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896年(农历丙申年二月初九)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农家庭里。
我父亲叫贺士道，是个裁缝，农忙的时候务农，活多了就和别人换工。
他帮别人缝衣，别人帮我家插秧割禾。
全家都靠劳动维持生活。
我的乳名叫贺文常，学名叫贺平轩。
小时候，父亲好不容易把我送到私塾学堂去读书，但我对背书、给老师磕头作揖非常反感。
当时，我的家庭对我希望很大，一心指望我长大成人，能兴家立业。
以后，家里又给我取了个名字，叫贺振家。
所以，从我开始懂事时，只知道将来怎么样养活家庭。
小时候，有钱的人和狗腿子们，欺人太甚，穷人没有好日子过。
有一次，跟小伙伴玩的时候，我问一个小伙伴：
“你长大了做什么?”
他说，他长大了想当保长。
我一听就生气了，他刚说完，我就前去打了他一个耳光，打得他哇啦直叫。
他问我：
“那你长大了干什么嘛?”
我说：
“我长大了，专打保长。因为保长一进村，就催粮逼债，欺侮穷人。”
洪家关附近的刘家坪，有个姓刘的，家里有钱，总瞧不起我，尽说些挖苦我的话，甚至找机会打我。
有一次，他趁我没有注意，一下子把我推倒在地上后跑了。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他是个大人，他的个子比我高多了，我打不过他，但我很不服气，想要报仇。
没想到过了几天，我在一棵树上玩，刘某见了我，也爬上树，想在树上整我。
我知道他不怀好意，就赶快从树上溜到树底下。
这时刘某吊在树叉上。
我那个时候的个头，站在地上恰好能抓住他两只脚。
一气之下，我用刀砍下了他的脚趾头，总算解了恨。
但这么一来，我闯出祸了。
一时闹得满城风雨。
我父亲胆小怕事，给别人说了很多好话，替我出来承担责任。
我母亲姓王，是个很贤慧的人。
她总是怕我出乱子，经常拉着我的手，苦口婆心地讲道理。
但是即使我闯了祸，母亲对我不打也不骂。
尽管她的道理，讲得并不完全对，可是我在她面前，是从来不顶嘴的。
我很尊敬她。
我祖母姓罗，也特别喜欢我。
我不读书了，就在家里劳动。
13岁会种田。
那时候，家里生活不好，我再怎么劳动，还是不能振家。
家境贫寒呀!
这时我就想，要是能赚几个钱，养家活口多好。
于是，我就跟许家桥的王家茂二老，一块来往四川、湖北、贵州等地，运过盐巴，贩过骡马，做过药材生意，赚了些钱交给父亲。
可是做这个生意也确实太苦太累了，白天走路，夜间还要看马、喂马，在野外睡觉。
搞了一段时间，我就不想干了。
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由于自己一向好打抱不平，仗义疏财，虽然年纪很轻，但在地方上已经有点威信了。
1913年春，在湖北恩施，有个叫唐伯义(当地哥老会首领)的人，给我讲桃园三结义，并介绍我加入“汉流”——一个哥老会组织（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之一。称首领为大哥或大爷，互称袍哥。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会众多属手工业工人、破产农民、退伍军人和游民，也有地主掺杂其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会众相继参加农民起义和反洋教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有些会众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多次参加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此后，往往为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
那个时候，哥老会提出的口号，就是“打倒贪官污吏”!
