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身处南方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革命战士，百折不挠，前仆后继。在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的浴血奋战中，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为保卫南方革命支点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后取得了胜利。
而在以湖南平江为中心，方圆数百里的这片土地上，有一支英勇的红军队伍。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和遭受惨重损失的危急时刻，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虽然数次遭受重大挫折，但没有丧失对革命的信念，始终高举革命的旗帜，顽强的保卫了湘鄂赣边游击根据地，保存了大批革命骨干。为新四军的建立输送了一支 1100 余人的队伍，完成了保卫南方革命战略支点的历史任务。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这片土地的保卫者——湘鄂赣边红16师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战斗历史。
湘鄂赣苏区的发展与形成
湘鄂赣苏区位于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的交界地区。包括湖南的平江、浏阳、湘阴、岳阳、临湘。湖北的阳新、大冶、通山、崇阳、通城、鄂城、咸宁、蒲圻。江西的修水、铜鼓、万载、萍乡、宜春、分宜、宜丰、上高、高安、奉新、武宁、瑞昌等县的大部或一部地区。这片地区恰好处在长江、赣江、湘江 3 条水系，南浔、粤汉、株萍 3 条铁路和武汉、南昌、长沙 3 个省会之间，是湘鄂赣 3 省的枢纽地域。由于这个地区离大城市较近，且水陆交通便利，从而易遭军事上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军的进攻，但这一地区又万山绵亘、峻岭环峙。地势险要复杂，有利于红军游击队隐蔽分散，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
这一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7 年秋，湘东、鄂南、赣西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该地区组织工农群众，先后建立起几支游击队，开始了湘鄂赣边地区的游击战争。1928 年 7 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在这一地区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同时，在中共平江县委和红 5 军党委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决定建立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并首先建立以平江东乡的长寿街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力争在最短的期间，从平江开始，建成湘鄂赣 3 省边界革命根据地。12 月，红 5 军主力前往井冈山，与红4 军会师，其余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边支队，由黄公略率领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1929 年 8 月，红 5 军主力由湘赣边返回湘鄂赣边地区，湘鄂赣边支队随即编回该军。
彭德怀（1898—1974）共和国元帅
黄公略（1898—1931）
滕代远（1904—1974）
1930 年 6 月，湘鄂赣苏区发展到全盛时期，包括河南、湖北、江西 3 省边界地区 20 余县的大部或一部分地区。与此同时，红 5 军与由原第 5 纵队扩建的红 8 军，合编成立了红 3 军团。7 月，由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边独立师扩编的红 16 军也编入红 3 军团。不久，红 3 军团奉命开赴中央苏区，红 16 军继续坚持湘鄂赣苏区的斗争。于1931年1月、1931年6月、1931年10月接连粉碎国民党军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至 1932 年，湘鄂赣苏区形成了以小源为中心的万（载）宜（春）萍（乡）浏（阳）苏区，以幽居为中心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苏区。以黄沙港为中心的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苏区和以龙港为中心的鄂东南苏区等互不相连的 4 块较大的苏区及若干小块苏区。1933年 2 月，在湘鄂赣苏区又成立了红 18 军。随后于1933年4月粉碎敌人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 6 月全军整编后，红 18 师（由红 18 军改编）转往湘赣苏区，红 16 师（由红 16 军改编）则继续战斗在湘鄂赣苏区。
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1933 年秋，国民党军在以主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其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调集第 2、第 3 纵队向湘鄂赣苏区发动了“围剿”。红 16 师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遵照中革军委指示，在中共湘鄂赣省委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援下，英勇抗击和袭扰国民党军。经过几个月的苦战，虽给敌以重创，但红 16 师也付出了伤亡 800 余人的惨重代价。
1934 年 1 月，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向湘鄂赣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小源发起攻击。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共湘鄂赣省委决定将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机关撤离小源。由省委书记陈寿昌率领，向铜鼓的幽居地区转移，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红 16 师第 47 团转移至鄂东南地区活动。1 月 28 日，小源失守，这使湘鄂赣苏区失去了巩固的中心区域，红 16 师失去了可靠的后方依托。
1934 年 2 月，湘鄂赣军区撤离小源后，为便于领导各小块游击区的武装斗争，成立了 3 个作战分区。第 1 分区司令员邹之谟、政委黄加高。第 2 分区司令员方浩然、政委涂正坤，第 3 分区司令员邱金生、政委傅秋涛。5 月，陈寿昌率领的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几经辗转抵达修水画坪，不久红 16 师也转战至修河西岸的金丰、画坪一带。然而，未待湘鄂赣省委和红 16 师稍作休整，国民党军即以第 26、第 33、第 50 师及驻修水的吴抚夷保安团扑向修河西岸，向金丰、画坪实施合围。红16 师第 46、第 48 团虽浴血奋战，掩护省级机关安全转移至鄂东南，但自己却损失惨重。红 16 师师长高咏生亦于 6 月9 日在突围途中被俘，后在被押往修水县城途中乘机逃脱，在敌人追捕时，不幸失足跌下山崖牺牲。此后，红 16 师第 46、第 48 团余部转至鄂东南与省委会合。不久，徐彦刚率第 47 团也开抵鄂东南。省委、省军区遂将红 16 师进行整编，由徐彦刚兼任师长、陈寿昌兼政治委员。尔后，省委、省军区率红 16 师和省级机关移师南下，六七月间，抵达龙门山区的奉新百丈、西塔一带。
高咏生（1908—1934）烈士画像
湘鄂赣省委、省军区率红 16 师和省级机关进抵龙门山区后，准备以此地为依托，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但是，敌第 18、第 50、第 62、第77 师很快逼近，在百丈、西塔立足以休养生息的计划已无法实现，省委决定由龙门山西出，向平江黄金洞转移。这时，敌第 50 师已在龙门山附近的肖家、栈桥、九仙汤地区布置了包围圈。省委决定分两路突围，由徐彦刚率红 16 师第 46、第 48 团向靖安、永修方向突围。陈寿昌率第 47 团和省级机关干部组成的特务团向宜丰、铜鼓方向突围。徐彦刚部在突围中于斜岭地区遭敌第19 师夹击，伤亡甚重，待进至永修云居山时，部队只剩下三四百人，而敌军又合围而来，徐彦刚遂决定将部队分成若干小队分路突围。结果，在突围中大部指战员牺牲。徐彦刚带一部分人员历尽坎坷，转移至黄金洞，另有一部转移到高安、奉新边的集林山区。陈寿昌部突围移至宜丰高视时，遭敌第 50 师第 300 团伏击，伤亡惨重，遂决定部队分 3 路突围。结果，在突围中，两路队伍被打散，只有少共省委书记刘玉堂率领的手枪队，保护双脚发烂行走困难的陈寿昌，在高视山中隐蔽，躲过敌人的巡逻搜查，后穿过敌人封锁线，回到黄金洞地区。
龙门山地区的血战中，湘鄂赣省级机关干部和红 16 师共 1000 余人虽浴血厮杀，奋不顾身，但终因敌我众寡悬殊，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失散，使湘鄂赣苏区遭受严重损失。这次军事行动，史称“六七月事件”。“事变的结果，红 16 师仅存400余人，苏区受到敌人的蹂躏和摧残。在这次事件中，湘鄂赣省委因电台被打坏而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
