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28日上午，我们几个住在崇内旅馆的第二批特赦人员，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余心清秘书长的请帖，邀请我们到他家中吃晚饭。这是我特赦后第二次接到私人的请帖，第一次是卢汉先生请我，我很高兴地去了。这次我却考虑了很久，开始我不想去，后来还是去了。为什么考虑不去？因为余心清副秘书长过去被军统逮捕，囚禁了很久，差一点被杀害了。我过去只去监狱视察时看到过他，当然他不会记得我。不久前，全国政协举行春节宴会，他应邀去参加了。他与第二批特赦人员中的庞镜塘过去熟识。庞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来兼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是被俘的国民党党务人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余副秘书长在那次宴会上见到了庞以后，庞便介绍第二批特赦人员和他见面，这样我们才认识的。他被军统逮捕和囚禁是在1947年9月间。他担任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时，策动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起义。当时孙连仲负责指挥国民党在河北地区的军队。孙原来是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后来各战区司令长官部撤销，改为绥靖公署。孙与余都是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旧部，私交很深。在他的策动下，孙连仲开始动摇。当时要不是因一次偶然事件被牵连被捕，孙连仲如果起义成功，将家王朝的覆灭可能更要快得多。
不幸事件的发生，是国民党北平行营第二处电讯检查科一个担任电检任务的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带上耳机，听到了有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当时担任电检的特务，虽然规定一天24小时都得有人轮班去侦听可疑电台，但由于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没有固定的通报时间，第一天通报后临时约第二天的时间，所以不容易侦听到。而一到深夜，一般值班的特务，常常偷懒不去听，尽管规定得很严，还是没人遵守。那天晚上，那个报务员由于偶然发觉一个没有登记的怪电台在通报，便报告科长赵容德。这个家伙是比较有经验的，便组织全部侦听特务专心注意，很快就证实在北平城区内有一秘密电台。他们把侦听机装在吉普车上，分三个据点侦听，一步步缩小范围，一直缩小到京兆东街附近后，再由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派特务爬到房顶上去观察，最后在京兆东街24号，趁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正在收发报的时候，将报务员李政宣、孟良玉等当场逮捕，抄出的来往电报、电稿很多。特务们根据这些文件，逮捕了保定绥靖公署的参谋处正副处长谢士炎、丁行及余心清等人。由于其中的一个人被捕后，很快叛变了，所以这一案影响到西安、兰州、沈阳等几处地下党的电台也遭到破坏，先后逮捕了几十位地下工作人员。蒋介石和毛人凤极为高兴，曾给赵容德和那个先侦听到的报务员颁发勋章、奖章及大笔奖金。那些被捕的人解送到南京后，谢士炎、丁行第一批共产党员，都被蒋介石杀害了。当时蒋介石咬牙切齿地骂郑介民、毛人凤等特务头子，说共产党钻到我们的上层军事机关主管作战的参谋处等部门，我们怎么会不打败仗！今后一定要严密防范这类事件发生。
余心清由于被查明不是共产党员，没有遭杀害。此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西北军许多将领在给他讲情。蒋介石自冯玉祥先生死去之后，很希望西北军的将领们能为他所用，所以他尽量从多方面去拉拢他们。他们出面托人在蒋介石面前讲人情，这个时候比冯先生在世时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二是军统特务发觉，除了西北军将领在为余心清走援救外，还有些不是西北军系统的人也在为他到处求援。毛人凤等估计，这些人可能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民主人士，或是共产党的地下人员。为了达到进一步用'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来破坏地下党组织，所以没有杀害余。后来由于蒋介石'引退'，李宗仁当了代总统，用一套伪装的手段，想骗取人民的信任，作一些同共产党和谈的姿态，释放一些政治犯。因而余先生在囚禁一年多之后，幸免于难，被保释出来了。
余先生是受军统迫害达一年多、几乎被杀害的幸存者。我是特赦战犯中在报上被公布了的第一个军统特务，过去军统的许多罪行，都与我有关系。何况余先生解送到南京，囚禁在军统南京宁海路19号监狱时，我曾两次去视察。当时，我是负责总务工作的，因一下增加几十位共产党员进去，监狱方面向我提出许多生活方面的要求，所以我便亲自去看看。当时还是带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去的，我故意站在牢房外，指着余心清先生用讥讽的口吻笑着问他：你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也会替共产党去工作，想当'红衣牧师'（天主教中才有红衣主教），不害怕死后上帝要惩罚你，不让你进天堂吗？（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信教的人去帮助无神论者，从教规上讲是不许可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说过这番话之后，他用蔑视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把头掉了过去。我刚一转身，便听到一声'呸'！我火了，想回过身去看是不是这位基督教牧师干的。那时在军统中担任看守的和用刑的特务小头目，几乎大都是受过我训练的'行动人员'。要是他，那只要我一句话，就够他受的了。那个陪我的所长，看我听到那一声'呸'，脸色都变了，赶忙向我解释，说这些人对谁都这样没礼貌，千万不要计较。那天我事情正忙，听他这么一说，也就懒得转身去惩罚他。这一段罪行，犹如发生在昨日。今天，我应当去向他当面认错，请他宽恕。我估计，他顶多回敬我几句讽刺话。
