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的抗战故事之刘伯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原红四方面军与陕北红29军、30军、4个独立团合编为八路军129师，由刘伯承担任师长，徐向前担任副师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在抗战初期，山西是华北最重要的战场，日军全力进攻，力图迅速拿下山西，进而攻陷陕北，再南下包抄四川，因此，在山西阻击日军，就成为重中之重！
1937年10月，日军进攻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阻击，打响了著名的忻口战役。
这次战役至关重要，又是国共合作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联合作战，对统一战线的巩固意义重大，因此，八路军派出几乎所有部队，从不同方位配合国民党军队。
刘伯承率领的129师派出了385旅769团，原计划袭击南下日军的后方，不过769团发现，日军在滹沱河北岸的阳明堡修建了一个临时机场，每天都有飞机起飞降落，因此769团团长陈锡联决定：打掉这个机场，对战局更加有利！
10月19日夜，769团3营3个连，向阳明堡机场发起夜袭，一举歼灭100多日军，用手榴弹炸毁炸伤24架日军飞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
蒋介石闻讯后，不仅通令嘉奖，而且还发放了两万元的奖励，这在抗战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385旅旗开得胜，386旅也不甘落后，旅长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陈赓，他们接受的任务，是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伏击日军。
战前，刘伯承与陈赓等人亲自考察战场，选择了最有利的伏击地点。
10月26日拂晓，日军辎重运输队进入伏击圈，早早埋伏的386旅772团立即开火，迅速歼灭了300多日军，缴获了300多匹骡马，以及大量军事物资。
按照正常的军事常识，八路军在取得七亘村伏击战的胜利后，应该迅速撤离，连国民党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汤恩伯，也电令129师赶紧撤退，但是，刘伯承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继续守在原地，给日军第二次伏击！
因为他知道，日军过于狂妄自大，认为中国军队都是胆小鬼，不是一击即溃就是望风披靡，就算有胆量搞个突然袭击，也肯定是“见好就收”，打了就跑，因此，日军第一次吃亏后，反而觉得会更加安全。而且，七亘村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以日军的行军规律，必然会继续从这里通过。
正是摸准了日军的脉搏，刘伯承才做出了这样一个“冒险”的计划。
果然不出所料，10月28日，772团在七亘村又一次伏击了日军，同样取得了不小的战果，显示出了刘伯承高超的军事谋略和不拘一格的战术思维。
其实，这种“重叠设伏”的战术，刘伯承还用过一次，就是同样著名的“长生口伏击战”。
第一次长生口伏击战，比七亘村伏击战还要早几天，时间是在1937年10月21日，386旅772团副团长王近山在长生口伏击了一队日寇，消灭了50多人。
到了1938年2月22日，386旅在长生口再一次设伏，伏击了乘坐8辆军车赶来支援的200多日军，当场击毁5辆军车，击毙日军驻井陉南关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多人，并俘虏了5个日军士兵。
要知道，在抗战初期，俘虏一个日军士兵都是非常难的事，而这次却一下子就俘虏了5个！
1938年3月16日，129师主力在潞城东北的神头岭，又摆下了伏击圈，这次伏击战的战果更大。
神头岭位于邯郸通往长治的公路一侧，位置极其险要，这一战，激战两个小时，共击毙日军1400多人，俘虏日军80多人，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和600多匹军马。
战后，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这次伏击战是“一流的伏击战”，侥幸逃跑的日本随军记者本多酒沼后来写道：“神头岭战斗大伤皇军元气，八路军的灵活战术，实在令人难以琢磨！”
紧接着，3月31日，刘伯承又派副师长徐向前和政委邓小平指挥了涉县黎城之间的响堂铺伏击战，取得了毙伤日军400多人、击毁军车近200辆的战绩，绵延数里的公路上浓烟滚滚，到处都是汽车的残骸！
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等等战斗，都发生在日军发起的“九路围攻”的战役中，这场战役，日军企图全面夺取晋东南，取得黄河渡口，因此，八路军各部积极配合国民党军，多次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一举扭转战局，中国军队由防御转为追击，化解了晋东南的危势，也让太行山成为八路军可靠的根据地，这就是著名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的屡战屡胜，与国民党军的屡战屡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也引起了国民党军的恐慌，尤其是山西军阀阎锡山，更是将八路军当成跟他“抢占地盘”的头等大敌，于是，1939年底，阎锡山率先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史称“十二月事变”。
对此，刘伯承与邓小平果断提出，对敌斗争要区别不同对象不同表现，采取打击、孤立、团结、争取的不同方针，对顽固反共的顽军坚决反击，先后发起了歼灭汉奸石友三、顽军朱怀冰部的战斗，打击了反动派的分裂企图。
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打响了波澜壮阔的百团大战，刘伯承率领129师在这次战役中共歼灭日伪军8000多人，破坏根据地内外的铁路、公路共500多公里，攻克和收复城镇据点共60多座，取得了巨大的战果。
百团大战的胜利，使日军不得不调动重兵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刘伯承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反扫荡斗争，粉碎了日寇的多次大扫荡，保护了抗日根据地的老百姓。
另外，刘伯承还是我军少有的注重军事技能教育的高级干部，在繁忙的指挥作战之余，还抽空撰写、翻译了多种军事教材，组织干部、民兵骨干参加各种战术训练班，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军事素质，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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