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了原来的苏区相继陷入敌手或变为游击区。加之国民党军为彻底扑灭湘鄂赣边的革命火焰，在重创红 16 师后，并未收兵，而是继续加紧对湘鄂赣边区的“清剿”，致使湘鄂赣军区下辖的各作战分区及各县委所属的地方武装也相继受挫，有的损失殆尽。
国民党军的暴行
侵入湘鄂赣苏区的国民党，军因数年来对该苏区屡剿屡败而恼羞成怒，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狂叫着“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漏掉一个”，不管男女老幼，皆不放过。国民党反动派使用刀砍、火烧、活埋、枪决、开水灌、烟熏、钻子钻、躺钉板床、零刺碎刮、铁丝穿手心、钉手掌脚掌等种种法西斯手段，残酷对待湘鄂赣苏区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在平江的辜家洞，原有 3700 余人，500 余栋房子，30 多家商店，国民党3天的烧杀掳掠后，只剩下两间半房屋，人烟皆无，成了“孤家洞”。在游击区内国民党军还实施堡垒政策，凡属战略要道、重点地区、高山隘口、大的集镇都构有碉堡作为支撑点，派兵驻守。对游击区人民实行强迫移民，移到县城、碉堡附近和公路边以便控制，同时对游击区及其边缘区的人民实行保甲制度和联防政策，规定五家一联，十甲一保，一家与红军有联系，十家“同祸”。在游击区内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禁止游击区与白区通商，对群众实行生活必需品限购。不仅如此，敌人还采取分化和攻心政策，在游击区周围，设立“招抚” 机关，利用叛徒“现身说法”，进行“招抚”。总之，敌人是想彻底断绝红军武装的群众基础和物资来源，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从而使湘鄂赣边游击区笼罩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下，革命斗争转入低潮。
湘鄂赣省委紧急会议
面对国民党军的残暴行径，经过革命战争血与火锤炼的游击区军民并没有丧失对革命的信心。为总结“六七月事件”导致湘鄂赣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深刻教训，寻求将游击区的革命局面由低潮推向高潮的正确途径，鼓舞游击区军民的斗争信心，粉碎敌人关于湘鄂赣红军已被彻底消灭的谣言，中共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了紧急会议，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陈寿昌主持会议，指出了“六七月事件”的原因及教训，检查了省委在第五次反“围剿”工作中的错误，并反对因“六七月事件”暂时局部的损失而失却对整个革命战争与湘鄂赣前途发展的信念的右倾机会主义。指出湘鄂赣游击区党目前的最主要的任务是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保卫并联系苏区。会议作出了抽调干部到各地搜集武装，开展扩红运动，发展红 16 师的决议。这次会议是湘鄂赣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会，对推动湘鄂赣边游击战争走出低潮，振奋游击区军民革命斗志，促进红 16 师的恢复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次会议没有认识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中共中央“左”的进攻路线影响，机械地执行向敌军密集的东南方向发展的方针，以及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死打硬拼，是“六七月失败”的主要原因，反而认为省委错误的中心，是没有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所以尽管会议没有再强调向东南发展，提出了巩固和发展平江黄金洞苏区，但是会议仍坚持进攻路线，没有从严重挫折的实际出发，正视苏区已变为游击区的事实，而未能适时地转变原来的正规战的战略方针，提倡并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
第二次组建红 16 师
8 月紧急会议后，省委着重致力恢复红 16 师的工作，为此派省委副书记 傅秋涛和鄂东南道委书记兼第 1 作战分区政委黄加高分别赴湘鄂边和鄂东南收集失散的红 16 师余部和地方武装，拟重建红 16 师第 47 团和第 48 团。由于黄加高前往鄂东南后，没有积极执行省委决议，致使鄂东南地方武装独立1 团及游击队未能及时集中，遭敌各个击破而完全损失，恢复红 48 团的计划未能实现，黄加高因此受到省委的撤职处分。
傅秋涛（1907—1981）开国上将
担负恢复红 46 团任务的傅秋涛率 7 人短枪队从黄金洞出发后，经平江南江桥到达通城云溪，在此地遭到 200 余敌人的围攻，他们打死 10 多个敌人后，冲出敌围。尔后他们又绕过通山县城，到达湘鄂边的药姑大山，在这里遇见了湘鄂边中心县委，由县委书记钟期光派游击队将他们送到崇阳县，接着崇阳县委书记王全德又派游击队护送他们至通山县冷水坪。此前，在“六七月事件”中被打散后在鄂东南收集起一部分武装的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省委巡视员方步舟、红16 师参谋长谭凤鸣等率领的一支 800 余人的部队已集聚在冷水坪地区。
钟期光（1909—1991）开国上将
9 月上旬，傅秋涛等到冷水坪后，即遇上严图阁、方步舟、谭凤鸣所率的部队。随即，傅秋涛向他们传达了省委 8 月紧急会议的精神和关于恢复红16 师的决议及计划。傅秋涛、严图阁率部队南下，由通山向崇阳、临湘、平江方向挺进。部队在经过平江的伍公市、新墙、新市街、南江桥等地时，捣毁了许多国民党区、乡政府，连续打了几个小胜仗，其中击溃了敌新 7 旅一部，在南江桥歼敌驻军 1 个排，俘敌80余人，缴枪100余支，并在沿途动员了许多群众参军，部队扩大到 1100 余人。10 月，省委在黄金洞米筛锅召开会议，陈寿昌、徐彦刚、刘玉堂、涂正坤等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8 月紧急会议以来的扩红运动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去前线领导红 16 师恢复工作的人选问题，最后决定调傅秋涛回黄金洞主持省委工作，由陈寿昌、徐彦刚去前线领导恢复红 16 师。
11 月初，陈寿昌、徐彦刚率省军区独立营100余人由黄金洞向西南行动， 在平江斑鸠坳与傅秋涛、严图阁率领的部队相遇后，向他们传达了省委米筛锅会议的决定。傅秋涛即按照省委的意见，把部队交给陈寿昌、徐彦刚，自己率省军区独立营返回黄金洞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当月，陈寿昌、除彦刚率部队北上，又向鄂东南开进，行至平江献钟时，与敌遭遇，损失了一二百人。以后，在平浏一带集中了地方游击队400余人补充到队伍中。继而，部队开抵通山冷水坪。陈寿昌、徐彦刚与中共鄂东南道委商量后，决定将这支部队编为红16师第46 团，以正式恢复红16师，部队约有1200人。由徐彦刚兼任师长，方步舟任师政治委员，魏平任副师长，谭凤鸣任师参谋长，袁洪国任师政治部主任，石成富任第46团团长，梅子益任副团长。同时，师下还辖 1 个特务营，张玉清任营长。这时，陈寿昌、徐彦刚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进入湖南的中央红军正继续西进，遂计划指挥红16师从牛牯山西出，经崇阳、蒲圻到临湘、岳阳、平江一带活动，以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
11月21 日，当陈寿昌、徐彦刚等率16师第46团及特务营进抵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老鸦尖一带时，遇敌第 33 师两个团的袭击。双方战斗得十分激烈，红 16 师虽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自己伤亡亦很大，伤亡达到400余人。战斗中，陈寿昌亲自登上前沿阵地察看敌情，不幸右膝中弹，徐彦刚亦中弹负伤，在这种情况下，红 16 师在减员至 700 余人后，被迫撤出战斗，由方步舟、谭凤鸣率领到崇阳金塘休整。负伤的陈寿昌从前线被秘密送至大门坳红军医院抢救，终因失血过多而牺牲。陈寿昌的牺牲，使得湘鄂赣边游击区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后来，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为纪念他，决定在崇阳、通城之间划出两县各一部建立一个新的县，定名寿昌县。
陈寿昌（1906—1934）
在湘鄂赣省委致力于恢复红 16 师的同时，省委领导下的游击区各级党组织，无论是与省委有联系还是断绝了联系的，在国民党军残暴行径造成的白色恐怖下，仍振奋精神，积极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原来领导的地方武装遭受损失的情况下，他们重新组成许多小股的游击队不断地袭扰打击敌人，有时还深入外线活动，建立新的游击区。原红 16 师第 47 团 8 连指导员汪克明，在高安华林寨一带成立了修铜宜奉游击第 3 大队，在高安、奉新、宜丰三县交界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原省军区通讯班长王义勋带领重新聚集在一起的部分战士成立了靖（安）奉（新）高（安）边游击队，在靖奉高边不断地打击敌人。
杨雀坦会议与扩红运动
