳城郊。当时，蒋介石调来“保驾”的滇军已经到达贵阳和龙里。贵阳和龙里间只有六七十里之隔，有公路相连，中间只有约三十华里的一个狭窄的口子可供我军通过、因此，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都挤到一起来了。
在公路旁的一个小镇子上，我们遇到了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他对我们讲，敌人到了七个师，如果从两面夹击我们，情况就不妙了。现在中央纵队尚未通过，你们就归我指挥，在这里守住，无论哪方面来的敌人，都要坚决打回去。
我们一直坚守到中央纵队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才撤出阵地，按原计划赶到全军的左翼前卫归建。部队掉头向西，渡过北盘江，大踏步进入云南境内，攻占了曲靖县城。
云南守敌由于被蒋介石东调入黔，所以境内空虚，只有一些团防部队保着昆明空城，于是军阀龙云急调各地武装部队来昆明助守，但我军却在昆明西北虚晃一枪，掉头向北，直插金沙江边。
金沙江居长江上游，由宜宾溯江而上，流经川、滇边的一段，古称沪水(川西怒江亦称沪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发生在沪水附近。这里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十分险要。红一师从元谋出发，我率红一团为前卫，急行军去抢龙街渡口。渡口是抢到了，但渡船都被敌人，破坏了。于是我们决定架桥。
由于水流太急，桥架到中流，就被冲得七零八落，根据在乌江架桥的经验，必须设法拉一条缆绳连接两岸，做中轴线用，才能使桥身稳定。于是一团团长杨得志同志把他的骡子赶下水，想让它把一根铁丝拉过去。但是江水太急，骡子游到中流，也被冲了下去，幸好那匹牲口是杨得志同志用熟的坐骑，被冲下去后划了个半圆又游了回来，才没有丢失。
这个办法不行，只好再找器材，用大量的石锚固定桥身，但进度十分慢。这时军团来了电话，让我们立即赶到皎平渡去过江。
我们连夜出发，向一百二十里外的皎平渡赶去。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而是从一条条穿流在山峦中的小溪上踩着滑溜溜的石头淌过去的，不知摔了多少跟头。一到皎平渡，邓小平、刘伯承同志就指挥我们立即过江。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在对岸的一个洞子里，一直了望部队过河，等我们赶到时，已是全军最后一支部队了。
渡过金沙江后.，前方没有大的敌情，尾追之敌也被甩开七天的路程。等他们打听到我军行踪，追到金沙江边时，红军已遁入气势磅礴的乌蒙大山，追敌只好“望江兴叹”。后来红军剧社编了一个话剧，描写敌人几十万大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追到金沙江畔时，不过拣到几只烂草鞋。这样形容他们的“战果”，真是恰如其分。
我们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川西南山区。我随红一团走前卫，于五月十七日攻占了德昌，绕过西昌，进到沪沽。军委决定由红一团加强工兵和通讯分队，组成北上先遣队。先遣队由刘伯承同志任司令、聂荣臻同志任政委，为全体红军做战略侦察和开辟通路。
川西南一带是彝汉杂居的地区。先遣队到达这里时，正值春末夏初。气候转热，地气上升，天空终日笼罩着灰蒙蒙的雾气。由于当地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大部分同志还未来得及换装，部队中病号增加，有的同志突然发病，喘息一阵后就牺牲了。开始，大家以为是中暑，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呼吸了“瘴气”所致。这里所谓的“瘴气”，实际上是地面上多年积存的落叶、枯草、动物尸体等腐烂物发酵出来的沼气。
这个地方大多是四面环山的深谷，高山阻挡了风的流动，沼气便在山谷中越来越浓地弥漫着，等它超过了一定的浓度，人呼吸了“瘴气”便会中毒。这时我记起了在走出江西苏区时老中医教给我的民间验方—“七叶灵芝草”可以驱除瘴气，便组织部队采购大蒜，这个验方果然有效。
不仅是瘴气，水里也有毒。《三国演义》记叙诸葛亮“五月渡沪”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马岱见水浅大半不下筏，裸衣而过，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马岱大惊，连夜回告孔明，孔明唤向导土人问之。
土人日:目今炎天，毒聚沪水，日间甚热，毒气正发，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饮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时，须待夜静水冷，毒气不起，饱食渡之，方可无事。孔明令扎起竹筏，半夜渡水，果然无事。