第二年11月间，桑植县高等小学一个叫陈图南（桑植人，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时任中华革命党川黔湘鄂联络使）的教员向我宣传中国的形势说，袁世凯如何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压迫人民，孙中山如何如何好。
他还向我宣传中华革命党如何反对北洋军阀、改造政治制度，以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等。
当时，我在思想上非常赞成这些主张。
于是我就下决心参加了中华革命党，记得还盖了手印。
从这时候开始，我就改变了过去什么兴家立业的思想，我劝父亲把多余的土地，让给贫苦的农民耕种。
我也把名字贺振家改为贺云卿(有时写贺云青)。
一次，我从慈利回桑植见到陈图南，他叫我到石门和沅陵去运动军队，并要我先到沅陵看看，找些熟人，看看那里部队的情况。
当时，本县有个叫马玉堂的，他买了十几只羊到桃源去卖。
我随马玉堂一起到了桃源，为防不测，我和马玉堂商量好，要马玉堂在卖羊的收条上写我的名字。
他答应了。
卖了羊，他就回到桑植，我就到了沅陵，住在远房叔叔贺士寿家里。
不久，我就来到沅陵离叔叔家有30里路远的一个军队驻地。
在那里，我先找了一个姓郑的熟人。
这个人过去驻过桑植县，是哥老会的人，我向他打听沅陵驻军的情况。
打听清楚后，我又回到沅陵叔叔家里。
以后我又在一个饭铺里住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沅陵。
那天我走到沅陵与大庸两县交界的地方，碰到十几个土匪，这帮家伙抢了我的钱和包袱。
他们讲，捉到了“一只肥羊”!
那时天已经黑了。
第二天天亮，警备队来打土匪，把土匪和我抓到了沅陵，关押到监狱里，关我的地方叫丁房。
四五天后过堂，我把被土匪抓到的情况都讲了，并申明，我是卖羊的，在他们的册子上也写着，抓到一只活羊，拿了我几十吊钱。
审问以后，他们半信半疑，又把我送回丁房。
不久，我父亲听到我被抓的消息，赶来了。
我叫父亲想办法证明我的身份。
后来，父亲找来堂兄贺寿文。
贺寿文是常德第二师范毕业的，有好几个同学在沅陵教育界工作。
这几个同学都愿意保我，他们向县长证明我是好人。
这样，我就被放了出来。
一共关了一个月零四天。
从这以后，我就一直想搞枪，组织队伍。
我想，要打倒土豪劣绅，让穷人翻身，就必须手上有枪!
1915年蔡锷起义之后，我刚20岁。
在泥沙搞湘西暴动，杀掉警备队长，搞到80条枪，号召万余民军，两次攻打石门。
失败后回到桑植，这时已到1916年，湘西的农民都起来了，反对本地的军阀统治，我和谷吉廷，还有陈图南，领导桑植农民起义，先后提了盐局和沈典三分团的枪，在县城杀了大劣绅朱海珊。
到这年二三月间，我们又组织桑植、大庸、永顺、龙山四县农民暴动。
那个时候，只要一号召，成千上万的农民很容易被发动起来。
我们曾经占领过永顺、龙山、桑植三县，当时缴获的各种枪支也很多。
农民起来后，怎么搞?
没有章法。
大庸县民军领袖罗剑仇，便亲自去贵州联络，没有多久，我又带30多人和十几条枪，到永顺接罗剑仇。
他在铜仁会到了黔军，被委任为护国军左翼独立司令，我当了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然后我们一起回到了大庸。
这时候，澧州镇守使王子彬派兵来打我们。
罗剑仇带领部队到了常德，原来的军队已经被湖南督军谭延闿收编了，罗剑仇由常德到了长沙。
我本人因外出侦察情况，与部队失去联系。
后来我也到了长沙。
这个时候，我改名叫贺龙。
1917年中华革命党人提出“攻谭(督军谭延闿)杀赵(湘军师长赵恒惕)灭梅(长沙警备司令梅子根)”的口号。
党人在林修梅（1880—1921，字浴凡，湖南安福(今临澧)人。1906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旋入同盟会。1908年底，回国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在长沙湘军都督府任事。曾参加讨袁斗争，事败后逃往日本。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回国组织护国军，任参谋长。1917年组织护法军，多次受孙中山嘉奖。1920年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同年年底被聘为军政府顾问，后被委任为陆军中将、总统府代理参谋长和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10月15日在广州病逝）家里开会之后，廖湘芸（1887—1935，湖南安化人。早年在清军服役，后加入文学社。1911年武昌起义时，参加进攻湖广总督督署的战斗。后任民军管带。加入同盟会，曾参加二次革命。1914年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后，回湖南从事反袁活动。1917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湖南游击司令。1925年任虎门要塞司令。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师长。1932年任军事参议院参议。1935年在广州病逝）找我，叫我担任搞督军署的任务，用手榴弹炸掉督军谭延闿的住地。
因消息走漏，我被捕了。
被捕后押在警备队里，党人跟谭延闿谈判一个星期，将“攻谭”改为“拉谭”，于是谭延闿将我释放了，还送了党人一部分钱。
我记得，释放的那天，好多党人在门口接呀!
