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位于中国洛阳伊河河畔。大约开凿于公元 495 年。也是佛龛佛洞佛塔密布,与莫高窟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
1.史谈洛阳
龙门石窟坐落在洛阳南部1 3千米处伊河之滨的龙门东、西两山之间，自然景观旖旎秀丽，是一处中外闻名的风景胜地。由于古代的龙门是洛阳古都通往八百里伏牛山的南大门，历代统治者都曾在此设置关隘，派重兵把守，故又称为“伊阙关”。此外，又因历代统治者多在此凿窟建寺、朝拜佛祖，所以后人又称此地为“伊阕龙门”。
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阳是文化积淀深厚的古都。洛阳北依黄河天堑，南扼伏牛群山，东望中岳嵩山，西接崤函、秦岭，加上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优势，所以自古以来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先后有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朝代建都于此，历时长达两千年之久。
据史书记载，老子曾在洛阳管理过周王室的图书典籍；文圣孔子也曾不远千里“入周问礼”；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在此修撰《汉书》；伟大的科学家张衡则在这里发明了“浑天仪”、“候风仪”和“地动仪”；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曹植等“建安七子”、晋朝的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以及潘岳、左思，陆云等“金谷二十四友”都曾在洛阳定居。其中，曹植的《七步诗》成为千古绝唱，左思的《三都赋》引出“洛阳纸贵”的千古传奇。陈寿的《三国志》、张华的《博物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欧阳修的《新唐书》等鸿篇巨著，也都相继在这里问世。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韩愈等唐宋文学大家，都在洛阳写下了光照人间、名垂千古的瑰丽诗篇。正因为如此，古人才留下了“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的诗句。
2.龙门石窟建造史
龙门石窟的凿建年代从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经过长达400多年的岁月，在数以百万计工匠一锤一凿的精雕细琢之下，龙门两山的崖壁上，形成了绵延1000余米，高150余米，上下错落、大小各异，集不同朝代、不同造龛形式、不同风格于一体的佛教石窟群，称得上是佛教文化和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
根据学者的考证，龙门石窟共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块，佛塔40余座，规模如此庞大的石窟群，与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可追溯至东汉时代。68年，汉明帝刘庄为了安顿远自天竺国至中国传授佛法的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等人，故而在洛阳兴建了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为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北魏时期，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导致百姓民不聊生、内心苦闷。为了舒缓民心，以及化解鲜卑族和汉民族之间的冲突对立，孝文帝除了实行一连串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与汉化政策以外，更在全国大力倡导、推崇佛教。此番作为乃是为了藉由大兴凿窟造像和兴建寺庙之风，转移人民的不满情绪。此时全国上下一片崇佛的风气直接促进了龙门石窟的开凿。
由佛教石刻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是从印度沿着古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人中原地区。先是在新疆，后来逐步向东扩展，从而在甘肃、陕西、山西等地形成了早期的佛教石刻群。龙门石窟的开凿，虽然最早可追溯至孝文帝迁部洛阳以前，但此时尚未形成规模。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北魏王朝正式迁都洛阳后，大肆在洛阳兴建寺庙，并在龙门山掀起凿窟造像的热潮。
龙门之所以成为大量石窟开凿之地，乃由于龙门距离洛阳都城近在咫尺，风光秀丽，又有独特的地形地貌和良好的石灰岩地质结构，形成了凿窟建寺的优越条件。于是，北魏时期的皇室、贵族召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在这里发愿造像，从而形成了龙门石窟建造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为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原传统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继之而起的唐朝更为龙门石窟造像带来了另一波高峰。唐高宗显庆三年，高宗因受昏眩旧疾所苦，皇后武则天得以借机辅佐国政，大权在握。她为了利用神权开拓一条通向皇权的道路，极力推崇佛教，将洛阳改为“神都”，并且将中岳嵩山改名为“神岳”。
