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逼迫救国会停止活动之后，针对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高层发生了意见分歧。
有的主张，顶一天算一天，到顶不住那一天再说。有的则要去发动东北军，或者通过东北军的关系，活动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对救国会实行保护，以便与何应钦相对峙。
还有的则认为，这些设想都不宜实行，但又一时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阎宝航就是持这种认识的人之一。
救国会的常委都是东北人，均在是九一八后流亡关内，没有谁比他们更迫切地期望早一天打回老家去。
他们沦落北平，聚集在一起，在张学良的支持之下，以忘我的精神，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以高昂的热情支持抗战，把复土还乡的愿望寄托在义勇军身上。
但是，义勇军的溃败使他们再一次经受了严重打击，就在这时，热河一役，东北军不战而逃，长城战败，张学良代人受过，被迫出国留洋，离东北军和流亡关内几十万东北民众而去。
30年代初，阎宝航夫妇
性格沉稳的阎宝航，这一时期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在他于 7 月 14 日去居仁堂会面斥何应钦之后，郁闷之下，借酒浇愁，一醉方休。
他心里非常清楚，东北是在张汉卿手里丢掉的，尽管他服从蒋介石命令，抱不抵抗主义，但暗中支持东北民众救亡活动。
之所以张不敢公开支持东北救国会的救亡活动，既怕日本人作为寻衅的借口，又怕惹起蒋介石的不满。
但不管怎样，东北救亡有张学良，就有主心骨，就是一种力量。
不过，参加救国会的成员政治身份比较复杂，特别是由于国民党人和国民党改组派的参加，使得日常工作开展艰难。
国民党人梅佛光、吴焕章等人，虽然不参加救国会的日常工作，却每每指责救国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对于这些人，阎宝航的态度是置之不理，我行我素，而救国会其他人常常按捺不住，经常和他们公开地争论和斗争。
有鉴于此，救国会接下来要转入秘密活动，就不能不考虑人员组成问题。对此，阎宝航回忆说：
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核心，经过多次磋商，决定抛开原来委员中的国民党分子，团结热心救国的坚定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组织，定名为“复东会”。
随后，救国会常委在 9 月 18 日，即九一八事变二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复东会成立大会。
复东会第一次入会的会员 31 人，会员大会是复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为理事会，设理事长一人，理事若干人，秘书长一人。
这年 12 月9 日，复东会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王卓然为理事长，高崇民为秘书长，理事九人。
由于会员对当选人选有意见， 1934 年 2月 18 日，王卓然辞去理事长职务，阎宝航当选为理事长。
复东会的成立，使阎宝航的抗日信念如愿以偿。但是，接下来到底应该怎样开始工作？
根据分工，阎宝航继续侧重负责政治宣传工作，鉴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已不复存在，对义勇军的政治工作已经搁置，但对日伪的秘密情报工作应继续进行。
因此，阎宝航重点负责对秘密人员的培训和派遣工作。同时，他挑选原救国会政治部工作人员张希尧、张金辉等人，利用一切条件和时机，继续坚持救亡运动。
同时，一方面做好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工作，另一方面，还要联络东北军将领，建立同他们的密切联系。
这一年 的6 月，也就是张学良出国后一个月，蒋介石电召东北军第 67 军军长王以哲去庐山受训。
时值盛夏，蒋介石在山上避暑，并在这儿开办高级军官训练团，传授剿共办法。在庐山，蒋介石给王以哲特别的礼遇，在他的住所，对其倍加称赞：
“汉卿走了，你要很好地掌握东北军。直接听我的调遣，参加剿共。我可以把东北军组成一路军，由你任总指挥。”
王以哲感到味道不对，便说道：“我是张副司令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出国前一再叮嘱我们，有关重大问题，务必和他商量再做决定。委座，只要他同意把东北军调出来剿共，我绝对服从命令。非然者，背信弃义，只图个人的禄位，我将不齿于侪辈，有人如此，委座又何取焉!”
