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之后，搞方案的同志留在北京，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继续研究、修改方案，搞了10多天。后来一部分人员光行返回湖北，组织有关试验;一半人员留京，等候向总理汇报。但他太忙，实在安排不出时间，又委托先念同志两次l听取我们的汇报。由于指挥部内部意见不一，李副总理也不好马上敲定方案，便指示我们回去继续试验，尔后再行决定。
在京期间，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节前，钱正英同志曾问我是不是军区党委常委，因为按照中央的规定.大军区党委常委可以上天安门城楼，参加焰火晚会。得知这一情况，我很高兴，又能见到许多老首长了。
在天安门城楼，我看到了陈毅副总理。几年未见他消瘦多了。我很想立即向前打招呼、但看到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和他说话,只好再等一会儿。谁知没过多久，他就匆匆离去。原来他病情很重，提前回医院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是和陈老总见的最后一面,竟然连句话也没说上，真乃憾事。我多么希望再能看到他谈笑风生啊!
邓子恢同志也到天安门城楼上来了。多年不见，格外亲切。第二天.他和夫人陈兰同志请我到他家肚吃饭。闲聊中，邓老又谈到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坚持认为自己50年代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是对的。老领导的心情，我十分理解，内心也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但鉴于当时的形势，我怕他由此又引起新的麻烦，劝他不要急，多了解一点说。席间.邓老还对我讲：昨天毛主席曾问他，谭震林同志是不是叛徒，如不是，应该“解放”。邓老问我知道情况否。我说：你们都是老一辈的领导，比我更了解情况。据我所知，1938震林同志到南昌领取新四军第3支队的关防印信时，曾被国民党一个县政府拘禁了半天，说清楚身份后就放了。我认为他不是叛徒。后来听说，邓老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写信报告了毛个席。只是当时政治条件尚不成熟，震林同志两年以后才获“解放”。当时，子恢同志的处境并不好，但他还是那样地关心同志，令人十分敬佩
后来，子恢同志生病住院.因我在武汉工作，一直没机会来京探望。但作为老部下，盼望着他早日康复。19722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从广播中听到举行邓子恢同志追悼会的消点.才知道他已去世了。后来得知，“九一三”事件后，子恢同志的处境稍好一些，但生活待遇没有恢复，生病住院部是由夫人陈兰同志照顾一天，子恢同志起床，不慎摔倒，脑部受伤。周总理知道后，亲自干预，专们派了一个同志去照顾他，还在病房里増加了一块地毯，并批评说：为什么要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去照顾呢？但子恢同志终因伤过重，永远离开了我们。没能最后见到子恢同志一面，为我的良师益友送行，是我终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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