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牺牲后，为确定新的省委领导人和研究下一步战斗部署，省委于 1934 年 11 月下旬在黄金洞的杨雀坦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由涂正坤任省委副书记，刘玉堂任省委组织部长，钟期光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谭启龙任省少共省委书记，邓洪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同时决定仍按米筛锅会议的精神恢复和扩大红 16 师，学习和推广原中央苏区的扩红经验，把扩红工作列为目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作出了 1 个半月的扩红动员工作计划，将东南地区的一部分地方武装补充进新恢复的红 16 师第 46 团。还决定抽调干部成立扩红突击队，深入游击区开展扩红工作，会议同时决定开辟平（江）修（水）崇（阳）通（城）游击区。
杨雀坦会议后，在省委及各特委、县委的切实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在游击区内普遍开展起来。尽管湘鄂赣游击区的人民群众遭到了国民党军的野蛮镇压，但革命必胜的信念在人民心中没有消失，对红军游击队的情感仍是他们心中最珍贵的东西。党组织的努力工作和人民群众对革命的热情，使扩红动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仅在平江、浏阳、铜鼓、修水等县，就补充了前方战士 371 名。此外，还有 3 个不满 1 营兵力的独立营自动要求加入主力”，使红 16 师第 46 团得到了扩大，到 12 月，红 16 师又发展至 1200 余人。湘鄂赣边游击区扩红运动得以顺利开展，除主观努力外，还有有利的客观因素，这就是到 1934 年底，国民党军为集中兵力“追剿”中央红军和红 2、6 军团，不得不暂时放松对湘鄂赣边游击区的“清剿”，将驻扎于这一地区的第 26、第 50 师调往湘黔边境，同时其第 33 师也被北调至湖北阳新、大冶，这样湘鄂赣边游击区的敌情顿时缓解。湘鄂赣省委虽因电台损坏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不明其中缘由，但明显感到敌人兵力的减少和“清剿”次数的减少。于是，省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猛烈扩红。
红 16 师威震湘鄂赣边
在自身通过扩红运动不断壮大的同时，红16师在湘鄂赣省委、省军区的指挥下，抓住战机，不断打击国民党军，并连战连捷，再度扬威湘鄂赣边游击区。1935 年初，湘鄂赣省委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2、6军团的行动，箝制国民党军，决定利用敌情缓解的有利时机，要求红16师主动出击，向湖北扩展游击区，破坏长（沙）武（汉）铁路，摧毁国民党军在游击区边界构筑的碉堡封锁线。于是，红 16 师第 46 团从平江黄金洞向鄂东南行动。1935年1月1日，红16师向在通山县大屋场构筑碉堡的国民党军新 3 旅第 1 营实施攻击，歼其一部，俘28人，缴枪28支。尔后，红 16 师为巩固修（水）武（宁）崇（阳）通（山）游击区，打击构筑碉堡封锁线的国民党军。3日，进至杨芳林的红16师与敌8个连激战一日，红军将敌击溃，并消灭下铺增援的1个连敌兵。尔后，红 16 师挺进通山敌后开辟新区。1个月之内拔除碉堡数个，缴枪 100 余支，其中有4挺轻机枪，并缴获一批弹药，改善了红16师的装备，第46团此时兵力已发展至4个营。
大源桥阻击战
红 16 师第 46 团挺进鄂东南的作战行动，引起国民党军的注意，他们即调动第 50 师及新 3 旅的 3 个团向红 16 师进逼。2 月，红 16 师第46 团除留下 1 个连在崇阳金塘执行保卫鄂东南道委机关外，全团开往崇阳大源桥，拟向西挺进，以配合红 2、6 军团的行动。然而，在红 16 师第 46 团到达大源桥的第 2 天，敌第 50 师第 300 团即气势汹汹地由修水的芦坊闻风追至。第300团是在“六七月事件”中导致红 16 师严重挫折的敌主力之一，下辖 4 个营，且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自封什么“精锐中的精锐”，气焰十分嚣张，这次进剿红16师，企图在大源桥重演“六七月事件”。红16师指战员对第300团可谓是恨之入骨，听说其前来参加进剿，士气高涨，纷纷表示要一雪前耻。红 16 师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心在大源桥阻击第 300 团，打击其嚣张气焰，振奋游击区军民斗志。战斗打响后，红 16 师先以第 46 团特务营从左翼向敌先头营猛攻，立足未稳的敌先头营迅即溃败，逃窜中冲乱了自己后续部队的阵脚，敌军心为之动摇，而红 46 团主力乘胜兵分两路夹击占领大源桥附近山头阵地的敌 3 个营。受到夹击的敌军士气顿失，四散逃窜，其右翼部队很快被红军歼灭。接着，红 46 团占领了敌机枪阵地，控制了敌制高地，残敌凭借最后一个山头负隅顽抗待援，并呼叫周围援军前来支援。徐彦刚遂组织突击队向敌人冲击，并集中全部轻重机枪掩护突击行动。正当双方激战甚烈、相持不下时，留守金塘的红 46 团的 1 个连及时赶至，从敌后发起攻击，敌不支溃退。敌江西省保安第4团增援部队3个营，被红16师第46团阻击部队击退。此役，红军全歼敌2 个营又 1 个连，毙伤俘敌500余人，缴长枪 300 余支，重机枪 5 挺，红16师伤亡 300余人，9名连排级干部牺牲。
一战高枧
大源桥战斗后，红 16 师抓住敌人暂时不敢来犯的有利时机，在寿昌县一带积极开展新斗争。接着，红 16 师为将修武崇通游击区联成一片，拟歼灭地处 4 县交通要道上的崇阳高视构筑碉堡的敌人。
高视是鄂东南山区的一个乡镇，地处修水、武宁、崇阳、通山4县的交通要道，自湘鄂赣苏区建立以来，一直是敌必攻我必守的要地。红 16 师通过侦察决定实施围点打援战术。1935年2 月18 日，红 16 师以侦察连将高视敌之碉堡围困起来，而主力部队却埋伏在鼓响岭通往高枧的大路两旁的山上。数小时后，驻鼓响岭之敌果然派其第 2 营1 个连赶往高视增援。该连进入红军伏击阵地后，红军突然出击，敌猝不及防，欲掉头逃跑，却被红军侧翼部队截住而陷入红军包围之中。红 16 师师长徐彦刚从俘虏口中了解到被围的敌人属东北军第 105 师，而该师自东北沦陷后，被千里迢迢南调至反共前线，蒋介石企图使其与红军两败俱伤。因此，徐彦刚决定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开展政治攻势。红 16 师敌工人员遂到前沿阵地喊话，唱抗日救亡歌曲。该连东北军官兵果然被感召，全部弃械投降。高视碉堡守敌得知这一消息，也在傍晚投降。此战，红军无一伤亡，缴轻机枪 10 挺，步枪 70 余支。战后，为进一步瓦解敌军，扩大政治影响，红 46 团杀猪备酒款待东北军官兵。除12名自愿留下当红军的东北军士兵外，其余人员一律由他们连长率领徒手返回崇阳县城。
二战高枧
国民党军武汉行营获悉 1 个连官兵被红军遣返崇阳的消息后，深为惊诧，即派一个高级参谋前往高视调查该连被红军缴械情况。3 月 3 日，这名高参在驻鼓响岭第 105 师第 3 团 1 营的护送下进至高枧。这时，一战高枧后进至崇阳附近活动的红 16 师又由崇阳向通城行动，恰又经过高视，得知敌 1 个营已到此地的情况后，遂迅速占领高枧两侧高地，乘该敌在高视峡谷休息吃饭之机，出其不意地居高临下发起袭击。敌顿时乱作一团，很快被悉数歼灭，其营长被击毙，敌高参等 200 余人被俘。红军二战高枧，计缴获机枪 36 挺，步枪 200 余支。战后，俘虏经过政治教育，大部自愿加入了红军。
回师黄金洞
红 16 师在高枧两度获胜，引起国民党军恐慌，遂调集第 85 师、第 33 师、第 37 旅、新 3 旅的 9 个团以及第 50 师的 2 个团，由第 4 绥靖区司令官陈继承统一指挥，在修水、渣津之线实施堵击。红 16 师旋即南下，3 月下旬，在修水、渣津一线国民党军间隙之中穿插而过，并歼灭敌第 50 师1 个营，缴轻机枪 11 挺，迫击炮 1 门及一批弹药。尔后，进至平江黄金洞地区。这时，红 16 师人数已至 1500余人，轻重机枪已有 40 余挺，战斗力大为提高。“进剿”红 16 师之国民党军追至通城、修水，即停足不敢再进，只在这一带构筑堡垒。月底，红 16 师由平江地区南出浏阳，对东门北沙张家坊约 1 团驻军实施围攻，因敌第 19 师成铁侠旅 3 个团增援而至，红 16 师遂撤出战斗，向湘赣边挺进，欲通过湘赣游击区与党中央、中革军委取得联系，并与该区红军武装配合前出至长沙附近行动，以策应红 2、6 军团的作战。但红 16 师经宜春、安源、茶陵、莲花进抵武功山地区后，在此停留 3 天，未能与当地党组织及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加之该地区国民党军碉堡稠密，成铁侠旅又紧追不舍，故即北经萍乡、万载返回平江黄金洞地区。
虹桥战斗
1935年4 月，在黄金洞休息补充后的红 16 师第 46 团及新成立的第 48 团一起前出至黄龙、幕阜山地区，以开展扩大游击区、摧毁敌碉堡的工作，并决定寻机求歼尾追之敌。同时，红 16 师的 2 个团在木爪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湖南保安团 1 个营，尔后进至平江虹桥休整。这时，敌第 19 师成铁侠旅之 2 个团及湖南的 2 个保安团从长寿街东南向虹桥进逼，扬言要“活捉徐彦刚、消灭 16 师”。红 16 师得悉敌之行动后，鉴于全师连战连捷，士气旺盛，虹桥又原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又熟悉当地地形，便决定在此求歼来犯之敌。
虹桥是通向幕阜山地的要冲，两侧起伏的山丘上草深林密，又有敌原先在此构筑的防御工事，便于部队隐蔽设伏。虹桥正前方是一大片开阔地，阡陌纵横，中间有一条河流，利于防守者封锁来犯之敌。红 16 师第 48 团第 2 营及师部重机枪连置于河西岸的虹桥东北面小山上正面防御敌之进攻，师部、第 46 团及第 48 团另 2 个营隐蔽在虹桥后山东侧高地鞍部森林中，准备从侧后突击来敌。
1935年4月25 日上午 10 时，来敌进抵虹桥后即分两路开始进攻。一路由成铁侠指挥 1 个团扑向红 16 师正面防御阵地。一路由团长周琨源率领本团及2 个保安团从右翼向虹桥西端高地进攻。红 48 团第 2 营及机枪连凭借工事向敌人猛烈射击，把正面敌人压在山下，成铁侠气急败坏，急将侧翼部队也调往红 16 师正面防御阵地。当敌主力进入虹桥正面开阔地带时，红 16 师师长徐彦刚一声令下，第 46 团及第 48 团的 2 个营突然直扑敌人侧后，进行猛攻，红 16 师的 40 余挺机枪也向开阔地带集中扫射。经过 4 个多小时激战，红16师一举击溃成铁侠旅 2 个团，俘其 500 余人，缴枪 400 余支。这次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清剿” 游击区的国民党军，极大地鼓舞了游击区军民的斗志，促进了正在开展的扩红运动。
