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路西，确保路东
由于淮南抗日根据地地处津浦铁路两侧，紧扼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权所在地南京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日伪顽所必争。为确保津浦铁路和南京北侧的安全，1941年日军以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分驻津浦铁路蚌埠至浦口段及淮南铁路及其两侧地区;伪军则以第四、第六师和警卫第二师等分驻淮南。日伪军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及其周围共设置据点约120个，总兵力约3万人。
国民党顽军为达到进人淮南津浦路以东、进而争夺苏北的目的，以第一三八、第一七一、第一七二师，第八、第十游击纵队及保安第三、第六、第八团等部，分驻合肥以东、全椒以西地区，并且在津浦路西经常保持2万人左右的兵力。淮南抗日根据地处于日伪顽的三面夹击之中。
针对淮南的形势，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赋予第二师的任务是:随时准备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坚持津浦路西，阻止国民党顽军东犯，配合友邻向东发展，确保津浦路东。据此，张云逸等作出了相应的部署:“以路东为基地，将六旅及五旅第十三团部署于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坚持路西阵地。调四旅到路东整训和机动，并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准备策应路西作战，保卫路东。五旅旅部率第十四、十五团，继续配合兄弟部队向东发展，巩固和发展淮(阴)宝(应)、淮(阴)洒(阳)及皖东北地区。”张云逸则率师部驻路东天长县赵庄(后迁至吁胎县黄花塘)，指挥全局。
1941i年，淮南路西地区的斗争复杂而激烈。从1月中旬起，日伪军出动2000余人对路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进行“扫荡”，目标直指驻定远朱家湾附近的大户刘村的江北游击纵队指挥部。日伪军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军以第一三八师等部2000余人趁机向路西进犯，结果同样遭到江北游击纵队等部的顽强阻击。李品仙见此次作战未能占得便宜，便令在淮南铁路以西的第一七二师东越淮南铁路，准备向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此形势下，张云逸令路西部队以游击战同顽军周旋，不打无把握之仗，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至2月，新四军在路西的部队退守定远藕塘等地，与顽军形成对峙。
日军侦悉国民党军的两个师正与新四军一部在津浦路以西地区交战，便趁火打劫，从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第十五、第十七、第一一六师团各抽调一部，连同当地的伪军共5000余人，对路西地区展开大规模“扫荡”，欲将此地的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
面对日伪军的大举进攻，张云逸立即指挥第六旅和第五旅第十三团迎敌。为粉碎敌人的“扫荡”，他令参战各部以小部队和地方武装与敌纠缠，将主力转移到敌人后方，隐蔽待机。急欲寻求与新四军主力作战的日伪军，在新四军小部队和地方武装的牵制和袭扰下，到处扑空，疲惫不堪。
在指挥反“扫荡”作战的同时，张云逸密切关注着日伪军同国民党军的作战情况。3月6日，他接到第六旅旅长谭希林的来电:侵占全椒县大马厂、滁县界牌集的国民党顽军，在日军的进攻下已向西撤退，目前正在合肥东北的八斗岭、梁园一带与日伪军作战。据此，张云逸估计桂系军队与日伪军的作战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最后很可能要撤回淮南铁路以西地区。邓子恢、郑位三等人都同意这种估计。于是，张云逸于当日向刘少奇、陈毅提出如下建议:如桂系军队撤回淮南铁路以西，第二师即以第五、第六两旅全力恢复路西地区;如日军继续向大别山“扫荡”，第二师即乘机进占大别山。陈毅、刘少奇同意张云逸提出的全力恢复津浦路西地区的建议，但考虑到桂系军队在日军结束“扫荡”后，有再度向皖东进攻之可能，因此不主张第二师部队从津浦路西地区再向西推进。
