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孙中山合作倒直；张学良上演“萧何月下追韩信。
张作霖自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日以复仇为念”。
他一方面设立“东北陆军整理处”，整军经武，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经营，狠抓战备工作，并在政治上广结外援。
1923 年秋，孙中山派汪精卫到奉天。张学良和父亲张作霖及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接待了他。汪精卫同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锟、吴佩孚大计。汪精卫提出军事方案，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出兵讨伐曹、吴，东北军进军关内直捣北京。张学良与父亲完全同意“南北夹击”的这个方案。与此同时，为从直系内部打开缺口，在冯玉祥与李德全女士结婚时，张学良派人前往致贺，并表示愿与其合作。经过反复磋商，冯玉祥用一张毛头纸写了一个很大的“成”字，并在下款署名“玉祥”。这样，张学良与冯玉祥联合倒直的盟约就确定下来了。他们俩还约定:“两军相遇，均应向天鸣枪”，互不相击。
1924 年初夏，孙中山派伍朝枢来东北与张学良父子联系有关讨伐曹锟、吴佩孚的具体步骤，考察奉军的军事实力。
不久，张学良派人到广州拜会孙中山，并带去一封他的亲笔信。
当时，张学良在东北军陆军整理处刊行的军事杂志上发表了《革命》一文。他所说的“革命”,虽然只是为了推翻曹锟，但这思想在当时还是令人赞赏的。
这年9月3日，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与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发生争夺上海地盘的“江浙之战”。翌日，张作霖致电曹锟:
“弟尝进言讨渐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 然墨迹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果何意者?……弟本拟再行遣使前来，徒以列车之交通已断，不克入京。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
随后，张作霖集中几十万军队，海陆空齐出动,由山海关到古北口，在几百里长的战线上部署军队。
9月15日，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出兵讨直。
曹锟则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分三路出兵。
于是，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
这时，张学良被任命为奉军第三军军长，郭松龄任副军长。他们率军与第一军合组成联军，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和直系军激战。
此时，张学良与冯玉祥联系反直，并答应给冯军军费支援，这正中冯玉祥下怀。原来，冯玉祥在孙中山思想影响下，与直系的两名步兵将领胡景翼、孙岳密约，在战争中推翻直系的北京政府。
于是，冯玉祥欣然同意张学良的要求--倒戈反直，命军队从前线开往北京。
9月22日，孙中山给张学良亲笔回信:
“司景翼结
汉卿仁兄惠鉴:
顷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时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倩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
专复
敬颂 台绥
孙 文
九月二十二日”
1924年10月，在向吴佩孚发动进攻前，张学良同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三位军长在石门寨会谈，商议组织军队出击秦皇岛吴佩孚总部，截断敌军归路，一举歼灭吴军的军事部署。 ...
首先张学良说明前方情况和段祺瑞电告冯玉祥倒戈之事。三位军长决定郭松龄副军长担任出击秦皇岛的任务。
郭松龄听了很高兴，但韩麟春军长却多说了一句:“这样使你也好露脸，大家也可以立功。”没想到这句话使郭松龄脸色大变，忿然地说:“我从来不沾人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正面打过去!”他说完怒气冲冲出门，率部撤退。
郭松龄的举动使大家很难堪。他们面面相觑，好长时间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张学良说:“我把郭松龄找回来。”当天晚上，张学良策 马加鞭追赶郭松龄，一路上看到郭的部队，就命令他们原地待命。张学良在一个小店里找到了郭松龄。郭松龄见张学良出现在眼前大为吃惊。
张学良看了看郭的部下，说:“走，咱们到后面谈去。”于是，他们到店后院，坐在一条凳子上谈起来。
张学良说:“茂宸，你这是做什么? 我视你为我的老师、兄长、朋友，我最尊重你; 但你别忘了,现在我是你长官，你要听我命令，否则，你拿枪把我给打死吧。”张说到这儿，拍拍自己的腰间，打开衣襟，表示无枪，又说,“不然你听我命令，给我回去!”
郭松龄被张学良的肺腑之言感动得流泪说:“我的一切都是你所赐，但我实在做不下去，但求一死。”
“要死,还不容易?”张学良截话道,“你到前面去拼死，死得其所，死得漂亮!”