围攻黄岸、三界尖遭遇战
虹桥之役，使国民党军恼羞万分，调来飞机对驻虹桥的红16师连日轰炸。红 16 师离开虹桥进至南江桥后，敌机仍跟踪轰炸，红 16 师遂向岳州挺进。途中，红 16 师对驻岳州黄岸国民党军 1 个营的守军实施围攻，经一昼夜激战，守军悉数被歼，红军缴枪 200 余支。
4 月底，转兵向鄂东南推进的红 16 师，在崇阳与通城交界处的三界尖与敌第 50 师第 300 团、301 团遭遇，红 16 师挟连战连捷之勇对敌发起冲锋。结果，歼敌 1 个机枪营，将敌 2 个团击溃。
猛烈扩红，壮大实力
1935 年 1月，湘鄂赣省委继年前 1 个多月的扩红运动后，又提出“一二三月扩红战斗计划”，号召最好的党员、最好的干部到红军中去掌握部队。地方干部积极开展扩红工作，游击区群众踊跃参军，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夫加入红军的动人事迹，游击区内再度掀起了扩红运动的高潮，在 1935 年的头 3 个月里，仅西北的修通等县就扩红 700 余人，东南的平江、浏阳、长沙、咏生、宜萍、万载、修水、铜鼓 8 县扩红 1200 余人，使红 16 师扩大到 2500 人，1400 支枪。4 月，省委为推动扩红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在平江黄金洞召开了总结经验、表彰先进的扩红总结大会，提出了“红五月扩红冲锋计划”，并任命在前一段扩红工作中成绩显著的东南军分区副政委江渭清为省扩红突击总队队长。扩红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红 16 师的发展壮大，1935年 4 月红军收编了廖海清带领的一支约有300余人的绿林武装，编成红 16 师第 48 团，由廖海清任团长，赵改中任政委。
在省委提出扩红的“红五月冲锋计划”后不到两个月，全游击区又动员了 2500 余人加入红 16 师。于是，6 月下旬在平江县小水岭又成立了红 16 师第 47 团。至此，红 16 师 3 个团建制全部恢复。徐彦刚仍兼师长，方步舟任师政委，魏平任副师长兼第 46 团团长，谭凤鸣任师参谋长兼第 48 团团长，钟期光任师政治部主任。全师发展到 5000 余人。省委在大力开展扩红运动及恢复红 16 师的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这无疑对湘鄂赣边游击战争的开展极为有利。
随后，红 16 师转战于平江、通城、湘阴、岳阳地区，在 5 月的短短 1 个月中，扫平敌碉堡 30 余座，开创了这些地区斗争的新局面。1935 年上半年，红 16 师利用敌军兵力空虚之机，采取积极的行动方针，在省委、省军区的领导下，一面通过扩红壮大自己的力量，一面主动开展军事斗争。至 6 月底，不仅红 16 师的 3 个团建制全部恢复，全师已发展到5000 余人，而且以黄金洞为中心的湘鄂赣边游击区也逐步恢复扩大，游击区域的版图已恢复扩大到6 块，最大的是平江长寿、修水、通城和岳阳之间的游击区。此外，还有平（江）浏（阳）长（沙）、大围山、药姑大山、修（水）武（宁）崇（阳） 通（山）、修（水）通（城）崇（阳）游击区，从而开创了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鼎盛时期。
但是，在扩红这一工作中，湘鄂赣省委和红16师领导人对于“赤卫队组织的扩大与动员仍然被放松”，特别是强调并将各军分区、县委所辖的地方武装编入红 16 师后，忽视了地方武装的发展，这不利于造成广泛的游击战争的局面，至使红 16 师仍孤军作战，这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强调的所谓“正规化”的影响在该游击区的反映。同时省委、省军区未能根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斗争形势的变化，自觉地实行由苏区方式向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在王明“左”的战略指导思想的继续影响下，只想搞正规军和大兵团作战，这不能不使湘鄂赣边游击战争潜伏着危机。
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计划
1935 年上半年红 16 师的连战连捷，固然开创了湘鄂赣边游击战争的新局面，然而游击区领导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产生了盲目乐观和麻痹轻敌的思想，没有认识到从大局上看，国民党军仍是力量强大，红军大量部队的长时间集中行动必然引起国民党军的注意和进攻，而从 1935 年 5 月起，将省级机关和红 16 师集中到平江之虹桥、长庆、南江桥一带休息整训、演习攻打碉堡和其它战术动作达 1 个多月之久。而这时，国民党军震惊于红 16 师的壮大和连续作战的胜利，将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汤恩伯、樊松甫等部调至湘鄂赣边区，会同湘军何键的部队及湖南、湖北、江西 3 省保安团，向湘鄂赣省党政军机关及红 16 师以虹桥为中心的集中地实施大举“清剿”。在敌人逐步逼近之时，湘鄂赣省委、省军区由于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难以从大局上掌握国民党军的调动情况，同时白区工作又没有得到恢复，难以获得确切的敌之情报，加上战略思想没有转变到游击战上来，仍继续把游击区各地的一些小游击队升级或编入到红 16 师中来，使红军失去了耳目，对敌人的大举“清剿”全然不知，当省委、省军区领导从黄金洞、浏阳的老百姓的反映中察觉到敌重兵已逼近之时，敌人的合围计划已经完成。敌人在西起平江、浏阳，东至铜鼓、修水、武宁，南起株萍铁路，北至通山、崇阳的广大区域内构筑了大量碉堡，大小道路要道关口设有防御工事和障碍物，建立了一个大包围圈和三道封锁线，大包围圈内又有许多小包围圈，形成层层包围、连环包围的态势。这个包围圈逐步向虹桥、长庆一带紧缩，意图十分明显，即是将湘鄂赣党政军机关及红 16 师困在层层包围之中而置于死地。湘鄂赣边游击区又一次走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长庆会议
6月底，面临敌大军压境的险恶形势，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在平江长庆召开紧急会议。徐彦刚在会上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提出为保存湘鄂赣边的有生力量，必须转移战区。会议认为这个意见正确，遂决定坚决突出敌围，并制定了两个突围方案：一是向东从修水方向突围，到修铜宜奉边，尔后取道高安、奉新，争取打开几个县份的局面，开辟一个新游击区，情况如允许，就在此地坚持下去，如果情况严重，就沿罗霄山脉暂时到湘赣游击区或中央苏区，以后再视机打回湘鄂赣边来。第二方案是向北往通城方向突围，经崇阳、通山、阳新、鄂城过长江，到鄂豫皖大别山去，如果在湖北不能突过长江，就改由修水、武宁到赣西北的永修、瑞昌、德安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
麦市突围
长庆会议确定了突围方案后，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从通城的麦市到修水的白沙桥一线还留有缺口，如果省委、省军区指挥部队即刻突围，行动将会顺利得多。然而此时湘鄂赣省委再次犯下灾难性的错误，决定咏生县除由县委书记江渭清率部分干部及精干武装留下坚持斗争外，该县的县、区级干部与省级机关干部与红 16 师一起突围，结果又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进行突围的准备和动员，并等待咏生县的县、区干部集中，结果更加贻误了时机，导致了更加严重的被动局面。
1935年7 月14日，按第一个突围方案，红 16 师掩护着省级机关及由省保卫大队、 咏生县区干部和家属组成的特务团共4000余人向修水方向突围，部队进至修水渣津西北一线时，遭到敌火力的严密封锁，敌人在此筑有好几道碉堡封锁线，构成严密的交叉火网，红 16 师在白天集中兵力硬冲 6 次，在付出了第48 团政委袁洪国以下200多名指战员的重大牺牲后，仍然没有突破敌人防线，而且敌人第 4 师又从通城方向赶来增援。当夜，红 16 师屡攻不破，只好折回白沙桥。途中，又同第 4 师激战了4个小时，红 16 师虽给第 4 师以严重杀伤，自己亦伤亡 300 余人，被迫撤出战斗。从修水方向突围不成，省委、省军区遂决定采用第二方案，率领部队于7 月 16 日夜改向西行，越过幕阜山，再由天岳关北行进入通城的盘石、云溪地区，在此地将 300 多名伤员分散安置在群众家里后，决定分 3 路由通城的麦市突围，通过麦市河，向崇阳方向进击。
刘玉堂（1913—1980）开国少将
按照部署，徐彦刚、明安楼率领第 46 团为中路。严图阁、刘玉堂率领红 47 团为右路。方步舟、魏平和钟期光率领红 48 团为左路。傅秋涛率领省级机关和保卫大队组成的特务团随中路跟进。黎明前，中路、左路顺利渡过麦市河，而傅秋涛部在途中休息时，由于疲倦耽误了时间，没有跟上中路第46团的行动，待赶至麦市河边时，天已大亮，敌人用机枪封锁了河面，无法过去，严图阁、刘玉堂率领的右路第 47 团和左路第 48 团的 1 个后卫连因走错了路，也未能突过河去。傅秋涛率领的特务团再次抵达麦市河，特务团团长刘海山率部强行渡河，被敌军射出的子弹击中牺牲。见再次突围不成，傅秋涛即率部返回通城云溪白石岭，在这里与第 47 团和第 48 团后卫连会合，几部加在一起共有 1700 余人。这时，国民党军发觉红 16 师仍有一大部分没有突过麦市河，立即以 1 个师从白沙岭追来，以 1 个师从天岳关前来堵击。傅秋涛率领这 1700 余人遂从云溪南行，翻山越岭与敌人周旋作战，饥疲交加。幸好在翻越幕阜山后，于洞口附近发现敌人运输队，当即发起攻击，缴获了一些大米。
在麦市河突围不成的第 4 天，傅秋涛部转战至平江的周坊、横江山区时，敌情更加紧张，天上有敌机轰炸扫射，地面敌人从燕岩、团头、三眼桥、钟洞围攻过来，驻三眼桥的敌军团长甚至派人逍给傅秋涛一封劝降信，似乎胜利在握。在此紧要时刻，傅秋涛等指挥员即加强政治工作，对部队进行了突围动员，下达了只许前进、不许后退的严厉命令，制裁了动摇分子，而后率部从三眼桥、燕岩之间乘夜息声悄步地穿过敌六七个土围子和碉堡，在雷家滩渡过一条河后，终于突出敌围，且只有省委妇女部长曾湘娥（傅秋涛的妻子）不幸牺牲外，再无伤亡。傅秋涛部突出敌围后行至爽源休息时，敌大部队又追来。追踪数十里后，大部队停下，只派 1 个营继续追击。在乎例边界之芦洞，傅秋涛等指挥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回头迎击追敌，将敌 1 个营的追兵击溃后，率部安然返回黄金洞地区。
