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不知，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隶属及番号的确定，却是经历了一个充满斗争的曲折过程。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实行'北和南剿'方针，使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直到淞沪战起，蒋介石被迫抗战，急需调动兵力上前线。终于同意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建议，但坚持军官正职一线由国民党方面担任。周恩来以退为进，称赞这'是极好的楷模'，建议全国两党所有军队均按此办理。蒋介石才觉得上当，乃表示'军长由我们选派，其余军官由贵党决定人选。'经过一番争执，最后决定由一位无党派人士充任军长。8月，周恩来在上海偶遇阔别10年之久的叶挺，谈及由他'改编游击队'的设想，叶挺欣然应允。
叶挺系北伐名将，广州起义后流亡德国，后在澳门定居。抗日烽火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复燃起他重跨战马，挥刀杀敌，保卫祖国的赤诚心愿。于是，他告别妻儿，来到上海，寻机报国。接着，他去苏州，通过张治中与蒋介石接通电话，请缨出山。
蒋介石认为叶挺脱离中共已经10年，由他来改编中共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调虎离山，开赴抗日前线，自然得体，既可排除共产党的军长人选，又可抓住叶挺和这支新编部队。至于军队番号，蒋介石同意叶挺所提建议，继承铁军传统，沿用'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蒋介石唯恐时机稍纵即逝，急忙下令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名义，于9月28日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6日，蒋介石又电谕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闽赣边等地游击队由叶挺'编遣调用'。蒋介石这种单方面抢先公布军长人选的作法，是要使共产党陷入被动。叶剑英当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南方各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发出重要电报指示：'在一切问题解决而实行将内陆若干的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领导指挥及其作战，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
中央对叶挺的态度是：'叶挺须来延安，在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
从10月5日至18日，中共中央拟把部分游击队集中改编为一个军，并考虑让叶挺指挥。因为形势发展很快，已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正在南京与博古、叶剑英接洽，急待答复，叶挺表示'如延安不同意，仍可辞职'。
1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要他们摸清何应钦是否同意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不受国民党干涉，是否愿意到延安接洽一次。如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编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军是可以的。
21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复电：'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说叶挺过一两日即起程来延安。
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叶挺的到来，使党中央在新四军军长人选和部队隶属关系问题上，迅速作出决策。叶挺一到延安，就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见。毛泽东向叶挺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解释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明了共产党掌握人民军队领导权的必要性，还问及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叶挺深受感动，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说：'我认为暂不宜恢复党籍。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可以自由地与国民党官员交往，调解两党矛盾和为新四军向老蒋要军费。'
中共中央在党校举行了欢迎叶挺将军的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在延安的表现，使中共中央放了心，完全信任这位军长。
在叶挺离开延安前三天，毛泽东即把对新四军其他领导人员的安排意见电告博古：'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为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副军长、陈毅政治主任，周子昆参谋长。军暂驻武，南昌、福州设办事处。'
11月12日，叶挺由延安到了武汉，首次以新四军军长名义向新闻媒介发表谈话。接着去南京，为新四军编制问题见蒋介石。下旬返回汉口，在汉口大和街26号开始新四军的筹建工作。
南昌谈判后，项英先回大余县池江圩安排工作，然后取道南京、武汉、西安赴延安汇报工作。
1937年11月7日，项英抵达延安，党中央为项英专门召开欢迎会。党中央机关的一部分干部和抗日军政大学的一部分学员参加了欢迎会，张闻天、毛泽东和项英同坐在主席台上，叶挺也应邀上了主席台。
项英到延安接受将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任务后，在考虑编组原则等问题时，多次同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交谈，请他们为新四军配备一批干部，特别是有作战指挥和治军经验的团以上干部。他们均答应从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和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中物色一批干部派去。
中央给项英的干部，较早确定的名单有：红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张云逸，广东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曾在国民党革命军张发奎部任师参谋长，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任过红七军军长、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等职。此时正在广州，香港等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已与叶挺取得联系，可担任新四军的参谋长或支队长。
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周子昆，广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在红军中任过师长等职，可任新四军的副参谋长或参谋长，或支队长。
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冯达飞，广东人，1924年在黄埔军校一期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后担任过红军团、师、军领导职务，可在新四军主管培训干部的工作。
李一氓，四川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后在中央苏区工作，早年就与叶挺、项英相识，可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
项英对调这几位同志到新四军工作很满意。
12月14日下午，也就是南京失陷后的第二天下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等问题。
项英在会上作了报告，其要点是：南方各游击区的主要情况，红军和游击队当时的分布，红军和游击队对党中央的基本态度，'各游击队对中央及朱（德）毛（泽东）信仰很好'；改编的原则，'各游击区将来要求得发展，须留三分之一的武装，并尽可能多留些，不要绝对集中'。这个原则，显然是根据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意图提出来的；改编为新四军的初步意见；对加强党和军事工作领导方面的建议。
毛泽东称赞项英的报告很好，提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主要负责人和中革军委分会主席均由项英兼任。
此时，叶挺正就新四军的编组问题，在武汉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磋商，并多次致电毛泽东。
就在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这一天，毛泽东、项英联名复电叶挺：'新四军原则可照军何（按：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长江以南各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袭击。''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不要军何派人。'
这就对新四军的编组、部署和干部配备表明了基本态度，还特别强调新四军和干部配备，均由共产党方面负责，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从而为尔后在新四军部队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项英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在南昌建立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开始设在南昌民德路国民党省府前，月宫饭店二楼，门牌971号。12月中旬，迁至南昌书院街1号危家大屋内办公，由陈毅负责'总接洽处'的工作。
从湘赣边胜利返回后，陈毅来到南昌。他在南昌期间，总接洽处每日都要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有些人是从赣粤边、湘赣边、湘鄂赣边、闽浙赣边、闽赣边等游击根据地来的红军游击队代表；有些是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有些是从上海、南京、江浙等地撤退下来的党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些是前来询问亲人的烈士家属和红军战士家属。
来访者有的是为游击队的改编筹备各种军需物资，有的要求参加抗战，有的要求去陕北学习……一些群众团体和进步青年组织也前往找陈毅联系，要求指导他们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上海、南京、镇江、芜湖，还有北平、天津等沦陷区的一批批热烈要求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学生，纷纷涌集到南昌，找总接洽处联系开展救亡运动。
1937年12月的一个晚上，江苏丹阳和无锡青年救亡宣传队，在南昌工业专科学校举行一场抗日宣传晚会，当晚会快要结束时，报幕员向观众宣布：陈毅将军将要和观众见面。台上台下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陈毅在舞台上出现了。他穿着一件灰布棉大衣，戴着一顶士兵帽，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大家讲话：
'同志们，中国地方大，人口多，农村广阔，有自给自足的经济，有共产党的领导，只要能坚持长期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就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
青年朋友们，你们只有去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才有光明的前途。希望你们在抗战中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你们的业绩将光照千秋。'陈毅的讲话，使大家心明眼亮、受到很大的鼓舞。不少人立即报名参加了新四军。
新四军组编期间，在陈毅的具体指导下，江西的吉安、永新、大余、赣州、九江、宜春、崇义、修水、贵溪、都昌、铅山……以及邻省许多地方，先后成立了新四军办事处或联络处、通讯处、留守处等机构。
陈毅交给这些'处'的任务主要有三条：一是代表党和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政治协商，解决红军游击队集训改编的有关事项；二是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三是监督谈判协议的实施，制止不利于国共合作的言论和行动。
新四军总接洽处，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的总机构，对于推动中国抗日民主运动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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