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1927年6月2日11点，一代文学宗师王国维先生，自沉颐和园的昆明湖。作为民国时期，泰山北斗级文学大家，他选择用如此“安静平淡”的方式结束此生。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一丝绝生的迹象，他留给后人的只有上面简短的数句遗言。
虽然文学大师往往性格古怪，行事风格让人难以捉摸，类似王国维采取极端方式的文人不在少数，比如诗人海子、文艺家傅雷等等，他们都能将此生的遭遇的“不公”和内心的苦闷交代得一清二楚，只有王国维只能用“事发突然”来形容。
清晨，王国维照常来学校教书。一切事务安排妥当后，王国维向同事侯厚培借钱坐车来到颐和园。独自坐在湖边抽完一根烟，便纵身一跃自沉湖底。他的突然离去，不仅是近代文坛的巨大损失，更给后人留下无尽的猜测。
王国维生于1877年，此时正是光绪三年。王氏家族是杭州海宁的书香望族，王国维在良好的家学渊源和浓厚的海宁文风熏陶下，自幼对文学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经过父亲王乃誉的悉心指导，少年王国维便已经展露出文学大师的头角。多次科举不第后，王国维选择留学东洋，学习更加深层次的现代文学和西方哲学，为他后来研究近代文艺美学奠定良好的基础。
若不是1923年溥仪皇帝要选拔一批海内硕学之士充任南书房行走，或许王国维能够以文学家的身份终老一生。以往清朝的惯例，南书房任职的人必须是进士起步。由于溥仪太欣赏王国维的才华，便决定破格任用仅是秀才身份的王国维。
很多人据此推测，王国维有着浓厚的文人情怀。他作为受过新学熏陶过的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接受代表封建过去的溥仪的应召，说明他的内心中始终没有放下传统的那套观念。上任“南书房行走”不到一年，突然冒出冯玉祥将溥仪赶走。王国维深感封建君臣礼节受到挑战，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溥仪受到侮辱，为了回报溥仪和自己捍卫的封建礼仪，王国维选择自沉湖底。
鲁迅先生曾专门写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梁启超先生也曾将王国维比作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由此可见，王国维或许真的有遗老的情节。况且，古往今来甘愿为前朝殉葬的人大有人在。
再看他的遗书中提到“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说世道有变，他所指的世道，应该是1924年冯玉祥的出现，溥仪时代的结束。除此以外，再也没有能够对号入座的历史事件。
清末民初的文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兼具东西方文化于一身。陈寅恪、季羡林、梁启超、鲁迅等等，似乎能够留名青史的人都有过留洋的经历，王国维也不例外。作为至交好友陈寅恪曾评价他说：
凡一种文化
陈寅恪觉得王国维虽然精通新学，但骨子里仍然是传统的国学知识分子。整个清末民初，人人都在将新文学创作，传统的国学成为冷门，逐渐地走向衰败，受到旧文化熏陶的王国维必然会内心痛苦。像他这样的文人能够以包容的心态接纳新文学，但难以承受新文学取代传统国学的现状。所经之处，大家都在谈论新文学，使得王国维知己难寻，内心也越发孤独，久而久之便带着最后的文人傲骨走完一生。
民国知名报人高拜师提到王国维时，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王国维一直生活在“大变数”中，少年时遇到“甲午”，青年时目睹“戊戌”与“庚子”，他内心中那股忧国忧民的文人情怀，促使他逐渐养成悲悯忧郁的性格，总感觉人生痛苦多于欢乐。所以，他曾说“避乱
这种推测不是没有道理。1898年到1906年大约八年的时间内，王国维先后东渡留学和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此间他醉情于西方哲学，主要研究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叔本华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哲学家，他们家族有着遗传的精神病史，尼采更不用多说，最终以精神崩溃的方式走完一生。很多人认为，王国维深受两位哲学家的影响，产生厌世的悲观态度，才会促使他产生投湖的倾向。
大家最熟悉王国维的作品莫过《人间词话》一书。王国维写完《人间词话》时，他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为什么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写得好。
因为他首次将“境界”引入诗词品读。“境界”原本是佛家的专属名词，是指通过人的感知力和精神修为去感受外界。同样一件事物，你通过精神意念感受到哪些深层次的东西，往往由个人的修行所决定。王国维独辟蹊径，在《人间词话》写道“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分别是：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告诉人要立意高远，要有人生的远大追求；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告诉人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为了做学问，即便是自身消瘦也都无所谓；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只要下足功夫，经过一番努力，必然会学有所成，有所收获。
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曾评价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至于此书写得好坏优劣，还是自己读过更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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