徐彦刚、方步舟等率领的中路、左路部队渡过麦市河后，因不见右路和特务团过河，加之敌人以主要兵力迫击未过河的红 16 师部队，他们未遇大股敌人的追击，便在通城与崇阳交界地带等候右路和特务团，这一等就是六天，再度贻误了最佳转移时间。敌军数路人马包围过来，徐彦刚遂率部队向阳新方向转移。部队进至阳新太子庙后，在下一步向何处行动的问题上徐彦刚与方步舟发生意见分歧。方步舟主张从阳新黄颡口横渡长江，取道黄梅、薪春到大别山去。徐彦刚则认为红16师是湘鄂赣游击区的主力红军，不能离开湘鄂赣游击区，主张从黄颗口沿长江而下，经瑞昌码头镇，到靖安、奉新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多数指挥员赞同徐彦刚的意见。于是，部队在太子庙稍作休整后，以红 46 团组成先头部队，由徐彦刚率领，红 48 团和师机关组成后续部队，由方步舟率领，两部先后由太子庙向黄颖口开进。徐彦刚率领 46 团到黄颡口后，找到一些船只，即乘船顺流而下，并拟登岸后，再由这些船返回运载师部和第 48 团。然而，当方步舟率师部和第 48 团赶至黄颡口时，船只尚未返回，追兵已近，方步舟率部返回太子庙，并拟经凤凰山向黄金洞靠拢。在途经凤凰山的凤凰寺时，遭敌堵击，后面敌人又挥兵追上，在敌前后夹击下，师部和第 48 团指战员虽奋勇冲杀，但终因寡不敌众，部队大部伤亡，只有方步舟、钟期光、魏平等10余人突自至大冶龙角山隐蔽起来，方步舟被认为在突围过程中指挥失误而因此降为师参谋长，至 11 月，这支部队余部历经艰险，辗转返回黄金洞地区。
徐彦刚（1907—1935）
徐彦刚率领红 46 团从黄颡口顺江而下后，在瑞昌茅头镇码头登岸，并消灭了当地国民党一股地方武装。为了等红 48 团，徐彦刚率部在茅头镇又逗留了几日。国民党军发觉后派兵追来，徐彦刚遂率部向修水、铜鼓、奉新边界转移，转移途中，恶战不断，红 46 团损失很大。后徐彦刚率部转战到永修、靖安一带时，又陷敌包围，战斗中部队又遭很大伤亡，徐彦刚亦负伤，他遂将部队交给团政委明安楼，叮嘱其一定要把部队带回黄金洞，尔后，徐彦刚带一排人到永修县云居山养伤。9 月，徐彦刚身边的警卫人员在战斗中牺牲或失散后，徐彦刚只身一人被歹徒黄盛彬三兄弟发现，他们为向国民党军邀功请赏，用牛角斧将徐彦刚杀害。徐彦刚的牺牲，使湘鄂赣边游击区失去了一个文武双全、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对当地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明安楼率领第 46 团与徐彦刚分手后，即指挥部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结果被敌分而击之而又遭损失，全团仅存70余人由明安楼率领于 10月返回黄金洞地区。
此时，红 16 师的第 46、第 48 团兵员基本损失，全师 5000 余人只剩下 1700 余人。1935 年 11 月下旬，湘鄂赣省委待红16 师 3 个团余部全部集中至黄金洞后，将省委驻地迁至平江、浏阳交界的连云山辜家侗。此后，湘鄂赣边省委、省军区领导人为改善斗争局面，求胜心切，于 12 月命令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黎申庚率领部队向东南方向挺进，拟与湘赣游击区建立联系。但由于对敌情掌握不确切，且不讲究战术，在敌人的碉堡封锁线内横冲直撞，结果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之下，部队又遭重大损失。1936 年 1 月，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又令红 16 师参谋长谭凤鸣率领部队再一次向东南行动。此次行动仍蹈上次向东南行动时的覆辙，继续在敌人碉堡封锁线下左冲右突，结果再度陷入敌重兵之围，整个部队伤亡惨重，只剩下80余人。几块较大的游击区，如鄂东南、平修铜、例宜万等又被敌人分割。湘鄂赣边的革命斗争再一次转入低潮。
客观的评价，麦市突围基本上算是彻底的失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落千丈的结果？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战略思想意识错误。不管之前的猛烈扩红还是一系列的胜利，无论湘鄂赣省委还是红16师领导，始终没有摆脱“左”的束缚，只想着搞大部队，集中兵力打大仗，放松了对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发展。在突围之前，搞了一个多月的集中整训，没有采取分批分散休整的方式。这不仅使得自身目标过大，易于遭受“围剿”，就连周边的“耳目”都没有了。其次，内部意见不统一，比如在突围过程中，傅秋涛率部渡河失败后，转兵黄金洞，却没有与已经渡河的部队联系。渡河后的徐彦刚和方步舟就部队突围方向问题也多次发生意见冲突。方步舟率第48团返回太子庙，并拟经凤凰山向黄金洞靠拢的行为，就有些个人考虑的因素在其中。这样兵力被多次分散，无疑是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再者，主要军事指挥员缺乏指挥经验，屡次指挥失误，缺乏果断。在突围开始之前，不先弄清敌情，只是凭主观臆断就奔向东面，又不讲究战略战术，没有留下少数兵力负责掩护，4000多人大搬家式的一窝蜂走，而且又在大白天硬闯敌人封锁线，在遭受惨重损失的同时又暴露了目标。在整个突围过程中，就连战功显赫、文武双全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徐彦刚也“一时糊涂”。居然出现了两次长时间的等待，一次是在麦市河等待傅秋涛所率部队渡河，一次是在瑞昌地区等待方步舟第48团的跟进，而且每次都等待数天，不仅延误了突围良机，而且每次的结果都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后，缺乏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麦市突围后，红16师本应休养生息，保存实力，最重要的是及时总结反思。然而红16师求胜心切，又接连两次对敌人的碉堡封锁线“硬碰硬”，拼光一次聚集起来再拼一次，使得好不容易留下来的1700余人锐减到只有80余人，红军主力部队几乎被拼光，短时间内连自身安危和生存都成了严峻的问题。总之，红16师麦市突围的失败，是湘鄂赣边游击区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遭受的最为严重的挫折。
国民党军的“清剿”部署
在湘鄂赣边的红军武装再一次遭受挫折之时，国民党军没有忘记红 16 师东山再起的教训。1936 年 3 月，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当局把湘鄂赣边地区划分为 3 个“清剿”区，集中了第 15、第 4、第 77、第 63、第 19 、第 40、第 30、第 35、第 16、第 18、第 50 师及 1 个纵队共 11 个师、3 个省的保安团及 11 个别动队，另外每县还有 1 个保安团和地主武装，共计约60个团的庞大兵力。对湘鄂赣边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分兵、分期、分区“清剿”。
国民党军此次的分区“清剿”较之以往对游击区的大举围攻手段更为毒辣，除以重兵分期分区“清剿”外，还以小股部队进山埋伏、搜山，进行“进剿”。派遣叛徒、特务、便衣队，深入山区，坐山“驻剿”。利用地主武装挨户团、靖卫队挨村挨户“搜剿”。敌人打破了省与省、县与县、支点与支点之间的界限，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在“清剿”中，敌人大肆砍树烧山，以使红军武装无藏身之处。另外，派遣大批训练有素的特务，化装成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刺探情报，试探、陷害游击区人民。乘扩红机会混入红军队伍，以策动拖枪逃跑等。大肆利用叛徒“招抚”诱降，瓦解革命队伍。总之，在“清剿”中，敌人的种种恶毒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艰难寻找上级党组织
在革命斗争处于困难的时刻，省委、省军区更感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与支持的重要，急切盼望能与党中央建立联系。实际上，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省委就多次派人寻找党中央，林瑞笙在途中牺牲，黎申庚、陈龙彪无功而返，只有庄构丰经过半年苦寻，于 1935 年 11 月在湘西永顺找到红 2、6 军团领导人任弼时等，得知党中央已转移到陕甘。庄构丰带回的任弼时给徐彦刚、傅秋涛的信及《任弼时同志在红六军团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粉碎敌人“围剿”教训的报告》、《中央关于粉碎五次“围剿”的报告提纲》，进一步增强了湘鄂赣游击区军民的斗争信念，对湘鄂赣省委制定今后的斗争方针起了较好的指导作用。1936 年初，省委又派出赵德兴去陕甘找党中央，不久他在途中牺牲。此后，黎申庚等 5 人受命寻找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行至万载县黄茅西北之石窝时遇敌袭击牺牲。但这些没有动摇在艰苦环境中顽强地领导游击区军民的省委、省军区寻找上级党的希望，他们继续派人走出游击区，渴望得到党中央的指示。
黎申庚（1914—1935）湖南浏阳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任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部长。1935年任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冬，奉命去寻找苏区中央局途中，由于叛徒出卖，在萍乡桐木被捕，坚贞不屈。最后惨遭大火焚身之酷刑，英勇牺牲。
