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率部来茅山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议，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开始将长江以南各省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一、二、三支队，长江以北各省红军游击队整编为第四支队。从二月起，陆续在皖南款县岩寺地区和皖中舒城地区分别集中。四月十三日，军部由南昌迁到岩寺。党中央明确指示，新四军的任务是:“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陈毅、粟裕等同志肩负开创茅山抗日根据地的重任，率部向苏南挺进。
四月二十八日，粟裕率领先遣支队，进入苏南敌后，开展战略侦察。先遣支队出发后，毛泽东同志又及时致电项英:“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于是，陈毅也于五月中旬率领一支队千余将士，由安徽岩寺出发，经茂林，北上南陵。六月一日，又离开南陵，越过宣(城)芜(湖)之间的铁路，东进高淳。十二日，到达漂阳之竹箦桥，与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汇合。
陈、粟会合后，粟裕设了一个诱敌出来加以伏击歼灭之计。他先派一部分部队到句容附近游击，并虚张声势，扬言要在数日内攻克句容。句容守敌十分恐慌，向镇江之敌求援。于是镇江之敌派出两个小队，附带部分弹药，向句容增援。粟裕则事先率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面约三十里的卫岗埋伏。那里山高、路隘、林密、既便于荫蔽，又便于出击。六月十七日，夭下着iwll}檬细雨，日军分乘五辆卡车，从镇江开往句容，趾高气扬，毫无戒备。当汽车进入伏击圈时，新四军指战员勇猛出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击毁敌汽车五辆，毙敌土井少佐、梅岗大尉及日军士兵三十余人，缴获枪械数十支，日币万余元。这一仗大大鼓舞了江南抗日人民。
我得知新四军到苏南的消息，即派朱士俊、虞景柯、虞荣和等去延陵附近找新四军联系。朱士俊等见到了陈毅，汇报了丹北地区抗日斗争的情况。
六月底，一支队二团二营营长段焕竞奉陈毅之命，率部越过铁路到达访仙桥找我。陈毅命他很快找到管文蔚，并要管去延陵找陈毅。因此，段到达访仙桥后，立即赶到倪山找我，并传达了陈毅的话。从此，我和党接上了关系。
段部在访仙桥休整数日，即与我商量攻打京沪铁路上的新丰车站的计划。
新丰车站本是个小站。敌人为了保护京沪线的安全，在那里驻扎日军第十五师团松野联队庆江中队的一个小队和一百多名伪军。敌兵力较弱，便于我军歼灭之。
商量结果，由段焕竞率领的一部分主力，先将车站团团围住。
我率领抗日自卫团和群众武装，将新丰与丹阳之间、新丰与镇江之间的两段铁路挖断，并将电话线拆毁，使镇江、丹阳之敌情况不明，无法增援;同时，将镇澄公路也彻底破坏。攻击的时间定于七月一日的晚上。
攻击一开始，伪军先被打散，日军龟缩到一个大碉堡内。镇江之敌向东出援，前进数里即为游击队所阻，退了回去。丹阳之敌因守军太少，又不明情况，未敢妄动，只是盲目向西打枪。
经过一夜激战，新丰之敌基本被歼，缴获枪支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一部分，据点营房全部烧毁。京沪线火车为之一日不通，公路交通中断一月有余。
这次战斗，使敌人大为震惊，但无力进行大规模“扫荡”报复，只是事后派少数部队将附近几个村庄烧了以泄恨。而我京沪沿线群众却人心大快，都说共产党新四军能打仗，中国有了希望。抗战必胜的信念，开始在敌后的江南人民心中确立陈毅、粟裕的威名，也在人民群众当中广泛传开了。
我将对付敌人“扫荡”报复，作了必要的部署后，于七月上旬去延陵谒见陈毅。
那天，我晚上十点多钟出发，越过两道封锁线，当夜赶到睦巷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住宿。这里设有我们的交通联络站，以后改为兵站，离封锁线二十余里，距离丹阳县城也有差不多的路程。联络站的同志们将我安排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睡了一觉。天亮时，通讯员带我继续向一支队司令部驻地赶去。
上午十一时左右，我们到达延陵附近的一个村庄，那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了。
通讯员带我们来到一家朝东向的房子前，门口站着一个战士。
他看到我们，就上前询问:“你们找谁?”
