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执行北进的任务，“挺纵”积极准备攻打扬中。扬中乃我军过江的一块理想的跳板，不打下扬中，就难以大规模渡江北进。
扬中当时为国民党贾长富团盘踞着，此人坚决反共，经常派部队攻打我部，并用特务过江来暗杀我干部，做瓦解我部队的工作。在当地，他们也无恶不作，人民对其恨之入骨，纷纷过江来请求讨伐。我“挺纵”一支队在张震东、郭猛率领下，分两路进攻，收复老郎街和八字桥等地，又集中兵力解决三茅镇问题。部队进攻时，发现三茅镇是一座空城。我立即派通讯参谋到宝捻附近向陈毅报告攻克扬中的情况，同时赶到老郎街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但到会的绝大多数是老弱妇孺，我立刻警觉到有问题。
这时，通讯参谋急匆匆赶回，命令我们立即把部队撤过江去。
原来陈毅听了情况报告，又问了通讯参谋许多细节，判断敌人可能有诈。又问:“你们打算怎么办?”通讯参谋根据我的交代回答:“准备先把县政府组织起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然后就在那里驻下来。陈毅把烟头一扔，立起身来说:“想得很美，敌人又不是在睡觉!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敌人马上就会将你们包围起来打。敌人不光是一个贾长富，还有张少华，韩德勤!你们是抵挡不住的。不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你们怎么能在扬中站住脚?你星夜赶回去，愈快愈好。部队全部撤回，等待时机，消灭他的主力，再占扬中!'
事情果然不出陈毅所料，狡猾的顽军知我军攻打扬中，事前就将部队分散隐蔽到三茅镇的乡间;韩德勤又命张少华带两个团会同保四旅一个团准备过江，待我军占领三茅镇后，就以四个团的兵力合拢包围，一鼓作气消灭我军。我们接到陈毅的命令，立即将部队撤回，刚到姚桥一带，顽军已经尾追而来。
一九三九年初，“挺纵”再次攻打扬中。这次，我们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摸清贾长富团的兵力部署后，采取突然袭击，以一支队为主，二支队两个营配合，晚上出动，一支队的一个营包围驻扬中中部老郎街之敌，一个营解决八字桥之敌和乡间小股匪部;二支队两个营和一支队的一个营解决三茅镇顽国民党县政府和贾长富的团部。经一夜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战斗于拂晓前结束，全歼顽军两个多营，多数敌人逃散到乡间，陆续被肃清。国民党县长和县党部委员等逃往江北。事前我们曾经向部队交代，让他们逃走，不要抓，因为抓了不好处理。我们在扬中站住脚后，为北进准备了跳板。
大约过了半月左右，陈毅来到扬中老郎街“挺纵”司令部，非常高兴，叮嘱我们一定要守住，不能丢失，并指示我们要把扬中的各界人士吸收到政权部门，切不可把他们排斥在外，要做好统战工作。我们遵照陈毅的指示，将国民党的县党部委员王兴、资本家左道成等，争取到抗日阵营这边，以后对苏北的国民党进步人士果然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们在扬中设立了类似县政府的办事处，由郭猛兼任主任，领导扬中政权工作。我“挺纵”第一次攻打扬中时，“挺纵”战地服务团进行了抗日宣传，已播下了一批种子。当地一些进步抗日青年，如金鉴、施光甲、施光前、施光华、林先之、韩九皋、唐明哲等已组织起来，受“挺纵”战地服务团李培根等同志联系领导。此次占领扬中后，发展了王德文、施光前等入党。这批当地的青年同志熟悉情况，发挥了作用。
我们在扬中站住脚后，即分兵一部北渡长江，到江都县沿江的嘶马、大桥一带，在周围二、三十华里的区域内，建立了北进的桥头阵地。
四月间，方钧企图带他的支队投靠韩德勤。幸而阴谋被及时发现，陈毅为防止韩顽出兵接应，命令老二团主力一部，协同“挺纵”一、三、四支队，迅速收缴了方钧部的枪械，并接管其大桥、新老洲和扬中新坝等防地，方仅带其亲信数人，化装逃往兴化。韩顽大怒，将方关进了监狱。解决方钧部的战斗中，“挺纵”派往苏北指挥的政治部主任龙树林，不幸中弹牺牲。
龙树林同志，江西人，在苏联学过炮兵，对党忠诚，作风正派，谦虚谨慎，能听取不同意见，经常深入连队进行调查研究和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很受干部、战士们爱戴。他的牺牲，大家都感到十分悲痛。