盖板洞会议
红 16 师的连续受挫及国民党军的分区“清剿”导致湘鄂赣边游击区斗争形势的再一次恶化，使湘鄂赣省委、省军区领导人认识到继续采取老观念、老方法来对付敌人是不行的，在敌强我弱的现实面前，必须要实行战略转变，老的斗争方法要转变为新的斗争方法，正规战、运动战要转变为游击战，这种及时的转变，是关系着红军游击队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3 月 27 日，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侗的盖板洞召开执委扩大会。会议认真总结了麦市突围的教训，对以后的行动方针达成共识，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因此，必须转变战略，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各地独立营、游击队要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为便于领导和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决定进一步精简各级机关，实行军事化，将原来的省委所辖的平修铜、修铜宜奉边、浏宜万、修武崇通、湘鄂边等 5 个特委重新划为 4 个特委，即鄂东南、修铜宜奉边、例宜万、平修铜特委（后改为东南特委、东北特委、西南特委、西北特委），并相应设立4 个军分区，由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各县委书记兼游击队领导。
盖板洞会议标志着省委开始转变战略方针，对湘鄂赣边游击战争的开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省军区在司令员徐彦刚牺牲后，1936 年由严图阁继任司令员。为了贯彻盖板洞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省军区注意发展地方武装，对各特委和军分区的地方武装的组织任务、战术以及政治工作提出具体的要求。1936 年 9 月，省军区司令员严图阁、政委傅秋涛联名撰写《地方游击队的建立和战术问题》一文，对军区、军分区、各县委建立游击队提出明确要求，论述了游击队应采取的区别正规红军的战术，对各游击队如何开展政治工作和目前存在的问题作了指示。在省委、省军区领导下，省军区和军分区迅速组织了 17 支游击队及独立营。同时动员了300余名新兵，组建了湘鄂赣军区独立营。
根据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省委、省军区在大力建立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还以积极的军事行动，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提出“打到敌人屋檐下去”的口号。随后，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傅秋涛、省军区司令员严图阁各率一部分部队离开省委、省军区机关驻地，向外开展游击战争。傅秋涛率领省军区独立营一部进至平江的芦洞、白水、义口、周坊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展游击队。接着，又分兵在平江、修水、铜鼓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摧毁敌人数十座碉堡。严图阁则率部分兵力进至长沙、醴陵一带活动，尔后转战至万载的上坪，宜丰的侗上、直源、港口、蕉溪一带，将当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靖卫队消灭。接着，又挥兵向铜鼓、修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饥寒交迫，矢志不移
由于敌人不仅在军事上“清剿”，在经济上也实行严密封锁和控制政策，加之游击区内由于战争频繁，人烟稀少，田地荒芜贫瘠，游击区的党政军民吃穿住异常困难。如 1936 年问，领导机关和部队有半年时间几乎没有吃上一顿饱饭，有时候 200 人仅有两升米，只好煮米汤喝，常以野菜、山果、竹笋充饥。没有油，更苦的是没盐，只好用山上的五倍子花泡出的有点咸味的水当盐吃。有时即使搞到米，也难吃上熟饭、热饭，因为白天的烟、夜间的火光都能使敌人发现红军的踪迹，穿的是破烂衣服和草鞋。山岩下、石洞里当旁子，茅草当褥子，树叶当被子，缺弹药，缺药品。即使这样，他们仍对革命矢志不移，坚定的信念产生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频繁的战斗间隙，坚持学文化、学革命理论。特别是那些女干部、女战士，虽然她们遇到的困难比男同志更多，但她们和男同志一样，在恶劣的环境中行军、打仗，做群众工作。
深入敌后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清剿”湘鄂赣边游击区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调往他处，留在游击区的大部分是保安团队，兵力薄弱，省委抓住这一时机，准备采取进攻姿态打击敌人，决定以省军区警卫营为基础，并从各机关抽调少数人，组成以方步舟为队长、刘玉堂为政委的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
7 月初，方步舟、刘玉堂率领游击队从省委、省军区驻地辜家洞出发，深入敌后作战。离开辜家洞不久，游击队即在连云山南麓初战获胜，歼敌湖南保安第 4 团 1 个加强连，缴枪 70 余支，极大鼓舞了部队士气。接着，游击队进军万载，在黄茅、书堂一线，击溃江西保安团 2 个连。而后，游击队经小源转回浏阳东门和官渡一带，接着取道铜鼓的排埠、宜丰的潭山，进抵奉新的罗坊，突然袭击罗坊镇守敌保安队，歼其30余人。然后，转兵南经华林山，于中旬进抵敌后高安之灰埠、黄岗岭一带。侦察得知灰埠镇守敌只有1个20余人的保安队，红军直扑灰埠，顺利全歼守敌，并在此作短暂停留。尔后，游击队向处于白区纵深的分宜进发。利用黑夜，用稻草捆填入城外的护城河，向守敌发起攻击，很快攻入城内，缴获一大批物资后，在天亮前撤出该诚，向西顺利通过宜春、万载之间的公路，进入游击区。攻下分宜，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游击区军民的斗志。
分宜战斗结束后，敌人由万载向潭埠调兵向游击队追来。游击队进抵潭埠南面的乱石岭后，决定在此以逸待劳，伏击敌人。当敌约1个营追来时，红军以小股部队将敌引诱进埋伏圈，并很快将敌营部和1连歼灭，又经1小时激战，将余敌击溃。战后半小时，又有1营敌人从潭埠逼近，红军再度设伏乱石岭，并从三面向进入伏击圈的敌人猛攻，不到1小时，红军将该营击溃，并乘胜追歼其七八里。两度设伏，红军计毙伤俘敌200余人，缴枪200余支，并于战后第二天即返回辜家洞休整。
第三次组建红 16 师，再度深入敌后
湘鄂赣军区直属的红军游击队第一次深入敌后并连续取得胜利的同时，亦十分注重发展自己。由于沿途贫苦群众踊跃参加红军，队伍迅速扩大。于是省委、省军区于 7 月底决定再次复建红 16 师。重建的 16 师没设团的编制，只辖 3 个营和 1 个侦察大队，另有师部直属的 1 个重机枪连和 1 个通信排。全师约 700 余人。方步舟任师长，刘王堂任政委，谭凤鸣任参谋长，黄加高任政治部主任。
8 月中旬，重新组成的红 16 师从辜家洞出发，向铜鼓方向挺进，实施第二次深入敌后的游击行动。部队行至离铜鼓十几里的石桥附近时，与敌保安第 9 团 1 个连遭遇，红 16 师侦察大队先发制人，冲入敌群，很快将敌全歼。从俘虏口中得知，在铜鼓城内驻有敌保安 9 团 2 个营和1 个重机枪连，在附近黄岗口还驻有该团 1 个营。该团是江西境内敌战斗力较强的 1 个团，红 16 师决定避开该敌，化装袭击敌设防较弱的大塅镇。进入镇子后，消灭了正在换防的 1 个班敌人。镇上 5 座碉堡发现红军已进占镇子，拼命射击，红 16 师考虑到铜鼓保安 9 团可能尾追，在没收了镇上地主豪绅的一些财物后，撤离该镇。
随后，保安 9 团 2 个营在红 16 师刚刚撤离大塅，即进入大塅，并继续尾追红 16 师。红 16 师决定在运动中寻找有利地形，消灭尾追之敌。当部队进至铜鼓、修水、武宁交界的枯家桥时，师部鉴于该地有利于红军设伏，遂将部队隐蔽在一座森林茂密的山脚下，并以少部兵力诱敌前进，当敌迫近时，红军主力向敌冲去，短兵相接后，红军很快将敌击垮。此战，红 16 师歼敌团部和 1 个营，缴长短枪 100 余支，重机枪 2 挺。战后，红 16 师挥兵南下，经靖安西头、宜丰的大田村到达奉新的东坑地区。该地南临越山、北靠仰山，有利于红军活动，且群众基础较好，是奉靖宜中心县委所在地。红 16 师在此休整了两天，师部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对敌情进行了分析，认为经过一系列的战斗，敌人会了解红 16 师的实力，定会派正规部队进行尾追，要做好打大仗的准备。
9 月，敌正规部队第 36 旅 1 个团约 2000 余人，从宜丰方向追来。当敌 进到离东坑三四十里的大田时，红 16 师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先向观下前进，造成已撤离东坑之势。行至观下，全师南行翻过越山，尔后向西，乘夜秘密回到大田通往东坑的必经之地拗头，利用这里山高路狭，林深草密的地形设下埋伏。将 1 营、侦察大队布置在第一线，2 营、3 营布置在第二线，井向观下、罗坊、大田村方向派出侦察员，监视敌情。当敌前卫营刚刚通过红军伏击阵地，敌团部和直属队走近时，红军突然出击，将敌拦腰切成两段，在奉靖宜县红军游击队配合下，经半天激战，毙伤俘敌团长、参谋长以下官兵 600 余人，缴长短枪 600 余支，重机枪 3 挺，红军伤亡 100 余人。
次日，红 16 师拟由观下至西头，取道沙窝里、黄沙岗向平创游击区回返，行至观下时，遭到昨日伏击中脱逃的敌前卫营阻击。由于刚刚打了胜仗，部分同志产生了骄做轻敌的思想，不经组织即向占据有利地形并已构筑工事的敌阵地强攻，结果，红军伤亡几十人，师政治部主任黄加高、1 营营长石祥富在战斗中牺牲。部队只好撤出战斗，经靖安，到武宁，转阳新、通山至大幕山休整。
