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29日，我党北方情报系统最高负责人王石坚被保密局在西安秘密抓捕。此案导致我党北方情报系统的百余名地工（地下工作者）被捕，其中光是潜伏于国民党军队各个系统的少将级以上高级特工就有20余人，史称“王石坚案”。
此时，正值我军撤离延安仅仅半年时间，彭德怀率两万余延安守备部队与胡宗南20余万大军苦苦周旋，掩护中央机关向米脂县杨家沟转进之际，迫切需要获取敌军情报之时。
而王石坚却在此时被捕，使得我党北方情报系统遭受重创，这在我党隐蔽战线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王石坚案”的发生，保密局不仅将我党北平地工情报系统几乎一举摧毁，就连多年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我党高级特工熊向晖都险些暴露，不得不远避国外。更使得我党经营了10余年的西北情报系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作用有限。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称“王石坚案”为：搞垮了中共情报系统半壁江山！
“王石坚案”的起因，是1947年9月24日清晨，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直接领导的，隶属我党西安情报中心站直辖的北平地工情报组的一部电台被保密局北平站破获，所引起的一连串恶性连锁反应。
“王石坚案”给一向工作缜密的我党情报系统带来的这场空前劫难，源自我党情报系统之中的一名党外人士擅作主张，且极不严谨的一次“统战工作”所造成，完全是一次本不应该出现的事故，代价极其惨重。
余心清（1898年—1966年），爱国民主人士，原名文华，合肥人。陆军中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余心清中将与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兼总统府参军长、二级上将孙连仲有着深厚的私交，并且是孙连仲幕僚团队中最被倚重的人员之一。
早在1944年初，余心清就与李克农建立了联系，属于我党情报系统特殊存在的外围人员。从1946年开始，余心清就一直努力做着争取孙连仲的统战工作。
1947年9月初，周恩来突然收到余心清通过北平地工情报组直接发来的一封密电，称：“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
周恩来看完这封电文后，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的欣喜，反而眉头紧蹙，惴惴不安。
作为我党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凭着多年隐蔽战线的斗争经验，周恩来瞬间就泛起一阵不祥的预感。
陆军二级上将孙连仲，虽说不是蒋氏嫡系，抗战时也曾率部痛击日军，但本人却也是发动内战的急先锋，这样的人物哪里会这么容易被策反呀？
况且余心清作为我党情报系统的外围人员，是没有权限利用我党北平地工情报组的秘密电台给中央的周恩来直接发报的。
北平地工情报组的这部秘密电台建于1946年，电台创建者陈融生，公开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上校副处长，实为北平地工情报组的负责人之一，隶属我党西安中心情报系统最高负责人王石坚指挥。
余心清作为我党情报系统的外围人员、党外人士，我党专门为他建立了另外的进行单线联系的渠道。
可这样的一封电报竟然发自我党北平地工情报组，把本不应该牵涉此事的北平地工情报组也牵涉其中。
余心清如此擅作主张与北平地工情报组产生横向联系，并向中央发报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情报工作中的大忌。
而作为深谙地工纪律的北平地工情报组的陈融生，竟也违反纪律，擅自与余心清接触，并助其发出这封电报的行为，极有可能给苦心经营的北平地工情报系统带来隐患，甚至危及其上级西安情报中心的安全。
周恩来马上召来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批评道：“孙连仲那里有我们很重要的情报关系，也有单独的联系渠道。北平地工情报组为何越俎代庖，他们怎么可以介入这样的事情呢？”
罗青长当即发报严肃批评了北平地工情报组，并责成北平地工情报组陈融生，以及电台台长李政宣作出深刻检查。
公开身份为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上校副处长的陈融生，在潜伏期间曾秘密与我党高级特工、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有过多次密切接触，先后帮助谢士炎送出1946年傅作义部进攻张家口、1947年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等重要战略部署情报。
为防患于未然，也为了陈融生和谢士炎的安全考虑，陈融生第二天就被调离北平地工情报组。