3月12日，陈、刘致电张云逸:第六旅收复周家岗、界牌集、复兴集后，设法扼守之，并开展地方工作，不再向西推进;如顽军来攻，能将其击退或消灭其一部时则打击之，否则向后撤退;对顽军应加紧政治宣传，使其停止对皖东的进攻。遵照陈、刘的这一指示，张云逸令路西部队乘日伪军兵力分散、士气低落之际，全力向敌人反击，相机收复失地。据此，路西各部分别在定远之朱家湾、靠山集、永康镇，滁县之施家集、皇甫山、花山等地同日伪军作战10余次，歼敌500余人，迫使日伪军于3月中旬结束“扫荡”。路西部队乘胜收复界牌集、复兴集等地。
在日伪军的打击下，淮南津浦路西的桂系军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白祟禧得知情况后，立即电示李品仙，要其以保存实力、巩固大别山为主，对东进“清剿”淮南新四军之事暂时不提。据此，李品仙于3月下旬开始将渗入淮南津浦路西的第一三八、第一七二师，第十游击纵队等部陆续撤回淮南铁路以西，只留少数部队在全椒古河等地固守，作为日后东犯的跳板。至此，淮南津浦路西地区持续了约半年时间的紧张而严重的局面才缓和下来。即使如此，在以后的大约半年时间内，桂系军队和安徽国民党地方武装对路西地区的小规模军事进攻仍然不断。
为了牵制日伪军对路西地区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1941年3月反“扫荡”结束后，张云逸到路西检查工作，指示第六旅及路西省委(5月改称中共皖东津浦路西区委)分别抽调人员西越淮南铁路，到寿县瓦埠湖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据此，第六旅派第十八团政治处主任杨效椿率一个连进至瓦埠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路西省委也同时派去了地方干部，配合部队开展工作。10月，第十八团团长陈庆先又率团主力一部进入寿县地区活动，拔除了尹大邹伪军据点，俘虏伪军一百余人。此后，第十八团部队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在寿县地区建立了四个区的抗日民主政权，部队本身也得到扩大。同年S, 9月间，中共皖东津浦路西区委又根据张云逸等的指示，分别派出干部进入巢(县)合(肥)、含(山)和(县)地区发展抗日武装。
为进一步改善路西地区的斗争局面，张云逸还指示第六旅抓紧时间进行剿匪工作。当时，定远县谢家场等地盘踞着牛登峰、陈华斌、谢黑头、王华锦等六股土匪武装。他们勾结日伪军与国民党顽军，无恶不作，经常袭击驻路西的新四军部队和区、乡的抗日民主政府，杀害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为路西人民深恶痛绝。
根据张云逸的指示，第六旅于6月间突击进行剿匪作战。经过半个月的作战，先后拔除了油坊户、谢六巴好、花张集等据点，毙其180余人，沉重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迫使其再也不敢态意出扰，安定了民心，保护了群众利益。但由于国民党顽军第一七一师及第十游击纵队对土匪实施增援，第六旅未能将其彻底消灭。
1941年秋，为策应淮河北岸的汤恩伯部进攻新四军第四师，从10月上旬起，国民党顽军第一七一师及保安第六、第八团，第十游击纵队共7000余兵力，分路向驻守在定远以南的新四军第二师部队发起进攻。同时，第一七二师及第四十八军的两个师分别在淮南铁路以西的巢县和寿(县)西地区集结待命，准备随时投人作战。
当时，第二师驻守在定远以南地区的部队主要是第十三、第十六团及第十七团一部，而第十八团在寿县及淮南铁路两侧地区活动，第十七团主力则在凤阳地区活动。由于兵力对比悬殊，至11月中旬，定远之大桥、滁县之界牌集，合肥之广兴集，全椒之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等地先后被顽军占领，路西的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
面对顽军的步步进逼，张云逸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指示新四军第二师展开广泛的舆论宣传战，谴责桂系军队及安徽国民党地方武装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争取社会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张云逸还于10月中旬致电第一七一师，呼吁其停止对路西根据地的进犯。