王以哲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王以哲回到北平后，邀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等人，在北海仿膳斋介绍了庐山见蒋经过，引起了大家的警觉。
阎宝航说道，汉卿在出国前，曾通过王迥波密嘱军政和各团体负责人，文要保存东北大学，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看来他的担心是有理的。
大家认为，蒋介石这么干，无非是想趁汉卿出国之机，分化瓦解东北军，所有东北军将领和东北人士，对这一点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上当。
现在，救国会停止活动后，复东会已经成立，应该继续为此做出努力。随后，阎宝航决定联络东北军骑二师师长黄显声，提请他在这方面加以防范。
1932 年初锦州失守后，黄显声命令骑兵部队撤退人关，自率轻骑前往辽西北票，组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总指挥部。这时，救国会通知各地义勇军余部接受黄显声指挥。
这样，黄所指挥的义勇军约三万余众，准备相机与日军一战。随后，黄赴北平向张学良汇报，并作为执委参加救国会重要议事，讨论了义勇军整理问题。
在这期间，黄显声曾借熊正平赴抚宁，拟在该地召集义勇军首领商讨辽西、热边的反攻计划，后因张学良改变计划未果，随即返平，继续协助救国会组建义勇军。
同年秋，辽宁省骑兵部队改编为骑兵第 2 旅，不久扩编为骑兵第 2 师，驻北平西苑。
长城抗战失败后，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黄显声为避开国民政府的纠缠，并未按指定地点撤退，而与挚友张廷枢的 112 师将部队开驻宣化、怀来一带，以作为同盟军南部屏障。
张学良出国后，黄显声与张廷枢密约，准备会同从东北退入关内的义勇军首领冯占海，共同联络刘翼飞，与他的部队结成一体，加强兵力，再图出关，因受万福麟掣肘终未成功。
于是，黄显声坚决支持冯玉祥的抗日活动，并劝说冯占海接受冯玉祥指挥，继续抗日。
与此同时，他还将平西国民军队的防务状况密电冯玉祥的同盟军。
在此期间，阎宝航曾向黄显声的第 2 师派遣政工人员，阎比黄大一岁，彼此在对日态度和观点几近一致。
黄显声认为，阎宝航利用基督教青年会作为阵地，领导民众反日运动之举，很了不起。再加上阎宝航处人处事的那种绅士风度，博得黄显声的尊重。阎宝航则十分钦佩这位少壮派军官鲜明的反日态度和刚直不阿的性格。两人结成莫逆也是很自然的事。
自锦州失守之后，黄显声为收复失地、复土还乡的种种努力均未成功，感到非常失望，他体会到，张副司令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束缚下，已经很难自拔。
如此下去，不仅收复东北无望，华北难保，而且东北军的前途也不堪设想。
从此，他暗中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请共产党派人到他的骑 2师来，帮助部队提高抗日觉悟，以便相机出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张希尧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在阎宝航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张希尧、徐靖远等同黄显声骑 2师中的共产党员彼此相识，这一点阁宝航也略有所知。
于是，他便通过张希尧给驻在河北易县的黄显声写信，信中说，救国会已被迫停止活动，作为救国会的宣传部长，我阎宝航已无所事事，精神萎靡，不知所以，企盼与黄师长警钟一晤。
黄显声接信后，感到信中话里有话，有要事，又不便明言。便立即动身赴平。
与此同时，阎宝航注意同在北平的东北军高级军政人员的交往，目的在于向他们宣传东北救亡，了解军中动向，以便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
在这期间，阎宝航与海陆空副司令行营和北平军分会中的戢翼翘、副官处处长汤国桢、鳝文樾、刘翼飞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有接触。
在同鲍文樾的接触中，他无意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即南京方面正在考虑调动军队开赴福建镇压蔡廷错的消息。
阎宝航认为，此情报意义重大，他敏锐地联想到蒋介石在庐山拉拢王以哲的事。他想蒋介石既然可以拉拢东北军将领王以哲，那么，在这种时候，调东北军去南方打内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此，他希望和黄显声一晤，商讨防范问题，当阎宝航向黄显声谈到防止调动东北军赴福建处理兵变情况，他还信将疑。
阎宝航说，东北军是东北人复土还乡的资本，要防止被人肢解。我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接着，他把蒋介石在庐山拉拢王以哲的经过讲了一遍，黄显声这才感到，事情并非空穴来风，不可掉以轻心，表示一定做好应付准备。
1933 年 11 月，第 19 路军蔡廷锴、陈铭枢发动福建事变，建立中华共和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提出反蒋口号，何应钦以北平军分会主任名义，召开了东北军将领紧急军事会议。
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到会的有东北军各军长、师长等主要将领30余人。
会上，何应钦站起来宣布：“现在，《塘沽停战协定》已经签订，华北战事缓和，可是南方朱毛共产党却十分猖獗，第四次围剿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为清除后患，也为了收复东北失地，蒋总司令决心集中兵力，组织第五次围剿。总司令希望华北各军在这次剿共战争中大显身手。
军分会经过反复考虑，并征得蒋总司令同意，决定调一部分东北军部队南下福建、江西，参加蒋总司令指挥的剿共战役，现在我宣布命令……”
在座的东北军将领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调动惊呆了，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这时，黄显声愤然而起，当众宣称：
“要调动东北军，除非张汉卿回国，由他来调我们当然服从，否则谁也别想调!”
他一面，说一面环视在场各位将领，继续说道：“在座各位如果谁敢接受调动的命令，谁就准备吃这个!”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拍了拍腰间的手枪。
112 师师长张廷枢也站出来说道：“我拥护黄师长的主张，少帅不在，谁出不能调。”
这一下，便打破会场的沉默，纷纷响应：“对，少帅不在，谁也不能调!”
就这样，何应钦调兵碰壁，搞得很狼狈，事后，蒋介石对黄显声恨之入骨，称其为桀骜不驯之徒。
阁宝航和复东会成员们，在张学良出国期间，忠实地为东北救亡事业，为东北军的稳定，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
在这期间，阎宝航派往东北各地的地下情报人员，一直同他保持地下联系。他自己的生活费用很大一部分用于补贴这些人员的活动上。
许多当年从事东北情报工作的人员，几十年后，才知道阎宝航慷慨解囊的真实情况，对这位从事东北救亡活动的主将尤加崇敬。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