通讯员对他说是来见陈司令的。
那战士转身进去通报，只听里面说:“请他进来。”
战士出来，请我们进去。陈毅已经迎到门口。他向我端详一下，问:“你是管文蔚同志吗?”
“是的。”
“你昨天夜里过来的?过铁路封锁线方便吗?'
我说:“方便。”
陈毅是一个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的中年人。虽然比较消瘦，但神采飞扬，双目闪闪的。他很平易近人，落落大方。我初次见到他，就觉得遇上了一位很好的领导者。
陈毅边说边领我走进屋子，两人在一张八仙桌旁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桌上放着一叠信笺，一支毛笔和一块小方砚。看样子是刚写初次见面，我就想把丹北敌、我、顽的情况详细向他汇报。
他说:“不忙嘛，今天我们先谈谈其他一些事情。”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他要和我谈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事情比敌情更急呢?
以后才知道，在丹北地区被我撵走的那一批国民党顽固派分子，以及被我们杀掉的几个特务、土匪的家属，还有一些流氓地痞分子，在新四军一到江南时，就纷纷到陈毅同志处告了我的“状”，说我杀人很多，“不赞成国共合作政策”，“反对国民党和地方士绅”等等，要求新四军从速将我消灭掉。
这些情况，我当时一无所知，陈毅对我说，先谈别的事情，指的就是这些流言蜚语中所涉及的有关政策思想问题。
那时，陈毅对我的思想状况大约有一个估计，以为我从“四一二”事变后，曾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工作多年，又带着“左”的思想被关进监狱，对遵义会议后的党的路线不了解，对抗战以来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领会不深。出狱后，发动群众的一套做法还具有“左”的色彩，对地主、资本家的看法也还停留在过去的老观点上，对国民党的态度也不曾改变。因此，政策把握不准，杀人过多。
陈毅对我的估计，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比较符合我的思想发展规律的。所以，一见面，他认为首先必须解决我的思想间题，要把“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向我彻底地作一次剖析。
陈毅的这个意图，当时我无从知道，他当然也不便初一见面就直接对我讲，他怕我一时思想上接受不了。我呢，只想到自己坐了七年多牢，受尽折磨，出狱后一心要找到党，要和敌人干!哪里考虑到自己思想上行动上还是否存在什么“左”的问题。我当时还有些幼稚病，思想水平较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看得不多，加之党内斗争的经验不足，对陈毅所说的“先谈谈其他一些事情”，很感到茫然。于是，就只好默默地听他讲。
“老管，你听说过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吗?”陈毅很和蔼地问我。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些，今年五月，上海党派何克希、李青也来找我谈过，对那些意见，我想不通。”
“他们说些什么?”
“国民党报纸上宣传说，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了。国共合作即阶级合作。共产党的军队归国民党收编，军令、政令都统一了。何克希说，我们与国民党合作，对抗战有利，所以我们不能挖国民党部队的墙脚。这话还有点道理。李青讲的就不象话了。他说抗战要靠国民党，国民党有几百万正规军，我们党力量很小，所以要全心全意地帮助国民党抗战。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和他大吵了一场，谈不拢。”
“哦!”陈毅对李青的说法似乎感到很吃惊，他说:“那样讲当然是错误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各个党派各个阶级根据他们本阶级的利益，都会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他立起身来，走到门口喊道:“特务员!拿包烟来i”然后又回到自己原来坐的地方，继续说:“我们必须按照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解释，来向同志们和各党派各阶级作正确的解释。”
特务员走进来，把一包老刀牌香烟、一盒火柴放在陈毅面前。
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着我带的一包前门牌香烟，想拿出来，又不好意思，最后还是把手伸出来，接过陈毅递到我面前的一支老刀牌香烟。
“你们这里最好的是什么烟?'
