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头子唐纵，在黄埔军校时，由于爱打报告，被同学讥讽为“唐报告”。唐纵的理论课成绩不错，但步兵实际操练却一塌糊涂，有同学说：“唐报告，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下的事情无所不知。不过就是打不中靶子，系不好绑腿。”

1932年复兴社成立后，戴笠任该机构下设的特务处处长，为了加强特务处，蒋介石不放心把这个机关完全交给戴笠，除指派黄埔二期的郑介民任副处长外，还让黄埔六期的唐纵帮助戴笠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书记室书记。

1933年下半年，戴笠有事去河南，由唐纵代理特务处的工作。当时在南京警察厅任调查科长的特务赵世瑞得到密报，说有几个反蒋分子在某地开秘密会，问唐纵怎么办。

唐纵便按照戴笠之前的做法，下令用秘密逮捕办法处理。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了，便找蒋介石要人，并以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来要挟。

蒋介石非常尴尬，马上下令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并把唐纵、赵世瑞两人扣押起来。之后，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免去唐纵的书记职务，打发他去德国当了武官。

唐纵从德国回国后，又回特务处。虽然这时唐纵的工作任务和以前的还是一样，但是头衔上多了一个“长”字。戴笠为了表示对唐纵的尊重，在书记室“书记”加了一个“长”字，以后相沿下来，书记室的书记都叫“书记长”，各外勤区、站的内勤负责人叫书记。

1938年5月，老军统局改组，徐恩曾的第一处单独划出去，成了中统。戴笠以新军统的副局长身份，实际主持工作。

唐纵在成为军统局的书记长后不久，由于过去他在蒋介石身边当过侍从，加之又去过德国，于是蒋介石调唐纵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唐纵去侍从室后，在军统的头衔，戴笠一直保留，并且继续支付薪水，这样一来，唐纵一人领着两份薪水。

蒋介石到重庆后，对侍从室进行改革，扩大为四个处，其中最重要的侍从室第一处中设立6个组，唐纵被提升为第6组少将组长（原为上校参谋），主管情报业务。

唐纵此人，非常小心，在蒋介石面前一直是唯唯诺诺的表情，从不发表不同意见。这点和戴笠截然不同。戴笠看起来唯蒋介石马首是瞻，但也经常发表不同的意见，为此没少受蒋介石训斥。

平日，如果发现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刊，唐纵即使再忙也得抽出时间找到同样的书刊去看，所以，唐纵在和蒋介石谈话时，往往能够对答如流。

唐纵读书爱作札记，每天写日记从不间断。唐纵曾经很得意地说对人说过，有次他和一些人随蒋介石去贵阳，蒋介石突然问到一件事，随行人员因未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蒋介石大发脾气。唐纵便从日记中翻出来抄给蒋介石看，受到了夸赞。

为了讨好蒋介石，唐纵对蒋介石的两个儿子总是极力设法接近。蒋经国在江西当专员时，每到重庆，唐纵总是和戴笠一道去迎接。戴笠平日招待一般客人吃饭请唐纵作陪时，唐纵每每推说事忙分不开身，十次总有四五次不愿去。

但是戴笠每次请蒋经国或蒋纬国的时候，只要通知唐纵，唐纵再忙也会抽身去作陪。有时唐纵还在家中准备酒菜，单独招待一番。

有一次，蒋纬国开车外出时，被军统局的稽查人员扣留了一下，虽然事情随即解决了，戴笠也查究了这件事，唐纵还是打电话，用很严厉的口吻责备，一再叮嘱以后不能再发生这类事件，说无论如何不能得罪蒋纬国，否则会影响到军统的工作。

随时间的推移，唐纵在蒋介石那里越来越得到信任，由于军统的势力越来越大，蒋介石让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由于戴笠只是副局长，所以唐纵这个帮办，并不能算是戴笠的下属，两人在军统名义上的地位是相当的。

1945年冬，蒋介石下令撤销侍从室，改在参军处下设立军务局，原侍卫长俞济时任军务局长。唐纵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仍为蒋介石主管情报工作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

1946年2月，唐纵任内政部政务次长。不久后，戴笠坠机身亡，蒋介石改组军统局为保密局，一度盛传唐纵要当保密局长，后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下，郑介民成了局长。但蒋介石并没有忘了唐纵这个亲信，任命他为警察总署署长。

唐纵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所写的日记了。1949年，唐纵随蒋介石逃往台湾时，二十多年来写的日记在混乱中遗失在大陆。

日记的遗失，让唐纵大为惊恐，因为这是私人日记，所以唐纵在里面记载了不少国民党的黑料，其中包括蒋介石的许多秘闻。

平日，唐纵不许任何人翻看自己的日记，曾有特务问唐纵的妻子有没有看过丈夫的日记，唐妻愤愤的说：“他当宝贝一般，一个字都不让我看。”

作为军统元老的唐纵，在日记中是这样评价戴笠的：戴笠最大毛病就是好色，他不光到处有女人，甚至连朋友的女人都会算计，他私交德行方面最让人心灰。

唐纵在公开场合，对蒋介石极为恭敬，可是在日记中，却明里暗里的讽刺。蒋介石至死都没有看到唐纵日记的内容，这也使得唐纵得以善终。

从唐纵日记可以看出，唐纵的能力暂且不论，其工于心计和城府之深，是超过戴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