11月上旬，他又将顽军进犯路西的罪行详细电告陈毅、刘少奇及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请他们转呈蒋介石，以示抗议，并要求蒋介石制止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挑衅，以利团结抗战。与此同时，张云逸与罗炳辉、郑位三、周骏鸣等根据陈毅关于“一切不利抗战团结的磨擦内争，逼迫我们退无可退、忍无可忍，危害抗日军民生存时，则我们站在抗日自卫立场，当作严正表示”的指示精神，决定集中第四、第六旅及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所属地方武装进行大桥战役，并制定了如下的作战方案:第十一团负责攻打大桥;第十六团负责在大桥以南新张家进行打援;第十三团负责防守滁县西南的赫郎庙一带阵地并相机参战;第十七、第十八团分别负责保障战场北侧和西南侧的安全;第十二团为战役预备队。为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张云逸等还组织了以谭希林为司令员、王集成为政治委员的野战司令部。
当时占据大桥镇的是第一七一师第五一一团第一营(营长韦刚)和定远县的土顽武装。张云逸等之所以要选择攻击大桥，是因为大桥的位置最突出，守卫大桥的韦刚之第一营是桂系军队精锐之一部，歼灭该部既不扩大反顽作战的规模，又可动摇整个路西的顽军。据时任第十一团团长的吴华夺回忆:
在11月5日大桥战役野战司令部召集的作战会议上，谭希林传达了张云逸、罗炳辉两位首长的指示，同时还有第四师政治委员邓子恢发来的电报。“张、罗、邓三首长指示归纳起来，除了讲明全局斗争简况外，就是要求我们务必守好路西这座'华中西大门’。'守门’良策莫过于歼敌逐顽，假如消极防守，那就要被对方驱出路西。桂顽怕失元气是另有所图，我们对国家人民未来负责，也不能大打消耗仗，只有打他个相当规模的歼灭战，其余顽军将不打自退。大桥是对方的突出阵地，韦营又是桂顽的一把利刀，打掉了它，路西情况必将好转。”由此看来，张云逸等之所以决定组织大桥战役，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11月16日夜，第十一团向大桥发起猛攻，至次日攻克大桥，歼灭顽军大部，少数顽军在突围中亦被消灭。同时，第十六团在新张家伏击了企图增援大桥的桂系军队第五一一团第二营，将其全部歼灭。18日，第一七一师副师长兼第十游击纵队司令李本一率保安第六团$0D余人，向大桥反击，被第十二团击退。当天中午，第十三团乘顽军动摇之际以5个连的兵力收复广兴集。此后，国民党顽军被迫撤至广兴集以南至合肥东北的栏杆集一线固守待援。
此役，新四军第二师共歼桂系军队约2个营，其中毙伤500余人，俘300余人。对长期受桂系军队袭扰的第二师来说，能够一举歼灭其两个营，意义非同小可。新四军第二师在暇一九四一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中认为:“这一战斗是我军在反顽斗争空前胜利的大战。它有着下面几个意义:(1}转变路西敌我的形势;(2)提高我军对桂顽作战的自信心;(3)给予桂军空前未有的严重打击;(4)提高路西群众对我军的信仰。”
战后，张云逸与罗炳辉、郑位三等联名发去嘉奖电，表扬第二师参战各部在此次反顽作战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同时也要求参战官兵“必须胜而不骄”，并希望“更百倍努力，提高军事技术与战术素养，加强政治工作，组织与健全地方武装的配合，积极发动民众更大的帮助，按受战斗的经验教训，为击退反共军新的进攻及保卫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坚决胜利的斗争”。同时，张云逸等还授予了在此次战役中表现突出的第十一、第十六团以“铁锤子团”的光荣称号，并分别颁发“铁锤子团”锦旗一面。
然而，大桥战役结束后仅一个多星期，李本一即率第一七一师第五一二团、第十游击纵队及保安第八团等部共4000余人，于11月27日分三路再次向路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大举进犯，以图报复。28日，顽军向驻守在滁县赫郎庙一带的第十三团发起猛攻，并对该团第三营形成四面围攻之势。为增援第三营，第十三团团长林英坚亲率三个连向赫郎庙北部的顽军阵地突击，打退了顽军。但林英坚在作战中不幸牺牲。
接到林英坚牺牲的报告，张云逸心里非常悲痛。林英坚是安徽金寨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参加过四次反“围剿”作战，后又参加了长征。全国抗战爆发后，他被派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工作。
1938年11月张云逸过江后，林英坚便一直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工作，先后担任过第四支队第七团、第五支队第十五团、第二师第十三团团长等职，是一名优秀的战斗指挥员。赫郎庙战斗结束后，第二师师部于1941年12月在吁胎县岗村为林英坚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张云逸还专门为林英坚写了悼词。他在悼词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伟大的，为党牺牲是最光荣的!”
