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右三）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图为汪精卫会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左三）时的情形
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国人皆曰可杀，但是其死亡的原因却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日本人害死的，有人说他是蒋介石派人毒死的，还有人说他是病死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
替蒋介石挨了三枪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作为副总裁的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却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就自己出来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人来向汪精卫连开了3枪。事后详查，刺杀活动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本来准备在会议期间暗杀蒋介石。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背部伤势较重，弹头夹在五、六两肋骨间并伤及脊椎骨，经多方努力也没能取出。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并最终成了导致汪精卫死亡的主要原因。
病死日本
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他旧创复发，治疗失败后在日本病死。
1943年4月汪精卫等在南京举行“还都大典”后接受日本“大使”的“国书”。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在楼上商量征粮一事，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促。汪精卫闻讯急忙下楼来迎接，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12月19日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弹头取出后陈璧君破涕为笑，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谁知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手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
陈璧君见西医看不好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名医外号“刘一帖”。刘一帖替汪精卫做了仔细的检查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精卫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
刘一帖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汪精卫夫妇本以为，这一张膏药贴了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3个时辰，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
陈璧君见病情恶化，慌了手脚。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眼下已不知去向。
3天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1944年3月近乎全瘫的汪精卫乘坐由日本天皇赠给他的“海鹣”号飞机，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被立即送进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一间特设的病房里对外叫作“梅号”。日本政府把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
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主刀施行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
一周后X光检查，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愈合反而开始萎缩，体温高至38.5摄氏度而降不下来。因为极度贫血医院每天早晚两次为他输血。汪精卫开始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
11月9日上午9时盟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陈璧君和子女们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这时日本的天气已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后来医院血库的血用完了而此时日本本土不时遭到盟军飞机轰炸，名古屋与四周城市的交通中断无法从别处运来血液，只好由同血型的汪精卫长子汪孟晋、二女儿汪文彬、三女儿汪文悌为其父亲输血。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
盟军的轰炸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汪精卫在地下室里熬过了难挨的一天。又惊又吓，再加上寒气侵袭，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最后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汪精卫1935年遇刺后医生就说过他只能再活10年果然应验。
被毒死于虹桥
对上述汪精卫病死日本的说法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中，就刊有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精卫吃的药中掺入一点玻璃粉，最终将其毒死在虹桥医院的说法。
1983年9月16日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一文，认为汪精卫不是病死日本，而是被国民党毒死在上海虹桥医院。
霍实子认为，1944年3月汪精卫飞往日本治疗伤病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取出子弹。此后汪精卫不顾身体虚弱，就急忙乘飞机返回上海。随后日本方面打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寇转告汪精卫，请他回国后静养3个月才好起床活动。这份密电当即由国民党情报机关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
汪精卫去日本后国民党想趁机刺杀汪精卫但日方防范严密无法下手。在戴笠策划下搞个调虎离山之计，趁陈耀祖(陈璧君的胞弟)在广州古玩店看货时把他给暗杀了。这一招果然奏效，陈璧君急冲冲地去处理后事。陈璧君秘密返回广东后，独居日本的汪精卫坚持也要返回中国。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秘密返回上海并把情人施旦弄来专门护理。
汪精卫一到上海就密电广州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精卫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一切等待她到沪后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戴笠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精卫送药时，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日军的试验品
关于汪精卫之死，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那就是汪精卫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1944年3月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经过紧急会诊，认为汪精卫主要是铅毒入骨导致病变。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士立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做削骨去毒手术，由副手龟田良宏负责具体手术。在制订手术方案过程中，上野博士建议去掉一节胸椎骨，并同时从病人的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来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久雄则提出第二方案，主张削骨去毒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不必植入仿制的胸椎骨。结果黑田久雄的方案因对病人风险太大，被上野博士和龟田大夫否决。
但在进行手术前的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此番对汪精卫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行。龟田无奈只好执行。手术就在当天午夜进行。打开背腔后，他发现汪精卫受铅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一星期后经拍照检查汪精卫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龟田不明白，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做“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他几次三番地问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小笠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一名要员，所有机密情报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顺子在情人的再三恳求下，终于亮出了一份“军部指令”。
龟田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上野博士: 陆军117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铅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做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做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最新指令。
原来，汪精卫也被列为日军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三节胸椎骨上捞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
院方知道汪精卫已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人，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交谈，势必将“试验品”情况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为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院方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他们拆去汪精卫的石膏床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预先给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剂，待药性发作后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国小说形如看书消闲一般。
与此同时陈璧君正好赶到医院。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一会，既不能说话也不能敲窗。这一招使得这个风云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只好灰溜溜地飞回南京。经过这一番折腾汪精卫的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
为此日方又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汪精卫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方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像投环自尽一般。汪精卫自知死期不远只好任凭日本人摆布，一直到1944年11月10日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日本人设下的“绞刑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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