这是因为从高山上流下来的溪水，把腐植质里的有毒物质也冲下来溶解在水里。喝了这种水，会使人声音嘶哑，甚至失声，并伴有腹泻、肠胃绞疼等症状。我想起在我们湖南老家，每逢有人要出远门时，总是要让他带上一包家乡的黄土，在外地遇上“水土不服”情况时，就放一点在水里，佐以生姜、辣椒、大蒜、豆豉，煮开后饮下。这个土方说不上有多少道理，但确实管用。我们便组织大家找些辣椒、山葱、大蒜等煮开服用，以解除水里的毒质。这个方法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月二十一日，我们占领了冕宁县城。守敌早已望风而逃。但监狱里关押了许多彝族人，他们中有许多是首领，是被国民党政府当做人质关在这里的。这些人并不了解红军与白军的’区别，而是把汉人统统视为敌人。由于语言不通，也无法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我们把他们从监狱里放出来时'，大部分人怒气冲冲一哄而散，回到各自的部落里去了。只有少数人被请了来，刘伯承、聂荣臻同志还摆了酒宴与他们洽谈，请了通司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民族政策，气氛才见缓和。第二天，刘伯承同志又按照当地风俗，与彝族的“咕基”部落首领小叶丹结拜为兄弟，在一个海子边饮了鸡血酒。举行这个结拜仪式时，我也在场。刘伯承同志是四川人，过去曾在川西工作过，懂得当地民俗，对彝族奴隶制社会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他在结拜仪式上的表现，使小叶丹十分佩服。结拜后，我们送给小叶丹一面锦旗，还有一些武器和光洋'小叶丹也按他们的最高规格，送了两个彝族女青年参加红军。
当时我们先遣队仍然为前卫，我还担任侦察尖兵队的指挥，便间刘伯承同志怎么通过彝族区。刘伯承同志与小叶丹用彝民方言谈了一阵，小叶丹便解下自己的佩刀，让我们拿着。原来这是一把木刀。之后，遇有彝民阻挡时，我们便出示木刀为凭，果然畅通无阻。
但是小叶丹的信物也不是万灵的。他的势力范围仅限于“咕基”部落。后来我们走到另外一个部落时，又遭到了彝民的伏击。那天我们正沿一条傍山小河向前侦察，天近傍晚，我身边的警卫员杨力突然纵马跃上高坡，大声喝问:“什么人?出来！”说着便拔出信号枪向对面山坡上的灌木丛射了一发。灌木丛中立刻惊慌地窜出几个黑影，向我们放箭，差点把我射中，由于他们没见过信号弹，以为遇到妖魔，放了几箭后便远远地逃走了。
我们把射来的箭拣回去交给指挥部，经辨认那上面的记号，知道是“裸洪族”部落的，这个部落历代与“咕基”部落有仇，两家正在“打冤家”。因此，红军与“咕基”家结拜，引起他们的敌视。当时有些零散的红军人员，被彝民拦住，剥光了衣服，只是由于我们的指战员坚决执行民族政策，才没造成大的冲突。
通过彝民区后，我们奉命去抢安顺场，为大部队通过大渡河开路。时值天降大雨，部队在大雨中一天一夜行军一百四十多里，占领了安顺场附近的马鞍山。渡口守敌没有料到红军来得这样快。杨得志、黎林同志率领部队猛扑过去，消灭了守敌一个营，并夺得两条船。这两条船是对岸守敌派过来搬家的，其他的船都被敌人拉走了。
红一团立即组织渡河，动员了船夫，组织了十七名勇士在炮兵和掩护火力的支援下，强渡过去，占领了滩头阵地，掩护先遣队一船一船地渡过河去。
我是同杨得志同志一起过河的。由于船小，骡马等轴重都留在原地，后来从沪定桥上走了过去。我们乘船到达大渡河中间时，轰轰的流水声震耳欲聋，连对岸激烈的枪炮声都被盖住了。这是长征以来我们渡过的最凶险的河流，流速每秒四米，河中礁石交错，浪花很快就把衣服湿透了。要不是那些熟悉水性又了解河流状况的老船工，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靠两条船渡过河去。
五月二十七日，我师二、三团也过了河。李聚奎同志告诉我，毛泽东和林彪已经到了渡口，鉴于几万大军接踵而至，仅靠两条小船渡河，势必旷日持久，不利于摆脱后面的追兵，因此，决定迅速夺取上游的沪定桥。他让我组织部队强行军，沿大渡河东岸向沪定桥进发。
我们仍由刘、聂率领，同时还有干部团前来加强，向北赶往沪定桥。西岸由林彪指挥，以二师四团为前锋。两岸齐头并进，二百四十里路程限两天赶到。
我们基本上是边走边打，因为东岸守敌虽然被击溃了，并没走远，不时发生遭遇战。这些敌人沿途布置了火力，准备隔河向二师的部队射击，我们就沿途扫清他们。一天晚上，师部竟与敌人宿营到一个小村子里了，于是发生一场混战，我们抓了不少俘虏。审间后知道敌人也在打沪定桥的主意，妄想让“朱毛作第二个石达开”。我们干脆放弃休息，连夜向沪定桥赶去。是夜两岸火把通明，有我们的，也有敌人的。越往上游走，河面越窄，天亮时我发现我们的位置正与对岸的二师四团走在一个平行线上。他们的队列里有我十分熟悉的身影。四团的同志们也发现了我，纷纷喊话，打手势，我也向他们扬起手，表示快走，看谁走得快。
我们不但互相鼓舞，还互相侦察报告敌情。因为从互相不同的角度，可以发现对面前方阻击的敌人，每当发现了前方敌人，双方就用手势，用号音互相告知，互相用火力支援，歼灭敌人后，又不顾一切地向前急驰。
二十九日晨，四团在王开湘、杨成武同志的率领下，占领沪定铁索桥西岸。他们面对敌人放下的熊熊大火和九根光溜溜的铁索，组织了英雄突击队，惊险奇绝地夺取了沪定桥。
于此同时，东岸我师的部队也在大雨中攻占了沪定城，将守敌二十八团向天全方向击溃。至此，两岸夹击夺取庐定铁索桥的计划得到了完全实现。
刘伯承司令走上四团夺取的庐定桥后，心中无比激动，情不自禁地在铺好的门板上连跺三脚，悲喜交集地说:“沪定桥呀沪定桥！我们约你费了多少心血，花了多少精力，现在我们胜利了！”
四十四年后，聂荣臻同志回忆当时两支英雄部队飞夺沪定桥的情形，写下了“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沪定见分晓”的诗篇，准确地写出了当年红军过大渡河的英雄气概和取得这一战役胜利的主要过程。读这首诗，当年那军情急如星火，两岸勇士争先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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