“大前门。要在大的市镇才有卖。”
“我们继续谈下去，”陈毅说，“我们党对统一战线的解释是:凡是一切愿意抗日的政党、阶级、团体或个人，都要联合起来抗战，形成一个伟大的抗日阵线，当然汉奸是除外的。这与我们内战时期，领导农民工人和地主资本家作斗争，是两种不同的政策。如果我们还是死抱着过去那种狭隘的观点和政策去指导抗战，必然会把地主资本家甚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赶到日本鬼子那里去了。如果那样做，抗战一定不能取得胜利。但是，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由我们共产党来领导，其他党派是不能担负起这个责任的。”
他继续说:“抗战这面大旗，国民党要扛着，我们更要扛着，凡是爱国的各党各派都要扛着。谁不扛着，谁就休想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国民党与我们一起抗战，是有他的目的的，其中一部分人是不怀好意的。他们想利用抗日这块招牌，借日本人的刀子把我们逐步消灭掉。他们的办法是将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的地方限得死死的。他们不准我们成立抗日民主政府，不准我们征收公粮，不准我们扩充部队和发动群众!这就是很明显的证明。这一点，在我们有些同志中不愿意讲出来，怕破坏统一战线。这是错误的。”
陈毅停了停，又说:“我们抗战的目的是明确的，是为了祖国，为了民族，为了我们子孙万代的幸福，不是为了别的。因此，我们除了努力打仗外，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部队，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成立三三制的民主政府等等，来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
如果我们的力量不能壮大，抗战就不可能胜利。我们有些同志不愿意这样做，怕刺激国民党。
“我们决不能受国民党的限制，要独立自主地干，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壮大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力量要逐步发展到与国民党的力量相平衡，甚至超过他。到将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就不敢欺侮我们，中国才有救了。这一点，在我们党内还有一些同志是不敢想，也不敢这样干的。
“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很可能是我们党将来的或者说是永久的战胜一切敌人的战略性的政策。”
这时，警卫员进来问:“可以开饭吗?'
陈毅看了看表，说:“可以。”
警卫员把饭菜端到桌上，是一碗青菜，一碟炒鸡蛋，一碗青菜汤。
“没有什么吃的，但比我们三年游击战争时好多了。吃!”陈毅同志用筷子指指菜。
“那时，天天吃苦菜和竹笋。老百姓送的米很少。白狗子封锁很紧，老百姓不易上山。”他很有感慨地说，“不容易熬过来啊!革命是艰苦的，曲折的，困难很多，今天有，将来还会有，而且时间很长哪!”
吃完饭，陈毅点了一支烟，说:“到门外走一走。”
我们一同出了大门，走到村外。初夏的江南田野，阡陌纵横。远山，近林，庄稼，满眼葱绿，悦目赏心，十分宜人。
陈毅停了脚，遥指远处的茅山之巅，说:“那里住着日军一个小队。他们的任务是封锁交通，不让我们进入他的后方。可是我们天天在他们眼皮底下过来过去，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侵略者到了别人家的国土上，就好象瞎子聋子，天天挨人家打屁股，还自以为是什么'伟大的胜利’。世界上就有这样的蠢货!原因是什么?
一句话，脱离了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群众。现在，敌后的群众，从工人、农民到地主、资本家，都同仇敌汽，和我们一道打鬼子。这就是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敌人只好孤零零地站在山顶上，天天听西北风的呼啸，长吁短叹。今天这个敌人是这样，明天换了新的敌人也会是这样。我们要把全国人民团结在我们周围，筑成一道铜墙铁壁。那么，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
陈毅又很风趣地说:“谁要是没有群众的拥护，谁就要象茅山顶上那一伙孤立的敌人一样。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上天去里被西北风吹上天去，烟飞灰灭!他们不能下地，下来就有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拿着大刀长矛对着他。”
我想:陈毅这番话，可能是给我敲一下警钟，要我千万不要脱离群众。脱离群众，迟早总是要被群众打倒的。
警卫人员走来，向陈毅报告:“镇上有几个客人来找你。”
“请他们到侦察科坐坐，叫参谋先和他们谈一谈，等一刻我就来。”
陈毅和我又回到原先的屋子坐下。
“我们接着上午的问题，再谈一刻吧。”陈毅和我谈起党内“左”
倾错误问题。当时他尚不便公开指王明的名字，只说李立三和某某同志。他说，“他们的思想都给党造成了很大损失。土地革命时期，他们对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采取了过左的政策。不给生路，烧杀过多，结果完全孤立了自己。”
他讲到这里，停了下来，又拿起烟，点着火，向木椅上一靠，慢慢地抽起来。
听了他这席话，我心头感到有点沉重。陈毅是不是感觉到我还在采用“左”倾时期那一套旧政策，脱离群众，孤立自己?我默默地望着陈毅，头脑里紧张地思考着:我思想上是否还存在着“左”的东西?