同时，为避免北平地工情报组的暴露，周恩来命令北平地工情报组切断了与余心清的一切联系，并通过特殊渠道回复余心清：“时机不宜，蒋军华北部队数十万之众，孙部如贸然行事，必将被歼。况孙态度尚不明朗，可缓图之。”
但周恩来的这番部署以及良苦用心，却没能让余心清中将及时醒过味来。
在孙连仲的态度还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根本不知道隐蔽战线有多么残酷的余心清，空有抱国激情，却不懂得斗争策略，仅凭一身孤勇，就再次擅作主张，迫不及待的在北平邀请各国领事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会上，余心清以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身份，宣布“除国共两方势力外，孙连仲将以第三方势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
当日，舆论大哗，各大报刊争相报道此事，美联社甚至头版刊载“北平大有重演西安事变之势。”
身处南京的蒋介石闻讯大怒，向孙连仲电询缘由。孙连仲当即推得一干二净，否认此事与自己有关，称其为“共党的离间之计。”
蒋介石遂令郑介民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首先追查源头，查清与孙连仲接头的中共情报人员。
于是，余心清中将的被捕，成为了保密局“清剿”我党整个北方情报系统的第一击。
由于余心清是我党情报系统的外围人员，本来就对我党情报系统不甚了解，再加上其意志坚决，骨头极硬。
被捕后，无论面对保密局的威逼利诱还是严刑拷问，均将一切责任推给孙连仲，供称“新闻发布会是受其指派，除此一概不知。”
郑介民眼见审不出个所以然，便也不再难为余心清，只是将其关押。另一边，严令保密局北平站电讯科科长赵容德，24小时不间断地对北平的所有电台信号进行侦测，对可疑信号进行定位。
当时，正值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为配合南线作战，北线的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9月14日，由南满部队对北宁路及其两侧地区发起进攻，歼灭守备薄弱之敌，诱使沈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南调。
前方战事正酣，北平地工情报组有关敌军关内关外部署调动的各种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以及中央。
因此，北平地工情报组的电台每天的发报时长都在七八个小时以上，往往一封重要电文的发报时长甚至都以小时计。虽然明知存在很大的风险，但根本无法做到为防止暴露而进行间隔静默。
如此频繁发报的电台，自然也就无可避免地被敌人侦测到了。
保密局北平站电讯科长赵容德从中美合作所调来了两台美制侦测设备，安装到两辆吉普车上，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环绕北平城进行信号侦测。
数天后，在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附近方圆500米范围内侦测到有一部电台，每天早晨从6时开始发报，至下午3时以后信号才消逝。有时夜间也偶尔有信号出现，波段、频率，以及发报手法都完全一致。
锁定的这一范围内有数百住户，且多为胡同院落，挨家挨户地搜查容易打草惊蛇，让电台迅速转移。
保密局北平站电讯科长赵容德找来了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让他帮忙想想办法。经验老道的谷正文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飞贼段云鹏去执行。
段云鹏是“燕子李三”的徒弟，原是昼伏夜出，跳墙攀檐，在北平城中流窜的飞贼。某次失手被擒，谷正文看中其身手不凡，便将其收入麾下，加入军统，并为其报请了上尉军衔。
段云鹏加入军统后，曾在军调期间受命刺杀我方参与军调的叶剑英等高级将领，虽最终失败，但其技高胆大的嚣张个性给我参加军调的所有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段云鹏从谷正文处受领任务之后，每天4时天还没亮，便在可疑区域内寻一制高点，栖身其上仔细观察。凡是每天6点开灯的房屋，皆作为嫌疑对象，重点查勘。
连续观察一周后，一个四合院进入了段云鹏的视线。
院内有一男子，每天早上6时左右开灯，至院中水井旁洗漱，然后用奶粉冲调一杯牛奶，佐以点心而食。餐毕，会从卧室的床底拉出一个木箱放到桌上，打开箱盖戴上耳机，显然是一部电台。
1947年9月24日清晨6时20分，该男子打开木箱戴上耳机正准备发报时，段云鹏率保密局北平站行动组10余名特务破门而入，把电台、电文和发报人员一举拿获。
保密局北平站在此次行动中破获的电台，正是先前余心清中将发给周恩来密电的那部电台，此处正是我党北平地工情报组所在地。
被保密局俘获的我地工人员一共4人，分别是电台台长李政宣夫妇、报务员兼译电员孟良玉夫妇。
段云鹏还在现场搜出一大堆没有被销毁的电报原始文稿，大部分是以上4人的亲笔书写。证物俱在，只须一经字迹比对，便无可辩驳，更无法抵赖。