在 1 个多月的休整期间，省委干 10 月对红 16 师领导人进行调整，由明安楼接替负伤离队休养的刘玉堂任师政委，由王义勋代理师政治部主任（不久方天宝任师政治部主任），赵改中任师参谋长。此时，全师又发展至 1000 余人，恢复了第 46、第 48 两个团的番号，每团辖 3 个连，同时又增编了 1 个特务营。赵改中兼第 46 团团长、何平波任团政委；王清云任第 48 团团长、方天宝兼团政委，吴光明任特务营营长。
11 月，天气转冷，为解决部队的冬装，红 16 师决定第三次出击敌后，向瑞昌、阳新一带行动。当部队经修水的渣津、三都，逼近武宁的澧溪镇时，得知该镇驻有敌一支海军陆战队，为扩大红军影响，红 16 师决定袭击该镇。经战斗，红 16 师消灭了敌海军陆战队40余人，占领澧溪。尔后，部队进至阳新龙港山区作短暂休息后，经柯乐源、红花源，奔袭瑞昌县城。首先，红 16 师侦察员化装进入城中，将城门哨兵缴械。尔后全师分两路冲入城中，将守城的敌 1 个连封锁在城角的碉堡内，然后打开监狱，救出 100 多个地方革命干部和基本群众。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抗日主张，公审枪毙了作恶多端的敌县长宋友梅。在没收了豪绅和好商的一批布匹、棉花、药品及银元后，部队迅速撤出瑞昌，经半边山、长乐源，进抵七峰山的罗口，拔除驻有地主武装 100 多人的罗华口敌大碉堡。后来，部队向大冶刘仁八方向行动中，一路上采用火攻罗华口敌碉堡的方法，摧毁了沿途许多敌碉堡，有时一天即烧掉敌堡垒 20 多个。11 月底，红 16 师由药姑大山转至通城麦市一带活动。
在红 16 师深入敌后作战的同时，各军分区的地方游击队、独立营也运用 灵活的游击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活动，积极配合红 16 师作战，不断取得胜利。全游击区仅在 10 月至 11 月的 40 天内，就击溃敌人 8 个团，毙伤国民党军600余人。仅在鄂东南地区就摧毁敌碉堡 100 多个。游击区再一次度过艰难的岁月，改变了麦市突围后的被动局面，以平浏为中心的湘鄂赣边游击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 16 师和各地区独立营、游击队亦更加壮大。
三界尖会师
1936 年 12 月中旬，第三次深入敌后的红 16 师返回通城地区后，从群众口中得知通城、崇阳一带敌兵力空虚，方步舟遂派人去通城侦察，去人带回了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的“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方步舟当即写信给省委书记傅秋涛，建议省委乘机出山，前往鄂东南与红 16 师会合，以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接到方步舟信后，傅秋涛即召开省委会议，讨论省委是否前往鄂东南与红 16 师会合问题。与会的涂正坤、刘玉堂、谭启龙等鉴于以往大集中曾招致的损失，认为省委暂时不应出山，部队应分散转向各地发展小规模的游击战，以达到保存自己、恢复和巩固游击区的目的。但是，傅秋涛等坚决主张出山与红 16 师会合。会议经过争论，最后决定省委出山，前往鄂东南。然而，当省委决定要前往与红 16 师会合时，湘鄂赣游击区的形势又风云突变。
涂正坤（1897—1939）
谭启龙（1913—2003）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虽被迫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则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他们在北方继续与中共中央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在南方则集中优势兵力“清剿”各游击区，企图在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以前消灭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12 月 25 日，在湘鄂赣边游击区，国民党军又颁布了新的“清剿” 计划，集中第 18 师、新编第 8 师、第 121 师和江西保安第3、第4团，对游击区实行进一步“清剿”。
对于国民党军新的“清剿”部署，深居连云山辜家洞的湘鄂赣省委尚无所知，因而仍按原计划，由傅秋涛率省级机关和军区独立团前往鄂东南去会合红16 师。对于国民党军重新调集重兵“清剿”湘鄂赣游击区，方步舟率领的红16师亦全然不晓。为同省委会师，全师转战于鄂东南的大冶、鄂城、崇阳、咸宁、通山之间。1937 年 1 月，方步舟率红 16 师由通城白虎桥转往大幕山时，行至通山梅县与新调来的国民党军新 8 师 1 个团遭遇。交战中，由于敌强我弱，红 16 师受到不少损失，遂撤出战斗，向湘鄂边行动，拟返回平创地区找省委。2 月，湘鄂赣军区司令员严图阁因战伤加肺病，无条件医治，在平江逝世，这对面临严峻形势的湘鄂赣边游击区无疑又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严图阁（1903—1936）
3 月 14 日，傅秋涛率领的湘鄂赣省委机关、省军区独立团和方步舟率领 的红 16 师在通城与崇阳交界的三界尖会师。尔后，傅秋涛主持召开会议，对方步舟进行批评，并以方对梅田等战斗指挥不力为由，撤销其红 16 师师长职务并开除党籍。同时，省委作出了《中共湘鄂赣省委为加速扩大军团在红五月底作一个步骤总结的指示》，要求各军分区、各县广泛开展扩红运动，开展外线猛烈的游击运动，加速粉碎敌人新的进攻。3 月 21 日，方步舟只身脱离红 16 师，5 天后在龙港叛变投敌。此后，冯育云任红 16 师师长。
方步舟（1900—1990）叛变后与蒋介石合影
方步舟叛变后，省委没有及时改变方步舟知道的原定的行军路线及目的地，傅秋涛、冯育云等率领部队仍按原计划行动，即拟经过通城到平江，而后西行经新市街、过平江河，回黄金侗。而国民党军将 4 个区的“清剿”部队加上新调回的第 50 师，组成 6 支“追剿”部队，追击红 16 师和各地红军地方游击队。当红 16 师行至崇阳、通城交界地带时，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红 16 师虽全力抗击，仍受到很大损失。3 月底，红 16 师转战到铜鼓虎拗时，又遭敌 2 个营的袭击，部队损失严重，随部队行动的省军区参谋长魏平亦在战斗中牺牲。此战后，傅秋涛率红 16 师余部 200 余人返回辜家洞休整。
4 月，以傅秋涛为主席、邓洪和刘玉堂为副主席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为号召全游击区军民粉碎敌人新的“清剿”，发布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对动员粉碎敌人新进攻战斗要令》。指示红军游击队加强自己的力量，采取远殖行动，深入敌后方打击敌人，钳制敌人的行动。动员武装游击区的男女老幼起来保卫游击区，以粉碎敌人新的进攻。
邓洪（1888—1969）
红 16 师向修、武、崇、通一带游击，沿途经过扩红，部队又增加到了 400 余人。可是不久，由于敌我众寡悬殊，红 16 师在当月于铜鼓胆坑和宜丰同安两度受挫，全师再次减员至 200 余人。月底，红 16 师由师长冯育云、政委明安楼率领在与敌人周旋中，先在华林山遭敌袭击，继而在潭山又与强敌打了个遭遇战，师参谋长赵改中牺牲，师长冯育云叛变投敌，政委明安楼率余部100余人几经周折，与东北特委及军分区会台。5 月初，东北军分区参谋长吴咏湘代理红 16 师参谋长，协助政委明安楼指挥这支部队绕道修、武、崇、通转移到河西咏生县，与省军区独立团合并，尔后返回辜家洞。
吴咏湘（1914—1970）开国少将
红 16 师再度受挫的主要原因是内忧外患，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重兵“清剿”的情况下，游击区一些重要军政干部的叛变，对革命斗争的危害更大，继方步舟、冯育云叛变后，这一期间红 16 师政治部主任方天宝、东北特委书记赵龙、军北军分区司令员聂海如、政治部主任樊哲军（叛变未遂被枪决）、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张玉清等先后叛变。同时，军事指挥员的缺乏，打败仗时缺乏及时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消极避战，没有收容工作等等，也是几次作战失利、部队受挫的重要原因。这一次挫折，不仅使整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仅余 500 余人，200 余支枪。红 16 师的建制从此再没有恢复，游击区的斗争形势又一次恶化。但是，挫折和失利并没有使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低头，他们仍怀着对革命坚贞不渝的忠诚和必胜的信念，顽强地坚持斗争。不少在战斗中与部队失散的红 16 师指战员和伤病员，就在各地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仍以红 16 师的名义开展活动，一直坚持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
实现合作抗日
1937 年上半年，当红 16 师又一次受挫，湘鄂赣边游击区军民仍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争时，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动日趋升级，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一步高涨，国共两党的合作谈判也正在进行着。此时，湘鄂赣省委虽然没有接到党中央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但从国民党的报纸上陆续了解到一些中共中央对时局的主张，初步了解了中共中央不计前嫌，争取实现国共两党停战议和、携手抗日的主张。省委对这些消息进行分析，认为经过共产党的努力，有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可能。于是，省委在 5 月间，多次开会研究局势，讨论湘鄂赣游击区下一步的斗争方针，最后决定，一面派人我党中央请示，一面向社会申明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抗日主张，并准备与湘鄂赣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