陈毅接着说:“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是与立三同志、某某同志的思想路线不同的，那就是一切政策、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同志过去在苏区反复讲了这个问题。
他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反对从书本出发。某某人则一切从书本出发。凡是马列书上没有的，他们就不敢讲，也不敢做。遇到困难，总是从书本上去找答案。这样脱离实际，结果没有不失败的。一九二七年冬天，龙源口战斗、以及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胜利，就是靠针对当时敌我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第五次反“围剿”犯了错误，把外国书本上的战争方法搬来对付中国的敌人，牛头不对马嘴，而敌人却采取较实际的办法，结果我们打败了，红军不得不卷起铺盖走上长征的道路。”
陈毅为了使我透彻地理解这个问题，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
他说，一九0五年俄国波罗的海水兵起义，向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请示怎么办。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就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找根据，找指示，但翻遍了所有的书也没有找到现成的答案。最后只好眼看着水兵起义失败了。这是外国的事情，这种事情我们中国也不少。有一次，我们在赣南山里被包围了，有人就主张打电报向中央请示办法。我说，中央正在长征路上，无法了解我们的情况。这种事向中央请示，中央有什么办法呢!战争情况是千变万化的，一味机械地照上级指示办，怎么能不打败仗?
我听了这段话，心悦而诚服。但我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对待书本知识呢?”
他想了一想，说:“我们学习，主要是吸取书本上的思想、原则、观点、方法，而不是死记书本上的字句。看问题一定要注意问题发生的时间、条件、场合，而不能抛开具体的实际情况去照搬照套，如果死搬硬套，一定会犯错误。”
“对上级指示呢?”我又问。
“上级指示的精神，一定要坚决贯彻，决不能容忍借故不执行，否则就要受到党纪处分。共产党所以有力量，就是有铁的纪律，全党都自觉执行，特别是军事命令。至于如何贯彻，一定要根据你那个地区的实际情况，有步骤地具体贯彻下去。上级对这些是不应该过多干涉的。”
陈毅侃侃而谈，既生动又深刻，我从未听过如此精辟的议论。
我一边听，一边咀嚼其中的道理，确实感到迷信书本，不从实际出发，不会独立思考解决问题，是没有不把事情办糟了的。白己过去搞工运、农运，为什么垮掉?不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些道理，受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吗!而对这些问题，我至今还没有很好地认识。
陈毅初次和我谈话，就抓住了今后斗争中这个根本性的思想路线问题，对我教育是深刻的，我永远不会忘记。
陈毅站起身来，说:“我从延安回来时，中央交给我的任务:一是要在江南打儿个胜仗，建立我军的威信;二是争取群众，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广大群众都争取过来;三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有影响的上层分子。苏南国民党的基础很雄厚，许多上层分子的正统观念很浓。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千万注意，一定要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好。今天我们只能简单地谈这些，过几天我派刘炎同志到你那里去，你再和他细谈你那里的情况。你有什么意见，统统给他讲好了。刘炎是一支队政治部主任，他会回来告诉我的。今天我还有一个会要开，晚上要行军，不留你了。”
他送我到门口，叮泞说:“我们新到这里，情况还不够熟悉。这一带土匪较多，你沿途要小心一点。”他和我握了握手，“再会，下次我去看你。”