唐天授元年，武则天正式称帝前后，在洛阳大兴土木，建造了规模宏伟的上阳宫、万象神宫、明堂、天堂、天枢等，并在龙门东、西两山开始了大规模的凿窟建寺工程，把佛教中国化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此外，她还曾为开凿龙门西山规模最宏大的奉先寺石窟，捐出两万贯脂粉钱，而这一时期也是龙门凿窟造像最兴盛的时期。据说，奉先寺的主佛卢舍那大佛就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雕凿而成的，许多唐朝窟龛也多半在这一时期凿建。
北魏和盛唐大规模的凿窟建寺之风，使得龙门石窟形成了以这两个不同时期为主，融合佛塔窟龛、石刻造像、书法绘画、碑刻题记于一体，多元化艺术交相辉映的风格。龙门石窟的开创、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在汲取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逐步走向中国化、世俗化，并达到尽善尽美的过程，对许多后来凿建于内陆的石窟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3.北魏石窟
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早期基本上沿袭了外来佛教石刻造像的风格，佛像棱角分明，清秀脱俗;而中期和晚期的石刻造像，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观念的影响，逐渐由平直刀法过度成圆滑刀法，线条显得更为飘逸流畅，雕刻也更加华丽，佛像的造型日趋汉化。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石窟寺等石窟，是北魏时期代表作。北魏早期开凿的古阳洞窟中的主像释迦牟尼佛仪态端庄，宾阳中洞主佛释迦牟尼，通高8.4米，面部清秀，高鼻大目，庄严祥和，充分体现出北魏造像艺术风格。两旁侍者服饰华丽，南北两壁至窟顶分层排列着数百个精美的小佛龛及浅浮雕壁画等。宾阳中洞是依照大同云冈石窟营造的大型洞窟，雕饰采用汉化雕刻手法，整体雕凿富丽堂皇，主要造像为三世佛。北魏孝明帝时期凿建的石窟寺，其刻凿精美的《帝后礼佛图》，是龙门石窟仅存的两幅反映皇帝、皇后御驾出行，朝拜佛祖的石刻造像之一，有着极高的历史考古价值。北魏后期凿建的莲花洞，窟顶藻井有一朵高浮雕的大莲花十分精美，在宝莲周围，并排雕有六个手持供品的供养人，飞舞欲降，栩栩如生。从这几座不同年代凿建的石窟，可以看出佛教石窟艺术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日趋成熟。
4.唐朝石窟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发达，奠定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也为佛教文化和雕塑艺术的发展，掀起了另一波高峰。在李唐皇族与显贵狂热奉佛的影响下，全国掀起了一股凿窟造像的热潮。这一时期的龙门石窟造像，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工艺水平或表现形式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唐朝龙门凿建的窟龛多是由李唐皇族、高官显贵发愿造像的，其中的奉先寺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直接参与主事的皇家开窟造像工程。看经寺是武则天为唐高宗所开凿；万佛洞、惠简洞、摩崖三佛是奉皇帝和皇后旨意开凿；宾阳南洞后壁五尊大像是唐太宗四子魏王李泰为亡母文德皇后所造；敬善寺、极南洞、高平郡王洞等，也都是秉承皇帝、后妃、皇子、公卿贵族的旨意开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朝龙门石窟中的弥勒造像颇多，且皆作主尊供奉，这应该与当时武则天长期居住在洛阳，以及她唆使白马寺僧怀义等伪造《大云经》，诡称其为弥勒下界，欲做世间主宰者的宗教诡言有关。
盛唐时期凿建的万佛洞和奉先寺，是龙门石窟当中最成熟的作品，也是中国古代佛教石刻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万佛洞位于龙门西山中部的崖壁上，为典型的前室后壁洞窟，因窟内南北两壁上整齐地刻满了15000尊小坐佛而得名。洞内共由七尊大像组成，其完整的布局与人物形象的刻画极具世俗性。万佛洞的宗教主题与“皇帝即佛”的创作意图相结合，形成了人间君主即是天界主宰的宏大气势；丰腴健壮的审美理想，体现了雍容大度、仪态非凡的造像风格，浑圆的雕刻刀法为其最主要的表现技艺。这一座大型的皇室石窟无论是群像的布局，还是人物的刻画，都达到了理想的艺术效果，是古代匠师将丰富想像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产物;所刻画的人物庄重、威严而不失神奇。龙门石窟的奉先寺卢舍那佛龛，是武则天捐资两万贯脂粉钱所雕凿。巨大的露天大龛由九尊大型雕像依山凿石而成，正壁的卢舍那大佛高17.14米，是龙门10万余尊造像中形体最大、形态最美、艺术价值最高的佛像。卢舍那大佛丰颔秀目，仪表堂堂，嘴角稍翘似呈微笑状，一泓秋水般深邃的目光向下俯视，洋溢智慧之光；全身衣饰的雕刻只是随衣挂线，显得朴素无华。脸部以形写神的精雕细刻与胸腹部衣纹的大体大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佛两侧的供养人、菩萨、天王、力士等八尊雕像，也都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每一尊雕像的雕刻都独具匠心，精雕细琢，使得整座窟龛显得庄重威严，给人极强的宗教渲染力和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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