方钧事件发生后，我既深深钦佩陈毅敏锐的眼力，而更为自己不能识人而懊恼。不久，有些同志对我用人不当提出尖锐的意见，陈毅非但未严厉责备我，反而自己出来承担责任，使我感动万分。
事后，他诚恳地对我说:“老管，你对方钧处理迟了。上次我和你谈过，你本应立即把方钧调离部队。你没有及时处理，群众对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你要吸取教训。”
我向他作了检讨，他说:“经验的取得，往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所以经验是宝贵的。”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更感到温暖，也很惭愧。类似这种情况，许多高级干部都遇到过。一旦工作中出了差错，陈毅总是出来承担责任，十分注意保护同志的积极性，并且一如既往地给予信任。即使批评你，也很讲究方法和效果，从来不叫你难堪，而是叫你心悦而诚服。
在用人问题上，陈毅十分注意因材施用。对于有爱国心，愿意抗日的人士，不论其出身、职业、信仰如何，都加以团结，给予信任，量材录用，发挥其专长。他对管有为的使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管有为，丹阳人。他家境贫寒，早年在上海以“奇门相术”为业混饭吃，自称“管半仙”。上海沦陷后，他不满敌人的侵略行径，回到家乡。因为他搞的是迷信活动，我从未想到可以用他，虽然他几次找到过我家。
一次，我和陈毅随便谈到这个人，出乎我意外，他很感兴趣，要我找他来见见。
“管半仙”来了，陈毅和他打过招呼，问了他的经历，知道他主要是看手相的，就开玩笑说:“你看看我这个大老粗的'手相’如何?将来能不能做个皇帝?”
管有为不知道跟前就是陈毅。他对陈毅的面孔仔细端详了一番，笑笑。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约七、八寸长的小尺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刻划着许多细纹。管有为叫陈毅把左手伸出来，用尺子在他左手沿小指下方仔细量了量长短，然后再把随身所带的一本相书翻了翻，查阅了一通，随即说出了陈毅的生辰(居然说中了!)，又夸赞说:“你是大将人才，八面威风。”陈毅哈哈大笑，我和在场的张云、管寒涛等也都笑了。
“我有这么大的福份么?你是瞎猜的吧?哪有什么八面威风!”
陈毅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从来不准摆威风的。摆威风，群众就要将他打倒。照你这么说，我将来是该被群众打倒的了。”几句深刻而诙谐的话，引得大家笑得前俯后仰。“管半仙”很不好意思，只说:“对不起，我是瞎说说的。”
我本来以为，事情到此就这样结束了。不料管有为告辞后，陈毅立即对我说:“此人有用，镇江敌人那边，需要有人去摸清情况，派管有为去，很合适。镇江日军的几个队长，都很迷信。管有为这套江湖魔术，他们可能相信，让他打进日本鬼子内部去，就可搜集到敌人的战略情报。江湖术士替我们做工作，敌人是不大注意的。”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陈毅见我明白了他的意图，进一步布置说:“所谓战略情报，就是敌人对国民党、对伪军以及对我军的方针、政策、兵力部署。至于敌人'扫荡’、扩大伪军、追捕人犯和敌伪顽矛盾情况，这些战术情报，可以另派专人去搞，不要管有为搞，因为搞这种情报最容易暴露。这点要和管有为说清楚，切勿大意。
你和他保持单线联系，由参谋长或你直接负责，不准他与镇江我们的任何组织或个人发生关系。你们还可以给他一个秘密的官衔，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但绝对不能泄露。如有需要，可以把他的家属搬进城去，做点小生意。总之，要周密安排，一定不可以马虎。'
我根据陈毅的指示，把管有为找来。管有为虽比我大几岁，但按封建家族辈份是我的族孙，我以长辈的口气，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因为国家的需要，我们准备派你到镇江去做情报工作，你如能当此重任，以'奇门相术’作掩护，条件十分有利，一定能够为国家和民族立功!'