我匆匆离开了村子。抬头望望西边，太阳将要坠下山顶，彩霞满天，宛若五色斑斓的织锦。空气清新如洗，沿途微风吹拂，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畅快。
晚上，我在睦巷南面的一个村子休息片刻。吴仲超来看我。
他以战地服务团名义，负责地方党的工作，正在发展党员和筹建党的组织。我向他介绍了丹北地区的情况，他也向我讲了茅山地区的情况。我因急于赶路，与吴仲超只交谈了个把钟头，就匆匆告辞上路了。
后来，我逐渐懂得了，陈毅教育我的这些道理，本来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基本思想。陈毅在斗争实践中，学习、运用并不断加深体会，加以丰富，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江南的斗争实际情况相结合。因此，他一到江南，就到处走动，对江南的敌情、地形、交通、乡村情况等等，均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沿途和许多农民、士绅、资本家、小知识分子，特别是对地方的著名人士交谈，问得很详细，对他们的过去和现在的表现，也调查得很仔细，因为现在这些人尚有一定的号召力。至于和从城里逃难来乡下的各阶级、阶层的人谈话，询问他们许多问题，特别是弄清日本侵略军烧杀的情况，国民党军队溃退的情况，群众的思想情绪和迫切要求，他工作做得更细致。这样，他才真正从实际出发，提出根据地如何发动群众起来抗战的办法和步骤。
我回到访仙桥没几天，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就来到我的部队。他带来了委任令，将我江南抗日自卫总团所属部队改为丹阳游击纵队，任命我为丹阳游击纵队司令员。
我把抗日自卫团的情况和儿个直属大队的组建经过，还有我个人参加革命的经历，向刘炎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听了很高兴。
随后，刘炎视察了一大队，并看了几个乡自卫团，询问了他们的情况，看我讲的情况是否符合实际。我们还找了访仙桥附近几个乡的自卫团团长来开了个座谈会。其中有西茹村的刘克之、麒麟村的殷序、袁行里的袁某等十余人，刘炎仔细地听取了他们的发言，进一步了解自卫团的组织情况。
这时，丹北除四个大队主力外，编入抗日自卫团的青壮年已有约二万五千人，其中拿枪的基干队约三千余人，我们已经搞起了一小块抗日根据地。
刘炎调查研究后，很高兴地说:“我们部队刚来到茅山地区，脚跟还没有站稳。你们这里已经有了这么大一块地方，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以后敌人'扫荡’时，部队就不受冷欣的限制，可以两边来回转移了。”
他对我说:“你这里已有一支不小的力量，还必须把妇女和儿童也组织起来。不要把他们排除在抗日的大门之外，他们能做许多工作。”
我跟刘炎谈到丹北地区国民党的情况。我汇报了姜寄生、姜育生、周友三与我们争地盘、闹磨擦，我不得不将他们赶走;张少华部贾常富团奉韩德勤命令向我进攻，承寿根被诱骗和杀害，以及梅光迪等特务搞垮我们在孟河至奔牛交通线上活动的游击队，暗杀我西夏墅抗日自卫团团长巢玉堂，捕杀我派往澄西的管齐山等同志的情况。刘炎表示:“这些人，他不搞你，你也不要搞他;他若搞你，你就搞掉他!有理由，不要怕!”
我汇报了卢子模、张福生的问题。我深悔不该推荐卢子模这样的人当丹阳县长。刘炎说:“只要他不当汉奸，尽量争取他还是可以的。如果他坚决反对我们，解决他也是应该的。”
我汇报说:“张福生这个人，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吕城乡下的党支部书记，表现尚好。后来脱党了，不知什么时候他秘密地在梅光迪手下当上了国民党特工小组长。这一点我原先不了解。抗战开始后，他打入我部队，当了第一大队长。在职期间，他干了两件坏事，使我认识了他的真面目。一件是秘密放走梅光迪。一件是今年春天我派他带两个排到江北去侦察情况，他仅仅乘船在长江里转了一下，就回来谎报'对岸火力很强，无法过江，相反却把我方情况密报国民党扬中县政府。这情况是一大队彭桂清同志发现后，向我报告的。”刘炎很重视这问题，对我说:“马上将他撤下来，送军部审查，查实情况，将他枪毙。”
谈完这些，我要求刘炎把丹北的情况转告陈毅，并尽快派一批军政干部来掌握部队，因为我们这些人大多是半路出家，对作战是外行，还要从头学起。
刘炎答应了。
晚间，我派人护送刘炎过了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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