赫郎庙战斗后，顽军虽再次侵占了路西中心区的定远藕塘集、得胜集和滁县太平集等地，但第二师路西部队遵照张云逸的指示，绕至顽军后方寻机给其以打击，最后迫使顽军不得不退出路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在周家岗、鸦窝集、广兴集一线与新四军形成对峙。这样，路西局面暂时稳定下来。1941年底，根据谭希林的建议，张云逸将在路西奋战了一年的第六旅调到路东休整补充，调第四旅到路西坚持斗争。
在路西进行反顽作战的同时.为对付日伪军对路东可能进行的“扫荡”，张云逸等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其一，实行机关精干化、军事化。即缩小各机关的规模，并将机关人员全都武装起来，以便随时应对各种情况。其二，确定分区驻扎和坚守的办法。即将路东根据地分为东、南、西、北区和中心区，将路东的党政军群各机关分驻各区，并规定各区地方武装要坚持各区，非至万不得已，不能离开本区。这样就避免了日伪军“扫荡”时，所有机关都挤在一处的不利局面。其三，改造地形。主要是对公路、桥梁、田沟、地沟等进行改造，使敌人无法顺利通过，以延缓其前进的速度，而根据地军民则可利用改造过的地形进行疏散转移、运动部队和袭击敌人。
为此，张云逸与罗炳辉、郑位三等于1941年3月专门发布命令，就改造地形的目的、方法、区域划分等作了明确说明。改造地形的决定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大力支持。其四，加强对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的训练。针对以往因侦察警戒不好或干部疏忽和警觉性不高而造成损失的教训，张云逸等要求各级干部平时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一定要把地形摸熟，对敌人进行不间断的侦察，在敌人进行“扫荡”时要有分工协作的精神，能够从容应对，以便发挥整体的力量。对民众的训练，主要是学习坚壁清野、对敌侦察、送情报以及被敌人捉住时如何脱身等。上述措施的制定和施行，在路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以后的反“扫荡”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自141年春季起，驻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的日伪军，为蚕食路东抗日根据地，扩大伪化区，不断增设据点，抢修公路。在判明敌人的企图后，张云逸决定集中第四旅第十二团、第五旅第十五团和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所属独立第四团等部，进行反蚕食作战，以巩固路东抗日根据地，并开展天仪扬地区的工作。从4月10日至15日，第二师各参战部队在罗炳辉的指挥下，相继袭击了仪征谢家集、金家集、刘家集等日伪军据点，并在十二里岔伏击了由仪征出援之敌，同时破坏了天长至芦龙镇的公路，歼灭日伪军270人左右。17日，第十二团在六合东北的金牛山击退了由扬州等地前来偷袭的700余日伪军，取得了反袭击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此战，共毙伤日伪军SUO余人，俘虏日军2人、伪军30余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这次反蚕食作战，沉重地打击了路东的敌人，极大地振奋了根据地的人民，增强了第二师指战员对敌作战的勇气与信心，也提高了该师在淮南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战后，张云逸等给第十二团发了嘉奖令，罗炳辉还代表张云逸、郑位三专门到该团进行了慰问。
当然，这次反蚕食作战的胜利.也极大地震动和刺激了日军。为报复新四军，5月下旬日军开始陆续向路东地区增兵，至30日仅来安、天长、六合、盱眙等地的敌人即达5000人以上。另外，滁县增加敌人2000多人，嘉山亦有敌增兵的消息。日军在集结兵力过程中，还占领了天长之石梁、来安之张山、吁胎之半塔集、六合之竹镇及滁县之兴隆集等地。根据情报，张云逸等判断，日军即将对路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以破坏麦收和抗日民主政权，消灭第二师主力。