这时候，我听说谭延闿已经派人到北洋政府找段祺瑞，告湘军二师师长陈复初的状。
北洋政府派傅良佐任湖南督军后，引起了党人的反对。
党人想利用谭延闿与陈复初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打击陈复初。
这样，暂时缓和了“攻谭杀赵灭梅”的活动。
廖湘芸叫我经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江苏宝山人。1896年与熊希龄结婚。1920年与夫在北京创办妇孺救济会，设办事处与难民收容所于石驸马大街本宅。1923年与夫在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董事长。1931年逝世。其夫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光绪年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旋返湖南，助陈宝箴、黄遵宪力行新政。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任湖南时务学堂提调，延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曾力斥王先谦、叶德辉等对新学的毁谤。戊戌政变时被革职，禁锢于家。1905年得端方援引，充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参赞，又调任奉天盐运使。武昌起义后到上海，与立宪派张謇等拥护袁世凯窃国，任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1913年与梁启超、张謇等组阁，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号称“名流内阁”，支持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次年签署解散国会令，乃去职。1928年任蒋介石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和他家里的人，到指定的地点拜访傅良佐派来的秘书长和副官长，准备杀掉他们。
结果，这两个人都没有去。
这时候我想到，搞暗杀不解决问题，还是要自己拉队伍干!
从这以后，我约罗剑仇一同离开长沙，到了洪江。
9月，罗剑仇告诉我，原决定林修梅在湘南起义，周资生、张溶川在湘西起义。
我和罗剑仇都想利用他们的名义搞工作，周资生委任罗剑仇任支队长。
我们从洪江返回辰溪，罗剑仇留在辰溪，我就到了沅陵。
1917年10月底，我到了永顺、大庸一带，改变了张溶川与民军的对抗形势，我又重新掌握了原来民军的武装力量。
我把部队集中到沅陵，名义上我是护法军游击司令。
在沅陵，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林修梅派来的代表、护法军湘西左翼司令罗福龙。
因为罗福龙没有队伍，我在大庸、永顺找了200多人，交给了罗福龙。
张溶川起义后，罗福龙也有了发展，但队伍只有二三百人，几十条枪。
我跟罗福龙去了常德后，又被张溶川押起来了，关了7天。
这时候，我们的队伍开到了南县、华容、安乡一带，我和部队失去了联系，罗福龙也走了。
我觉得组织队伍，困难确实很多，但思想上，我是很不服气的。
我父亲怕担风险，叫我回家别干了。
我没有答应，还是决心继续搞枪。
于是，我和刘汉元、谷膏如、谷顺如几个桑植人商量决定：
刘汉元、谷顺如回桑植取原来保存的两支枪；
谷膏如到慈利运动军队，准备重新组织武装。
谷膏如进城买枪被捕了，我与他失掉了联系，就在凉水井这个地方又准备自己搞枪。
一天，我见远方跑来一个青年小伙子，急忙拦住问他：
“你从什么地方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得这么急促?”
这个青年人对我没有回避，他说：
“我从家乡(大庸)跑出来。因为打了官府的人，我族公叫我投奔贺龙!”
我问：“你族公是哪个呀?”
这青年回答：“他叫吴佩卿，我叫吴玉霖!”
我一听，“吴佩卿”!这不是哥老会的人么?
我就对吴玉霖说：“我就是贺龙!”
吴玉霖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惊喜地拱手作揖。
我问他：“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吴玉霖说：“我要杀富济贫!”