而按照我党地工纪律规定，这些手写电报原稿必须在发出和译出之后，于第一时间销毁，根本不允许留下一丝一毫痕迹。
北平地工情报组由于对隐蔽战线对敌斗争毫无警惕性的懈怠，使得保密局北平站从这些来往电文入手，按图索骥，对李政宣等4人严刑逼供。
电台台长李政宣首先叛变，余下3人最终也没能扛住保密局的严刑逼供，先后变节。
其供出的，潜伏于北平的另外两个情报小组，也于当日晚间被保密局北平站秘密逮捕，共俘获3人。
这两个小组的成员分别是——
董肇筠：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化名董明秋。
董剑平：北平市政府第一科科长。
梁蔼然：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
这两个小组与李政宣领导的小组虽平时互不联系，但小组成员在多年来的工作中偶尔也有交集，互相是认识的。在李政宣的指认下，这三人不得不承认了真实身份。
随着以上这三个小组成员的被捕，以及部分人员变节，保密局北平站由此迅速破获了我党潜伏在北平国民党各个机关、各个系统中的百余名地工人员。
其后，变节分子董剑平又供出了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5位高级情报人员——
谢士炎少将：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长。
丁行少将：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副处长。
石淳少校：保定绥靖公署第二处参谋主任。
朱建国少校：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作战科科长。
赵良璋上尉：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参谋。
1948年10月19日，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赵良璋五人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史称“北平五烈士”。
受此案牵连，军中凡与上述5人有密切交往者，均被保密局视为“通共”嫌疑人，顺藤摸瓜，在接下来的短短5天内，又有近百名军官被秘密扣押，军衔遍及将、校、尉，仅将官就有20余人。
这近百人中，不乏与此案无关者，真正属于我党领导下的地工人员有30余名。
由于叛徒的出卖，沈阳、承德的多部电台也相继被敌人破获，我党在北方地区的情报系统，尤其是潜伏在国民党军队里的情报系统已岌岌可危，面临全面崩溃之势。
如此众多的将校级军官涉案，保密局北平站惊得毛骨悚然，赶紧密电郑介民，请示如何甄别处理。
郑介民也是甚为惶恐，先是派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叶翔之赶往北平，随后自己也坐不住了，亲自飞到北平督察案件侦办。
从北平地工情报组三个小组先后变节开始，敌人的保密措施布置得非常严密。
在保密局秘密看押点内，敌人让叛徒们仍然在每天固定的时间，用固定的频率，用原来的电台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和中央继续联系，造成一切正常的假象。
由于敌人加强了保密措施，再加上我党各个情报站点已遭破坏，从9月24日案发，至9月28日整整5天时间里，我党北方情报系统最高负责人王石坚，以及我党在整个北方情报系统的各个渠道，竟然都没有察觉到北平已经发生了惨烈剧变。
9月29日，根据叛徒提供的情报，保密局局本部行动组飞赴西安，将我党北方情报系统最高领导人王石坚成功诱捕。
直到9月29日夜，正随延安警卫部队向米脂杨家沟转进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偶然从一份报纸上看到美联社的一篇报道。
任弼时从这个报道里得知了余心清中将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告之周恩来、李克农，这才引起了中央情报系统的警觉。
周恩来、李克农立即召集中央情报系统的罗青长、童小鹏等人开会研判局势。
可是，此时的中央情报系统也只知道余心清中将被捕，并不知道北平三个地下情报小组，以及沈阳、承德的情报网络也遭敌人破获，更不知道我党北方情报系统的最高负责人王石坚已经被捕。
直到两天后，周恩来、李克农才从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琏处获悉我党北平地工情报组的电台已被保密局破获。
陈琏不仅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她还是“文胆”陈布雷的小女儿，是我党党员。
但是，让周恩来、李克农想不到的是，我党北方情报系统的最高负责人王石坚，以及他一手构建起来的北方情报网竟会这么快就被保密局连根拔起，损失殆尽。
王石坚（1911年—1982年），原名赵耀斌，又名赵春暄、王世民，山东文登人。王石坚与另一位著名的情报专家潘汉年，在我党隐蔽战线上被人合称为“南潘北王”。