为此，张云逸等立即制定了反“扫荡”的作战方针:在敌人开始“扫荡”时，用小部队以阻击、纠缠、夜袭、伏击等战法，阻滞敌人前进，消耗、疲惫和迷惑敌人，掩护根据地民众实行坚壁清野;主力集中于机动位置，选择有利地形，待机歼敌;各部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保存力量与争取胜利的原则下，独立自主地进行战斗。
根据这一作战方针，张云逸等决定以第四旅旅部指挥第十二团和独立第四团打击由天仪扬地区出犯之敌;以第十一团打击由来安、六合地区出犯之敌;以抗大第八分校及夭长、高邮、宝应地方武装活动于天高地区，监视敌人;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率地方武装及各机关活动于根据地中心区，协助群众进行破路、坚壁清野等工作;师部率第十团活动于吁胎县岗村、马坝之间，并将在淮宝地区活动的第五旅之第十四团调至岗村一带，准备打击由吁哈出犯之敌，并协同第十一团歼灭由来安向盱眙犯之敌。新四军军部对此次路东反“扫荡”作战也十分重视，5月31日和6月3日分别致电第二师，提出要求，强调只要主力军、地方军及人民武装三方面密切配合，就可以取得胜利。
自5月28日起，日军第十一师团纠集2000余兵力，在2000余伪军配合下，由来安、天长、吁胎等地分路出犯。由于根据地军民做了充分准备，第二师参战各部在来安之老油坊山、王邱、小谢营，天长之石梁，吁哈之车棚等地，先后作战20余次，歼灭日伪军500余人，迫使日伪军于6月上旬结束“扫荡”，返回原防。此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敌人，使日伪军再也不敢随意对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路东也由此获得了一年多的稳定发展时间。在指挥第二师保卫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张云逸还以大局为重，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派第五旅率第十四、第十五团配合新四军第三、第四师作战，发展淮宝和皖东北地区。
1941年春，新四军第四师在豫皖苏边地区反磨擦斗争失利后，撤至皖东北地区。6月8日，陈毅、刘少奇致电张云逸，要其派第五旅的两个团迅速进至洪泽湖以西的双沟(今江苏省测洪县双沟镇)、管镇(今江苏省肝胎县管镇镇)以北，测县、青阳以南地区，归第三师第九旅指挥，准备配合第九旅消灭深入津浦路以东的国民党顽军汤恩伯部，以确保皖东北地区。据此，张云逸令第五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率第十四、第十五团由淮宝地区西渡洪泽湖，进入泅县。随后，第十四、第十五团兵分两路继续西进，打击当地的日伪军和土顽武装，并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政权。经过一系列战斗，第五旅恢复了皖东北的泅(县)南、泅北地区，发展了洒(县)五(河)灵(璧)凤(阳)地区。
1941年7月，张云逸又派第四旅率第十、第十一团渡过淮河，进入淮阴、泗阳地区活动。后因淮南路西形势紧张，将第十一团调回淮南，留第十团在淮泗地区作战。8月23日，华中局决定，将第二师创建的淮宝抗日根据地交给第四师，划陇海铁路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津浦铁路(铜山、蚌埠、凤阳段)以东为淮北苏皖边区(简称淮北区，即淮北抗日根据地)，作为第四师活动地区，同时组织区党委及行政公署，后来又成立了淮北军区。
1941年，新四军第二师在张云逸等的指挥下，与日伪顽军及土匪武装共进行大小战斗500余次，缴获各种枪近3万支(挺)、子弹约6.5万发，俘虏日军12人、伪军1847人、顽军700余人，毙伤日军1462人、伪军1958人、顽军2313人，第二师自身伤亡了2351人。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轮番进攻下，淮南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财政经济亦发生困难，特别是路西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