经过张学良的劝说，郭松龄同意率部回九门口，按原定计划行动。
10月中旬，张学良所辖奉军突入九门口，向秦皇岛的吴佩孚总部进攻。吴佩孚电令各军急赴前线增援。冯玉祥接到电报，料定吴佩孚败局已定。
10 月21 日，冯玉祥命令在古北口前线部队倒戈，于是，部队后路为前路，以昼夜二百里左右速度急行军回到北京，把贿选总统曹锟监视起来，成功地发动了“北京政变”，赶逊清小皇帝宣统出故宫。
这时，奉军借冯玉祥倒戈之势，使直系军全线溃退。吴佩孚走投无路，带着残兵败将登上“华甲运输舰”，从海上向南逃窜。这样，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失败宣告结束。
11月14日，张作霖率部进入北京。翌日，张作霖与冯玉祥、卢永祥等联合控制了北京，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执掌北京政权。
此前，冯玉祥曾电请孙中山北上，拥护孙中山主政。孙中山应冯玉祥电请于 11月4日启程北上，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而段祺瑞和张作霖则提出“外崇国信”和召开“善后会议”，以此主张与孙中山的主张对抗。尔后，张作霖把军队分派到指定战略要地驻防。
12月1日，张学良在北京大学讲话时，宣称 :
“今日幸得与诸君共聚一堂。良素无所畏，即吴佩孚之大敌当前，良亦不觉有何可畏，此为诸君亦深知。但今与诸君相聚，不觉有所畏惧，此良一无学识，二无经验，三无功劳，以良此三才与诸君较，仅足供诸君奔走之役，何敢与诸群同座。良不过一军人，自己但知军事，他无所学。良决不愿为军阀。军人所以成阀，因不仅问分内事，且干预分外诸政。良意但做苦事，不争权利，以免为大军阀。望诸君对良多教训，良不愿受他人之推戴，诸君皆学者，良虽欲有言，实不敢以贡献于诸君。良知教育界年来甚苦，自己当尽力为诸君财政之友，转为段执政、总司令等言之。此本个人良心之主张，非为求名，亦非为诸君欢迎故。良私意以为军人与教育界皆当各问自己分内事，各尽其职，勿问政事，国事或可有望。吴佩孚为一好军人，惟以干政故，致失败。中国惟一希望在青年，青年之根本，在教育。不出风头,各尽其职，良所愿与诸君共勉者，青年求学时代，最好不必干涉政治。此良之愚见。此言或诸君不爱听者。此皆良本诸良心之言，诸君爱听与否，所不敢计。”
后来他接任国民大学校长，在对学生、教师讲话时说 :“中国地大物博，人民众多，本应为世界强国，而我们自己不振，困难重重，我辈青年均须负起救国爱国的责任，而我个人责任尤重。”
1924年12月14日，孙中山先生抵达天津。此行，孙中山在宋庆龄等人陪同下，抱病北上。他是在日本作短暂休息后，乘海轮到天津的。此时，张学良同父亲正驻守天津，听说孙中山抵达，立即率领各界人士前往港口迎接孙中山一行。
孙中山为了感谢张氏父子，决定前往张宅会晤。随员怕张作霖设鸿门宴，让汪精卫、邵元冲、孙科及李烈钧四人陪同孙中山前往。
孙中山进入张府客厅后，许久才见张作霖出来,且径自居于上座，其态度傲慢已极。孙中山起身对张作霖说 :“昨天抵埠，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 特来申谢。”他又说,“此次直奉之战，赖 贵军之力，击破昊佩孚，实可为奉军贺。”
谁知张作霖竟不屑一提似地回答 :“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
张作霖的话使孙中山及陪同人等陷入尴尬之境地。
这时，李烈钧站起来，先向孙中山和张作霖点头施礼，然后说 :“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诸人者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惟公能当之也。”
张作霖听了这话后，“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孙中山慢慢说道 :“协和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惟雨亭(即张作霖)兄一人耳。”大家听了这话，不禁欢悦起来。张作霖高兴得举杯请茶，孙中山与他互相握手。
孙中山与张作霖会晤之后，张学良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请孙先生挥亳留言。孙中山为赞扬在军阀混战中首先倡弭兵、鼓吹息内争、御外侮的青年将领张学良欣然挥毫书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的条幅。张学良向孙中山。 表达了自己热切希望先生此行对中国统一问题有所贡献。
不久，孙中山病情加重，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在病重期间，张学良到医院探望孙中山先生。对此，张学良回忆说 :“孙中山先生没死以前，我见过他一次。这个人说话，我很佩服,这是个很有脑筋的一个人。我那时见他，他躺在病床上，病得很厉害。他看到我，让我坐在他床边，他对我说，你们东北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间，你们东北青年责任重大。对他这个话，我很受感动。
1925年3月12 日，孙中山因病情恶化而逝世。不久前他为张学良写的“天下为公”条幅，竟是他的最后绝笔。
张学良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牢记心底。
翌年，北伐战争开始，北洋军阀节节溃败，其
中张宗昌部也被北伐军打垮。
1927 年秋末，张宗昌滞留京门。
一天，他带侍从数人突然闯入碧云寺安厝孙中山遗体的大殿，指着棺木恨恨地说道:“中山!中山!昔日你一再讲革命!革命!如今革 得老子的地盘也没有了，看我哪天不带着枪杆子来敲碎你这棺材，解我心头之恨!”
守卫碧云寺的谭惠全(原孙中山的卫士)见此情景，不知如何应付张宗昌。他忽然想到张宗昌曾投靠过张作霖，此时张学良正在北京驻军。谭惠全知道张学良对孙中山先生十分敬重且与孙科交情甚笃，就把张宗昌在碧云寺胡闹的事,火速报告给张学良。
张学良听到汇报后，气愤之极，让部下把张宗昌叫到跟前，当面怒斥道: “如果你再到碧云寺去乱说乱动，我就命令那边的卫士对你不客气!”
从此后，张宗昌再没有到碧云寺胡闹。这样,一场可能毁损孙中山先生遗体的恶行被张学良及时地制止了。
1925年3月23日,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取消了奉军混合旅的名义。张学良任东北三省国防军所编的十八个师的第四师师长。而后，他又被任命为奉军津榆驻军司令和第三军军团长。总司令部设在天津蔡花园。
这时，北洋各界的遗老政客都围着张作霖转，他衔通知国会议员及各省督军团，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公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组织新内阁。这样奉系与皖系又联 合起来，于5月逼迫冯玉祥的军队退出北京。
于是，段祺瑞政府成立，张作霖便成了这个政府中有实权的人物。
这年，张学良仅二十四岁。他肩奉军津榆驻军司令要职，人们由张作霖大帅想到其长子张学良，于是“少帅”这个美誉就逐渐被传扬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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