王石坚曾于1933年被捕，4年的狱中折磨，王石坚坚贞不屈，与敌人斗智斗勇，从未向敌人泄露一丝一毫我党机密。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国共联合抗日，在周恩来的营救下，王石坚被释放出狱，在延安抗大学习和工作了三年后，于1941年被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
我党隐蔽战线上最为杰出“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就是王石坚的直接下级。
被捕前，王石坚在西安工作长达6年之久，以西安为中心，构建出一张辐射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的情报网。
这个庞大的情报网，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在我党隐蔽战线上功勋卓著，其情报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除李克农、潘汉年之外，无人出其项背。
王石坚在西安中心情报站的工作就是紧紧围绕着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中将加上将衔的胡宗南展开的。
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负责处理胡宗南的一切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就连胡宗南的讲话稿，通常都是由熊向晖来起草的。胡宗南对熊向晖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就是我党地工人员，受王石坚直接领导。很多机密电报就连胡宗南自己都还没有看过，就已经被戴中溶看过，并详细记录汇报给了王石坚。
王石坚有了熊向晖和戴中溶源源不断递来的情报，使得延安我军对胡宗南部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以致我军主动撤离延安时，始终淡定从容，稳如泰山。
保密局抓捕王石坚是极其隐秘的，之所以由局本部行动组执行，而非保密局陕西站执行，就是为了防止走漏消息。直到今天，大陆现存的所有史料上都没有保密局抓捕王石坚的相关文字记录。
童小鹏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从西安事变起就一直跟随在周恩来左右，童小鹏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从得知余心清被捕和北平电台被破坏后，周恩来就立即通知相关部门采取紧急补救措施，并设法营救被捕人员。但一直没有获悉王石坚被捕的这一重大信息。”
1947年10月3日，美国合众社的一篇报道称：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琏与丈夫袁永熙被当局逮捕。
这篇报道让周恩来、李克农敏锐地意识到陈琏夫妇的被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陈琏与丈夫袁永熙都是我党地工人员，同属于中共上海局领导的学运系统，袁永熙还是北平学运负责人。
更为重要的是，9月24日首先被保密局北平站破获的，由电台台长李政宣领导的那部电台的所在院落，其户主正是陈琏、袁永熙夫妇。
余心清中将正是在那个院落里，用那部电台向周恩来请示策反孙连仲一事，由此才牵出了整个大案。
周恩来立即叮嘱李克农：“陈琏夫妇身份特殊，既然被捕即说明此案似牵涉范围极广，有扩大可能。速告知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涉及其他系统。”
直到此时，中央尚不知王石坚被捕，但仅从陈琏夫妇被捕一事，周恩来就已经判断出我党北方情报系统恐有劫难。尽管如此，但为时已晚，于事无补了……
直到10月6日，周恩来、李克农从特殊渠道证实了王石坚已经被捕的确凿消息后，连续致电叶剑英、康生、李维汉、潘汉年等中央情报系统的负责人，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不惜动用一切关系，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营救王石坚。
王石坚被捕后，写了一份自白书，洋洋洒洒近万言，其原件现存于国家档案馆内。
王石坚在自白书里将其从事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以及他领导下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部分情报组织、地工人员供出，导致20余处情报站被敌破获，44名我党地工人员被捕，123人受牵连被捕。
但奇怪的是，最为重要的几个关键性人物，王石坚却始终没有供出。譬如前文提到“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人，这三人作为王石坚的重要下属，而且一直身在敌营，最终却都全身而退。
而被敌人杀害的“北平五烈士”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赵良璋等人，是变节分子董剑平出卖给敌人的，也是先于王石坚被捕的，他们的牺牲与王石坚毫无关系。