1942年，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从总体上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仍处于日伪顽三面夹击之中。路东、路西日伪军据点共180余个，其中新增据点近30个。虽然日伪顽军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次数有所减少，但小规模的进攻仍然不断。为坚持路西。张云逸令第四旅与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所属第十八团(1941年底由第六旅转隶联防司令部)，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团(这四个独立团于1941年秋冬先后成立)等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寻机打击出扰之日伪军及翔民党顽军。
1942年1、2月间，日伪军集中2000余人对定(远)凤(阳)怀(远)地试进行“扫荡”。根据张云逸等的指示，第四旅.与路西地方武装在定风怀地区不断打击出犯之敌。第十二团击溃了由定远县城向天长集“扫荡”的3UU余日伪军，夺回耕牛30余头，交还给群众。第十八团伏击了向定远永康镇据点运输军用物资的日军运输队，俘虏日军6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并击溃了企图前来报复的日军一部，毙伤敌70余人。在第四旅的连续打击下，日伪军被迫结束“扫荡’'，返回原防。
之后，张云逸命令第四旅与路燕地方武装在继续打击日伪军出扰的同时，尽可能拔除某些敌、顽及土匪武装的据点，进一步改善路西的斗争局面。3月6日，第十八团在怀远拐集击溃伪军一部，歼其50余人。3月下旬，第十一团连续袭击了定远城西的十八里岗、西三十里店、杨家楼等敌人据点，歼灭日伪军200余人。4月上旬，第十团在路西独立第四团(1942年春成立)和独立第五团的配合下，一举攻克土能武装牛登峰部盘踞的定远祀岗据点，歼其200余人，仅牛登峰率三四人逃走。6月，第四旅一部袭击定远双庙子据点，全歼分伪军114余人。7月，第十团攻克土匪武装盘踞的定远谢家好据点，歼灭其300余人，活捉匪首谢黑头。独.立第三泌夜袭凤阳城，抢出大批布匹及其他物资。经过半年多的作战，第四旅和路西地方武装有力地打击了路西敌、顽及土匪武装的嚣张气焰。
1942年10月，国民党顽军又调集第一七一师、游击第十纵队和保安第六团等部共六个团的兵力，向路西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进攻。为加强对路西部队作战指挥的统一领导，张云逸等研究决定，由罗炳辉率师部部分人员到路西组织野战指挥所，指挥此次反顽作战。10月下旬至11月初，罗炳辉指挥第四旅第十、第十一团和第六旅第十八团，经过10天的反击作战，歼灭顽军1500余人，打退了顽军的进攻。12月，第二师又粉碎了3000多日伪军对路西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1942年，路东地区相对稳定。在此形势下，张云逸要求调至路东的第六旅在1942年上半年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补充，同时要求路东地方武装在继续打击小股出犯之敌的基础上，进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发展路东抗日根据地。据此，路东地方武装在淮南苏皖边区军区（1942年1月由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改称)的指挥下，自1942年春起向日伪据点发起主动进攻。2月，独立第四团配合来安独立营夜袭来安东南的相官集，摧毁碉堡S座，全歼据点内的伪军90余人。4月，该团又一举攻克六合重镇东沟，歼伪军100余人。
同年秋，独立第三、第四团向盘踞在六合新集的伪军发起进攻，俘伪军160余人，并收复该镇。在此期间，为配合新四军第一师在苏中进行的反“清乡”斗争，根据军部指示，张云逸指挥第六旅及路东地方武装于7月发起了天长一仪征一扬州公路破击战。各参战部队分别袭击了六合东沟，仪征十二场、新城、龙河集、大仪集等敌人据点，歼灭日伪军数百人，从而打乱了其进犯苏中的部署，对进一步巩固路东抗日根据地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进行反“扫荡”作战，到能够主动向敌人出击，进而拔除日伪军的据点，这说明敌我力童正在逐渐消长，第二师的战斗力正在逐步增强。在以军事手段打击来犯的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同时，张云逸还注重开展敌军工作及对顽军的统战工作。