说着，他把衣襟解开，只见腰中插有两把菜刀。
这时候，正好一个县太爷的轿子路过，后边有警备队护道。
我和吴玉霖各持一把菜刀，杀了警备队随后的两个士兵，缴了两支枪（这是贺龙第二次拿起菜刀作武器砍向敌人）。
得到这两支枪，我们跑到石门，把枪寄放在石门南乡哥老会的陈跃武家里。
我又托人在常德买了一支套筒枪，邀集了18个人，然后带着这三支枪涉过澧水。
在冷水界，碰上了游击司令王子才。
他有30多人，20多支枪。
王子才送我一支枪，叫我当营长，队伍开到石首援鄂。
我带着这支队伍，开到澧县管辖的一个市镇，又缴了警备队四支枪。
同时，又从两个盐商和商会得到1000吊钱。
以后又在唐家岭缴了一支马枪，还收了张溶川部队败兵的7支枪。
我在冷水界帮助农民打抱不平，缴了地主3支枪。
张溶川的败兵又来了，我又收了他9支枪。
这样以来，我有了40来人，30多条枪。
以后，我在松滋、公安、石门、澧县、安乡、桃源、常德一带组织武装，很快发展到百把人，几十条枪。
1918年春，我带着四人四枪，进石门去见林德轩（1877—1928，湖南石门县人。毕业于湖南弁目学堂(后称湖南讲武堂)，曾任清新军标统。他身在清营，目睹清廷丧权辱国，官场腐败，萌发反清思想，为同盟会首批会员。1913年春辞职回湘。后因反对袁世凯被通缉，亡命日本。1915年，孙中山委任他为中华革命军湖南司令长官、湖南讨赋军总司令。1916年后历任湖南清乡督办、湖南省卫戍总司令、湖南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靖国联军湖南第五军总司令等，与北军对峙长达两年。1922年以后在长沙、澧县、临澧、石门、慈利等地创办小学47所及女子工厂、职业学校、贫民工艺厂，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和公益企业，成效较大。1926年1月当选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28年5月19日病逝。1928年5月29日，被国民政府委员会追任为陆军上将），他先委任我为护国军独立营长。
我听林德轩说，张溶川败北了，准备去澧州。
我知道这个消息后，派兵在路上缴了张溶川的20支枪，还缴了汤某18支枪。
这时候，我三姐夫谷青云把桑植原来保存的两支枪送来了，还带了十几个人。
我的队伍驻扎在桃源县黄市，又买了十几支枪，队伍又增加了几十人。
这时候，林德轩任命我为第一梯团第一营营长，并随他进驻桑植县。
马吉祥是林德轩的一个团长，他的部队纪律非常坏，在地方上民愤很大。
当时，我奉命打杀了马吉祥，收了十几条枪。
1919年，我任十三区的团长，这个谷膏如本来是与我一块到慈利去搞枪的，他被捕了，失掉了联系。
他被放出来以后，因为没有担任队伍的什么职务，便对我怀恨在心，指使“神兵”烧了我家的房子，并把我父亲和弟弟杀了。
后来林德轩的部队突然改编为靖国军第五军，他本人离开了桑植。
林德轩走后，我的部队就归澧州镇守使王子彬管辖。
以后，王子彬被打死了，他的儿子王育寅掌了兵权，但实际上他什么都不管。
王育寅命令我们的部队去打慈利，在慈利我对王育寅非常不满，这个时候，大家就出主意，主张把林修梅请来。
林修梅一来，大家都提议他当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我就当了第三梯团的团长。
林修梅主张集中精力搞赵恒惕，他不主张到处乱打，树敌太多。
我同意林修梅这个主张，但是王育寅他不主张继续打常德，林修梅和我都不愿意与王育寅合作了。
当时商量，我送林修梅先走。
他走了以后，我的部队到了鹤峰、桑植交界的一个小村子。
这时候，又同湘西巡防军陈渠珍的部队张子青打了一仗，我们的部队又回到桑植县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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