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口伏击战
长生口伏击战前，我和陈赓同志曾参加了一二九师在辽县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师长在会上总结了太原失守以来的形势和工作，还介绍了国民党军队的动向，进一步布置了我军开辟根据地和发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会后，我们立即向部队传达了会议精神.并具体地作了部署，为打好这几仗做了准备
一九三八年二月，蒋介石下令要反攻太原，按照他的“反攻太原计划”，我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司令负责指挥东路军(因为当时朱德总司令还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当时的东路军，除我八路军之外，还有友军的李家钰(住黎城境内)、李默庵、曾万钟(驻襄垣)、武士敏(驻子洪口)、朱怀冰等部队。
我八路军的任务是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配合友军向太原进攻。按照这一部署，刘伯承师长立即命令部队向河北省井陉地区的日寇进击。
井陉西南有个旧关，是井陉通往山西省平定县的日军重要据点。刘伯承师长首先命令我三八六旅，于二月二十一日夜埋伏在井陉、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尔后又命令三八五旅的七六九团第三营于二十二日凌晨四时，主动向旧关内的日军发动袭击，包围日军的碉堡，但不让切断敌人的电话线，借以吸引在井陉的日军出来增援，我三八六旅好在中途截击敌人给予歼灭。
敌人果然不出刘伯承师长的预料，驻井陉的日军接到旧关守敌的求救电话立即出动了二百余人，分乘八辆汽车赶来旧关增援。清晨六时左右.刚刚驶进长生口区域，就被我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迎头拦截猛打。团长叶成焕率领部队向敌人发起连续冲击，先后曾将二股日军四百多人击溃，一直追到井陉城下。共击毙日军一百三十多人，还活捉了荒井丰吉少佐等五个日本人，击毁日军汽车五辆，缴获了两门迫击炮，两挺重机枪和五十多支步枪。但是这次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百余人的伤亡代价。
在总结战斗经验时，刘伯承师长向我和陈赓放长指出“长生口战斗，战果是不小的，但是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也大了些，是不怎么合算的，以后我们打伏击要尽量减少伤亡。枪要打在敌人的头上，刺刀要插在敌人的肚子上。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刘师长的指示，为我们继续打好下一仗，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要以小的代价，消灭更多的日本兵。
长生口战斗后，师部发来电报说敌人占领东阳关之后，已进占长治，命令我三八六旅向南移到涉县、黎城、璐城一带作战，寻机歼敌。将原来的娘子关、井陉至石家庄等正太线作战的地区交给了我军一一五师徐海东同志率领的三四四旅。
二月二十五日，我三八六旅向南移至山酉省昔阳县东南皋落镇。
二月二十六日，我们在皋落镇休息了一天，召开了全旅营以上干部会议，我先讲了当时的敌情和我们的任务，传达了刘师长、徐副师长的指示，并对长生口战斗的政治工作进行了总结，要求今后要特别注意尽量减少伤亡，遵守群众纪律、战场纪律和俘虏政策。陈赓同志着重讲了军事战术、参谋工作和战时政治工作等问题。他讲到这次伏击战的优缺点时说:“这次战斗的优点是行动迅速、坚决、突然，战斗的性质是属于遭遇战，我先头部队刚到阵地，尚未部署好，即与敌人遭遇。我军先敌占领了要点，机关枪先向敌人开火，攻击动作迅速，完全合乎遭遇战斗的要求。但是，缺点也不少，一是担任包围任务的部队动作犹豫，二是火力组织不好，没有组织侧射火力;三是部队太暴露;四是参谋工作与后勤工作差。陈赓同志对这次战斗讲得既简短，又很深刻。针对性很强，部队一致反映很好。
在三八六旅向南转移途中我们曾发现七七一团的行军纪律不好、军容不整。陈赓同志要我和他共同署名给七七一团团长徐探吉、政委吴富善同志写了封信，指出他们在行军中暴露的缺点和纠正的方法。于是，第二天七七一团的行军纪律变好，军容焕然一新，我和陈赓同志看了都很高兴。
由于我二八六旅在长生口打击日寇的胜利已经传播开来，当我们二月二十八日，途经山西省和顺县县城时，数千名群众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抬着猪羊等慰问品高呼庆祝胜利的口号，夹道欢迎我们盛况动人。我们也及时地与当地群众召开祝捷大会，向群众展示战利品，给群众以很大鼓舞。当群众看到俘虏的日本兵时，他们的情绪非常愤慨。对我军优待日军俘虏的政策感到很不理解，虽经我们耐心解释，但群众仍不服气，这说明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太深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