管有为沉思了一会，他坦率地说:“这个事情弄得不好，是要杀头的。但是，为国为民，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顾惜不得啦!”于是他慨然允诺。我把秘密工作的方法，特别是如何应付敌人，个人行动需要注意的地方，向他作了交代，然后叫会计给他二百银元。他笑得合不拢嘴。
管有为到镇江后，在伪军的驻地附近挂上“管半仙”的招牌，重操旧业。很快，他的名声在镇江城里传了开来。起先，伪军士兵找他算命、相面，后来当官的去找他，日军翻译也去找他。消息传到日军那里，日军联队长是个十分迷信的家伙，也把“管半仙”找去了。他云天雾地地大扯一通，竟把这联队长骗得团团转，夸他的相术“大大的灵”，叫伪军把他留着。
日、伪军下乡“扫荡”，有时先叫“管半仙”算一算:什么时辰出动，朝哪个方向出动最为“吉利”。逢到这种机会，管有为即将敌伪军军事动向的情报设法送回。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他多次送来有价值的情报。有一次，我们根据他的情报，在镇江东面丁岗附近伏击去埠城地区“扫荡”的日军四、五十人，歼其大部，打死小队长一名。日军对他发生怀疑，扣起来审讯，他始终未暴露真实身份，壮烈牺牲了。
对管有为的牺牲，我感到很沉痛。假如我能严格按照陈毅指示，把战略情报和战术情报分清楚，他的暴露也许可以避免。但是，他的牺牲是光荣的。如果不是遇到陈毅这样的领导人，他在旧社会里只能一辈子当个江湖术士，东飘西荡，然后默默无闻地死去。怎么可能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英勇地为国捐躯，成为永垂不朽的烈士?
是年十月初，陈毅从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视察工作回来，到达挺进纵队驻地姚家岱，又和我作了一次长谈。
他先谈到橙、锡、虞一带的情况，告诉我说，叶飞部队在东路斗争很艰苦。苏(州)、昆(山)、常(州)、太(仓)等地广大农村，在我军到达前，早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占领。五月份叶飞和吴琨率部东进时，沿途都遭到忠救军的进攻，不得不与之连续作战。虽然在那里狠狠地打击了敌顽，改善了自己的装备，扩大了政治影响，但牺牲也不小，一支队参谋长吴发坚同志在武进南乡洛阳桥附近为梅光迪的部下暗害，六团副团长昊现在江阴顾山镇附近，也遭反共军袭击而牺牲。南面冷欣，北面韩德勤都支持那里的地方反共势力，加上日军的不断“扫荡”，叶部两面作战，困难确实很大，急需休整。
陈毅继而谈到，他特地到了江阴。当时，叶部驻在江阴周庄一带，国民党忠救军的袁阿成部驻在其东南祝扩一带，挡住我东进部队的去路。我军忍无可忍，准备打掉这只拦路虎。此时得到情报，日军正拟配合顽固派消灭我军。一旦仗打了起来，日军即从镇江、常州、苏州几路出动，联合包剿。镇江之敌将东来占领武进西北之孟河、小河一带，切断我西归之路;常州之敌将从西石桥向东进逼;而苏州之敌则西来夹击，敌之海军也将出动封锁江面。陈毅为此火速赶到江阴，说服部队放弃了原先的计划。他对我说:“我军在敌后作战，切忌暴露自己。不然，很容易被敌人包围而陷入重围。凡陷入重围，就会吃亏。”听着陈毅的谈话，我深深感到，在敌后作战力避陷入重围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很精深的战术原则问题，带兵者不能不深思。
接着，陈毅再次和我谈起北进的问题。他认为，在江南这块狭小地带内，河汉湖泊多，日寇据点多，封锁线多，大兵团行动回旋余地很小。加之顽固派冷欣沿着苏浙皖边区沿山一带重重设防，还有几个师驻在我军部附近，随时都有把我们前后方隔开分别吞噬的危险。北面又有大江拦住去路，逼得我们天天与敌人作战，天天拚消耗。久而久之，我们就可能被消灭。这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
他问我:“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说:“你过去不是说过北进吗?你欣赏过朱渊的北进意见，中央又早有指示，精神讲得一清二楚。我看，我们就秘密渡江北上。'
陈毅点了点头，说:“情况明摆着，可是有人反对这样做。我同他们已经争议过好多次，得不到解决。不管他，我们还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坚决北进。”
陈毅命我再派人去通、如、海地区摸摸那边的情况，说我们迟早是要去的。他说:“不过，我们如果过了江，韩德勤马上就会全力扑过来，把我们赶回江南，势必要决战，要打大仗。”以后，苏北形势的发展，完全合乎他的估计。
那一夜，陈毅跟我谈了很多问题。
鸡叫了，陈毅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打开窗户，朝外看了看，把窗子重新关上，转过身来说:“看，天快亮了，弄点东西吃吃，明天再谈。”
我叫警卫员把事先热好的米粥和几个摸摸、鸡蛋端来。陈毅颇有感触:“我们谈了一个通宵，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已经不简单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困难到了极点，我们经常住在密林草丛中，整天吃不到一点东西。为了躲避白狗子的追赶，白天躲，晚上走，很少有机会能睡个安稳觉。现在好多了，我们有了根据地，部队生活比较舒服了。”我们吃完粥，陈毅就到房里睡了。他一躺到床上就睡着，接着便听见他的鼾声。