5 月18 日，中共湘鄂赣省委发布了《中共湘鄂赣省委为挽救中国只有抗日告民众书》。当月，省苏维埃政府又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对全体人民及一切白军武装部队宣言》，要求白军立即停止内战，联合红军，集中武力，一致抗日，收回失地。6 月，省委派罗其南、李楚民赴延安寻找党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
罗其南（1918—1986）
7月，省委鉴于以往数次派人寻找党中央未果，又派出邓洪、李明秋赴延安寻找中共中央。结果，他们于 7 月上、中旬先后到达延安，见到了毛泽东、董必武、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他们向党中央汇报了湘鄂赣边省委、省军区领导游击区军民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请示了有关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问题，并要求中央派一批军政干部去加强湘鄂赣边游击区的领导力量。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湘鄂赣省委和红 16 师坚持游击战争的业绩作了充分肯定，并对游击区怎样同国民党谈判、如何建立统一战线和发展队伍等问题作了指示。8 月 4 日，邓洪、罗其南、李楚民、李明秋与党中央派回湘鄂赣边组编抗日游击队的张正坤、胡荣等，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返湘鄂赣边。8 月 23 日，邓洪等回到平江嘉义镇。他们向省委汇报了延安的情况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省委还专门安排了会议，由从延安回来的同志向省委机关和附近的干部作了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的报告。
胡荣（1906—1941）烈士画像
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谈
湘鄂赣省委在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及社会各界申明自己为民族利益而不计前嫌，愿意停战议和的同时，针对国民党军第 50 师等部仍不断进攻游击区，拟通过军事手段肃清该区红军武装的情况。强调在积极准备进行和谈工作的时候，部队亦应随时准备应战。并告诫各地游击队和地方干部要提高警惕，没有接到省委的亲笔信，不要轻易集中，不要中敌人诡计。在国内抗日高潮迭起及共产党造成的强大政治攻势形势下，湘鄂赣边国民党地方当局被迫停止进攻游击区，寻求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但是，在谈判中，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立场是收编红军武装的企图多，合作诚意少。8 月 11 日，国民党方面派了两个连长到平江县义口找红军游击队谈判，省委予以拒绝。13 日，省委派宣传部长黄耀南前往平江献钟（今献冲），与武汉行营派来的两位高参文镇藩、罗世忠进行初步接洽。经商谈，双方同意 18 日在义口的陈家大屋正式谈判。正式谈判如期举行，谈判中，湘鄂赣省委方面的代表提出了自己的 4 项合作条件和 5 项停战条件，经商谈，国民党方面接受了停战条件，初次谈判获得了进展，双方并约定 22 日在平江嘉义镇继续谈判。22 日，在平江嘉义镇关帝庙继续进行谈判，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为武汉行营的两位高参、第 50 师旅长朱刚伟、平江县县长夏正尤和县党部姓何的委员。湘鄂赣省委方面的代表为傅秋涛、涂正坤、刘玉堂、钟期光等。为了防止意外起见，红军部队在外线布置了警戒，作好了应战准备。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平江县党部何书记长，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稿子，以一副“文人”模样开口闭口强调所谓“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时间长达近半个小时。共产党方面代表傅秋涛等予以严正驳斥。这次谈判只解决了一些非实质性的问题，双方同意其余问题留待下次谈判解决。
8 月 26 日，傅秋涛、涂正坤、刘玉堂、钟期光等人如约赴浏阳县城，在国民党军第 50 师师部与该师师长岳森进行谈判。经过针锋相对的争论后达成初步协议：
（1）释放在押的政治犯。
（2）在浏阳建立红军办事处。
（3）红军部队集中，番号改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
对于划定特区、部队驻扎地点、改编后的红军经费问题，因岳森无权定夺，双方商定由湘鄂赣省委派代表赴武汉行营继续谈判解决。8 月底，湘鄂赣省委派刘玉堂、黄耀南前往武汉，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作进一步的谈判，并正式签订了和平合作协议。确定武汉行营下令停止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划平江县的长寿、嘉义两地为红军游击队集合改编的地点，并发给给养，承认红军游击队改名为湘鄂赣“抗日军第 1 游击支队”。
刘玉堂（左）与陈毅在江西根据地合影
湘鄂赣边国共两党的和谈成功，标志着这一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是，湘鄂赣省委由于对党的政策了解得不够，在与国民党和谈中也产生了一些失误和错误，如允许国民党军在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抗日军第 1 游击支队”中安插副司令、参谋长、副官主任、军需主任、副官等 6 人。并且防区有一部分与保安团混驻一地。刘玉堂、黄耀南先后用电报和书信将湘鄂赣边国共谈判的情况向党中央做了汇报。党中央对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方面签订的协议非常重视，周恩来、秦邦宪等及时写信给湘鄂赣省委。9 月中旬，毛泽东亲自致电驻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董必武，指出了湘鄂赣省委在谈判中存在错误。湘鄂赣省委按中央的指示，在董必武直接指导下，及时纠正了谈判中出现的失误，对国民党军派来的人，或用下层群众反对的态度予以驱逐；或将他们束之高阁般地孤立起来。或用各种办法迫其辞职，最后一个不剩地让他们离开了游击支队。
嘉义镇集中，编入新四军
湘鄂赣边国共停战议和的协议签署后，驻守在平江嘉义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走。1937 年 9 月 15 日，为贯彻万寿宫会议精神，明安楼、张藩、吴咏湘等人奉特委指示到各地去集中扩编游击队。在各地游击队的扩军整编中，遇到了一些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阻碍，外部的如一些地主豪绅、反动分子的造谣惑众和暗中阻挠破坏。内部的由于有些干部不了解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而对游击队的集中改编有抵触行为，如赣北游击队队长刘维泗竟把省委派来的红 16 师政委明安楼和平修铜中心县委书记林海清当成叛徒误杀。
明安楼（1910—1937）湖北阳新人。1928年参加革命，任赤卫队员。1931年7月参加红16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36年任红十六军师政委。1937年11月赴赣北游击队做说服工作，误被游击队队长刘为泗认做叛徒，不幸被误杀。时年27岁。与其妻冯杏娥（1903—1940）为著名烈士夫妻。
在湘鄂赣特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扩军任务，如吴咏湘、张藩等率领的东北军分区游击队由30余人扩大到 300 多人，并编为红军抗日游击队第 1 支队第 9 大队。江渭清等领导的西北军分区游击队也新扩充了 200 人。至 11 月，经过扩大补充的各军分区和各县游击队陆续到达嘉义镇集中，全体干部、战士约有 900 余人。经过整训，各游击队集中后，统一编入“抗日军第 1 游击支队”，傅秋涛任支队司令员，刘玉堂任副司令员，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辖 3 个大队。12 月，傅秋祷受湘鄂赣特委委派赴武汉，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叶挺、项英等领导同志，向他们汇报了湘鄂赣边游击区的工作，并请示了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如何改编等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将该部编入新四军。
张藩（1909—2002）开国中将
江渭清（1910—2000）
1938年 1 月，抗日军第 1 游击支队在嘉义奉命编为新四军第 1 支队第 1 团，陈毅任支队司令员，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 1 团团长，张正坤任副困长，王怀生任团参谋长，钟期光任团政治处主任。下辖 3 个营。部队此时已扩大至 1100 余人。2 月 10 日，新四军第 1 支队第 1 团从平江嘉义出发，向皖南抗日前线挺进。3 月初到达安徽歙县潜口。至此，湘鄂赣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完成了保卫南方战略支点的历史任务，从此走向了另一场伟大战争的历史征途。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