为了加强对敌军工作，张云逸于1941年秋通过内线关系搞来一本南京伪军代号为教导旅的电台呼号和密码，交给师部电台第三台使用。该电台原来负责第二师师部与延安的中央台和新四军军部的战报台之间的联络工作，此后即根据张云逸的指示，兼负侦听、破译伪军电报的责任。由于有了伪军电台的呼号和密码，第二师不仅在获取日伪情报方面受益颇多，而且对开展敌军工作也带来诸多的便利条件。为了加强对敌军的工作，同年11月张云逸等根据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在第二师成立了情报处和日伪军工作委员会，并任命侯政为情报处处长，刘顺元为日伪军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2年1月，张云逸等根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之间发生的裂痕和矛盾，及时研究制定了《敌伪军及伪组织工作人员来归保护条例,9r 8该条例共七条，对于自愿到根据地来工作或生活的日伪军及敌占区人员的安置分别作了明确规定。为贯彻落实该条例，张云逸等第二师领导人与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及淮南苏皖边区军区主要领导人还于同月联合发出训令，指出:“查自日寇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不惜与全世界民主国家为敌后，为补其人力、物力、财力之不足，乃加重敌占区民众之经济剥削，及抽调伪军，搜捕壮丁，送往国外，充当炮灰，故各地伪军及伪组织工作人员均大起恐慌，纷纷来归本部(署)。为加强敌伪工作，使敌伪军加速瓦解起见，特制定敌伪军及伪组织工作人员来归保护条例。除分别通令及布告周知外，合将原条例散发，仰切实遵照执行，并广为宣传为要。”
该条例的颁布实行，对推动淮南抗日军民开展敌军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开展敌军工作时，张云逸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伪军的争取和瓦解工作，指出:“对伪军工作的基本方针为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扩大与巩固伪军”，“对已组成的伪军应采取加紧争取之方针”，为此可利用日军歧视、虐待伪军的各种事实，通过写信、寄贺年片、送小礼物等方式广泛进行瓦解伪军之宣传鼓动工作。
在张云逸的指导下，淮南抗日军民不仅与越来越多的伪军建立了联系，使之成为两面性的伪军，而且还争取了部分伪军主动前来投诚。
在反顽斗争中，张云逸既坚持自卫立场，又严格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一再呼吁桂系军队等停止向淮南津浦路西根据地的进攻，停止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为加强对桂系的统战工作，1941年5月，张云逸曾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央军委领导人，建议由中央电示在香港的负责同志，以他的名义请在香港活动的广西银行行长张少棠等与桂系关系密切的人物出面做李宗仁的工作。张少棠系李的亲信，与张云逸也有过交往。中央军委极为重视张云逸的建议，立即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出面做相应的联络工作。尽管此项工作最终收效不大，但张云逸通过此举再次向外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相忍为国、团结抗战的诚意。
此后，张云逸仍设法利用各种渠道和机会对桂系进行统战工作。在1941年和1942年两年中，桂系军队及安徽国民党地方武装虽然不断在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制造摩擦事件，但始终不敢把对路西的局部军事进攻发展成为对整个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全面进攻，这与张云逸在其中所做的各种工作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在淮南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张云逸等胜利地完成了新四军军部赋予的坚持路西、确保路东的任务，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配合友邻部队发展了皖东北及淮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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