我带警卫员走到门外，夜凉如水，满天繁星，四周沉寂，只有远处偶尔传出几声犬吠。我走到司令部参谋室，询问有没有敌情，值班参谋回答:“没有。”我问:“群众是否知道陈司令员在这里?’’他说:“没有人知道，机关内也是如此。”我叮嘱他们要继续做好机关保密和警卫工作。
我回到房间，东方已经发白了。
向北发展，是党中央既定的正确方针。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同志给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陈毅排除干扰，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命令“挺纵”积极做好准备，尽早北渡。
“挺纵”北渡，做好苏北二李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一环。丹北抗日武装搞起来后，二李的交际处长季恺即过江与我私下联系，我方韦永义、惠浴宇等同志即多次过江，做二李及其部属的工作，建立了较好的统战关系。接受北渡任务后，我们加强了与二李的直接联系。陈毅同志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曾由我、惠浴宇同志分别陪同，几次进泰州城和二李会晤，晓以抗日大义，阐明我党的政策，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事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批转了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和主要经验的报告，说“中央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因此转发“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这方面的统战策略，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
叶飞同志自从五月间奉命率老六团东进苏锡常地区，化名聂扬，以江抗二路的名义进行了很艰苦的斗争，解决了人、枪、款问题，扩大了政治影响后，于同年十月奉命西撤扬中休整，尔后即与“挺纵”合编，番号仍为新四军挺进纵队，任命我为司令员，叶飞同志为副司令员，张藩为参谋长，陈时夫、姬鹏飞为政治部正副主任。
下辖四个团:一团团长乔信明，二团团长徐绪奎，三团团长梅嘉生，四团团长韦永义。不几天，新四军老四团团长由陶勇(张道墉)率领一个营，经扬中北渡长江;后与“挺纵”三团合编为苏皖支队，陶勇为司令，梅嘉生为副团长，向仪征、六合、天长挺进。
十一月七日，为了保证坚持苏南敌后抗战和完成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一、二支队奉命合并，在漂阳县水西村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统一指挥苏南的军事行动。接着十二月在茅山地区建蔡抒召开了中共苏皖区党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苏皖区党委，以吴仲超、谭启龙、韦一平、章蕴、陈鸿、刘立人为委员，吴、谭分任正副书记。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再次强调要“陈毅部抽调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一九四0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又指示:“陈毅同志应自江南向苏北发展”。此时，正值日军三千多人，分数路进攻扬中，“挺纵”由张开荆参谋长带领少数部队(约一个加强连)留下坚持斗争，“挺纵”领导机关和主力已主动撤出，开往江北吴家桥一带。任命管寒涛为“挺纵”江南留守处主任，与丹北中心县委(苏皖区党委派章蕴同志来帮助召开党代会，丹北中心县委刚刚建立，周苏平为书记)，共同坚持丹北地区之斗争。
我“挺纵”全部开至江北吴家桥一带后，部队又作了进一步整编，干部也作了一些调整。军部重新任命我为司令员，叶飞同志为副司令员，张藩同志任参谋长，陈时夫、姬鹏飞同志仍为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陈毅又在负责同志间强调内部的团结，新老干部、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都要团结好。他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战胜一切困难。你们必须十分注意这个问题!”
从此，我们的斗争又揭开了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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