王石坚写完自白书后，被保密局任命为专门负责策反行动的特情组组长，并授予少将军衔。1949年随保密局迁台，1982年因肝癌在台北病逝。
关于王石坚是否变节，最大的疑点有7个：
1、熊向晖晚年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讲过：“虽然早期有些人认为王石坚是叛变投敌，但建国至今，所有党史军史文献资料中，从未说过王石坚是“叛徒”。
而且就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那个特殊时期里，王石坚的家人一直都被周总理安排专门人员进行专门保护，避免他们受到冲击。李克农同志去世之前，嘴里都还一直喊着王实坚的名字。”
2、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情报工作的情报系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王石坚早在1933年就被敌人逮捕过，狱中4年不屈不挠与敌人抗争，熬过了严刑且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他，怎么可能在十几年后再次被捕时，就迅速地变节了呢？
3、从公开的身份上来讲，明面上，王石坚反而是“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三人的部属。但在王石坚的供状上则称，这三人是被自己利用了，与我党没有任何关系。
而王石坚供出的20余处情报站，皆非我党北方情报网络中的信息传递中枢，且仅有单线联络的上下线，涉及的人员并不多。
现今史学界一直有一种假设——
王石坚为保护我党重要情报人员和重要情报站，就必须供出一些真实情报用以取信敌人。所以他才供出了20余个联络站的具体位置和情况。
在王石坚的期望中，事发已经五六天了，这20余个联络站应该早就已经人去楼空了。
4、前文提到的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是与王石坚一同被捕的。但敌人一直都不知道戴中溶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从胡宗南处泄露的情报，很多都是由戴中溶提供给王石坚的。
正是敌人根本就不掌握戴中溶的真实情况，在没有拿到戴中溶“通共”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得将其暂时关押。最终，戴中溶被我党通过特殊渠道营救出狱。
5、凡是只和王石坚一个人单线联络的情报站，没有任何一个暴露给敌人。譬如陕西商洛有一个重要的情报站，是王石坚与延安联络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备用情报站之一。
这个情报站由吉午中、饶紫云夫妇负责收发电报。但王石坚被捕后，始终未将这对地工夫妇以及这个情报站向敌人供述。
由王石坚直接领导的天津密台，西安密台，也同样未被敌人破获，在王石坚的供状中更是对这几个密台只字未提。
6、“北平五烈士”至死也没有供出他们的联系人：第46军政训处主任屈伸中将。而王石坚作为屈伸中将的唯一上线，同样也没有供出屈伸中将。
注：屈伸中将曾助韩练成将军于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中故意放弃指挥，孤身返回南京，为华东野战军全歼5万国军创造了条件。
7、王石坚本来是有机会能够逃脱敌人的抓捕的，就在9月29日下午，王石坚对自己的助手王金平讲道：“北平的地下电台应该是出事情了，我们的同志应该已经被捕，现在还不明确他们中是否有人叛变，我明天要飞去北平，通过内线查证此事。”
同时，王石坚与王金平一起将所有重要资料一并销毁。在生死悬于一线之际，王石坚不仅没有及时撤离，还打算孤身前往虎穴证实信息。有这般钢铁意志的勇士，会是变节投敌的软蛋吗？
“王石坚案”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损失，事后，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主动担起了责任，请求组织处分。
周恩来宽慰李克农：“武装斗争也会有败仗，何况秘密战线呢？不必议处。”
1949年，王石坚随保密局赴台后，以“国民党情报局少将副主任”的身份一直至退役。
1982年，王石坚因肝癌在台北病逝后，两岸从未对王石坚的身份和经历进行过公开评价和定性。
“王石坚案”至今已逾七十年，所有王石坚身上的谜团至今仍然没有解开。
隐蔽战线斗争之复杂与残酷，并不能以常理去推论或是评说。非白即黑的论调，对于战斗在这个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士来说，是不客观的。
——不是只有站在光里的人，才是英雄！
本文资料引自：
党史博览杂志社月刊《党史博览》刊载文章“永远的谜团——王石坚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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