我们几个人到了余先生家，他走到门口来欢迎。他说他很爱月季，要是春天一来，满院花开，非常好看。他边说边指着一束束用稻草包得严严的过冬花枝。看他那一股好客和亲热的神情，我的心平静多了。他先和庞镜塘谈了一会，便转过脸来和我谈话，我认不出他囚禁在宁海路19号时的面目了。我不提，他也决不会认出我来，但我还是先提出来，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他听了后，对我看了几眼，才若有所思地说了几句：'你不说，我真认不出当年那位讥讽我的就是你，你那时是多么的神气！'我一听马上把头低了下去，这是我出自内心的一种悔恨过去罪行的表示。他一看，以为我对后面这句话有抵触或感伤。因我那时是全身武装，佩戴将官级的梅花领徽和金星肩章，都是用纯金制成的，而且前后左右都有人陪着。其实，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和思想改造，我早已感到那是可耻，对今天穿着不合身的棉布衣裤，决无自惭形秽之意。可能他误会了，马上改口说：'过去我们走的道路不同，今天总算是殊途同归，都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服务了！'我便把内心的话告诉他，说这次是特意向他来请罪的。他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快不要说这些了，我们现在不都是成为好朋友了吗？'我听了他的话非常激动，也感到他待人宽厚、诚恳。
那天的晚宴，最后有一小碗甜食是小汤圆。他特别提醒我们，元宵节到了，所以请我们吃点小汤圆。他说过去的老朋友，在祖国大陆上的，今天来一次小团圆、等台湾解放了，再请大家来和台湾的朋友们吃大汤圆，来一次热热闹闹的大团圆。我听了感到非常高兴。
晚饭后，余先生还把他多年来收藏的一些珍贵文物、字画等拿给我们看。他取出一张郑板桥写有'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八尺价三千，亲朋戚友论交结，只当秋风过耳边'的润格横幅，请我们给他鉴定真假。他说前不久他花钱费力才买到这张东西，有人却说这是赝品，他听了很泄气。我仔细看过之后，肯定这是郑板桥的真迹。庞镜塘便和我开玩笑，说我冒充内行。我说对鉴定字画、文物，我过去的确不懂，但抗战胜利后，我是接收人员，到各处抢劫财物和参加清点故宫古物时，向许多鉴赏家学习过，所以多少懂点。我问余先生：怎么有人说这是假的？他说，一位朋友告诉他，在别处也见到这一样的东西，那是经过多人鉴定是真的，所以肯定这便是假的了。我向他说明，不是假的，有我的根据：从这张字的笔法与图章来看，完全是出白郑板桥之手；而同样的东西为什么会有两幅呢？我曾听人说过：像郑板桥这一类名书画家，无论写的什么画的什么，都可能有人偷去据为己有的。他当年卖字画的润格贴出来后，肯定会有人趁他看不见时愉走，所以他只好再写再画一幅，再偷走还可能再写再画，因此便出现了几张一样的情况。许多书画家有同样的多幅作品，也是常有的事，不过有些是时间上有无别或题款不同。特别是一些出卖字画的人，完全一样的作品就更多了。他听了很高兴，说书画家同样的东西很多，这是没有疑问的，像这种润格横幅有同样的，就使人容易产生怀疑。他还笑着说：'我没有想到被偷的这个方面。'不知是哪位同去的朋友插上一句：'你是正人君子，所以不会想到被偷的方面，而老沈是三教九流都懂的人，看问题和想问题就会从多方面去联系了。'一时说得大家都笑起来。我说，我还可以讲一个偷字的故事给你们听：从前有一位很有名的书法家，许多人去求他写字，他不高兴便不肯写，所以得到他的字不容易。有天他从外面回来，看见有人在他住的附近解小便，便回去写了一张'不可随处小便'的条子贴在墙上，第二天条子不见了。他以为是被风刮走的，又照样写一张贴在那里，第三天又不见了。他想这几个字别人拿去有什么用呢？便毫不怀疑再写一张贴出，还是被人揭走了。他十分纳闷，认为字写得再好，拿回去总要有点用处，这几个字总不能贴在自己客厅里。有次他经过一家裱字画的地方，看见他丢失的那几张条子有一张正在裱成条幅，他走近一看，才恍然大悟。人家为什么会连这几个字都偷去，还裱起来呢？原来这个人把这几个字移动一下，就成了一句很好的格言：'小处不可随便。'
从那次见面后，我和余先生又打了几次交道。那是我到政协文史委员会当了专员以后，曾多次去请他写资料。我特别提到希望他能写被军统逮捕的经过，他答应一定写。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那次是不是出了叛徒？我告诉他，凡是能发展到那么大的案件，能破坏别的地方组织的电台以及逮捕那么多人，肯定是出了叛徒，否则，特务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本领的。他问我那一案的叛徒是谁？我告诉他是一个报务员。他听了把桌子一拍，狠狠地骂了一声'软骨头'！他告诉我：当他们从北平解往南京之前，就怀疑这小子叛变了。
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也亲自动员他写这一段历史资料，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不久，他才写好亲自送到政协找申伯纯。申老那天不在办公室，我请他休息了一下，并收下他写的那篇资料。本来准备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将它刊出来，由于十年浩劫已经开始，就没有来得及刊出了。
1962年3月，第二批在北京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劳动的特赦人员已满一年，马上就要分配工作了。估计我们在北京特赦的这几个人，可能和第一批特赦的人一样，分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果然不出所料，我和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助、董益三以及在景山公园劳动的溥杰等分到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而从东北来的伪满大臣王子衡与从山东来的西北军师长许长林，则分配在北京市政协，也是当文史专员，都是每月100元。
我当时在思想上波动很大。我不希望分配在全国政协而希望分配在北京市政协，或者让我回湖南去，可以与我国内唯一的女儿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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