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中世纪是智力停滞、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这是被现代学术界完全否定的神话，如果没有中世纪学者的贡献，伽利略、牛顿、科学革命都不会出现。
很多关于中世纪的说法并非事实，比如，中世纪的人并不认为地球是平的，而哥伦布也没有“证明”它是一个球体；
宗教法庭并未因任何人的科学思想或发现而将其烧死，事实上教会是科学研究的主要赞助者，甚至若干位教皇以对科学的了解而闻名；
哥白尼不惧迫害；教皇也没有试图禁止人体解剖；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著名审判是关于政治，而非关于科学。
中世纪是个在智识上高歌猛进的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促成了科学进步，带来的成就远超古典世界，在技术上也取得了很多成果。
欧洲人独立发明了眼镜、机械钟、风车和高炉，工匠和科学家将东方传来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改进到了超越其发明者想象的水平。
透镜与相机，以及几乎所有类型的机器以及工业革命本身，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被遗忘的发明家。
本书集中描述一段跨越六个世纪的史诗之旅，回顾了让·布里丹、尼科尔·奥雷姆、托马斯·布拉德沃丁等被忽视的天才们的发现，并将罗吉尔·培根、奥卡姆的威廉、托马斯·阿奎那等更为人熟知的人物的贡献带入历史语境。
中世纪是一个不乏发明和创新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与所谓“黑暗”中世纪的关系，比我们所知的更有渊源。
《科学的起源》这本书的作者是詹姆斯·汉南（James Hannam）。
本文共计1057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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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起源
在今天，科学，几乎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能够维持、发展的最基础动力，也是人类创新精神和想象力最为活跃的领域。
不仅如此，科学这个词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张，它已经不仅仅是指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逻辑和掌握的知识信息，更变成了一个褒义形容词。
如果我们说，某个东西很科学，意思就是，这套解决方案，或者解释理论，是有效、符合客观现实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对人类生存进步起到巨大效用的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一种常见的观念是，在17到18世纪，有一批勇敢的科学家，他们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研究工作，洞察自然世界的奥秘，另一方面则挺身而出，对大众进行启蒙，和所谓的宗教、封建顽固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确立了科学的重要地位。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汉南在本书一开头，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
生活在17到18世纪的著名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有一句名言“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那么这个巨人指的是谁呢？
由于这句话的出处，是牛顿写给朋友的一封信，而信中还提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数学家笛卡尔，所以很多人都认为，牛顿这句名言，是在向包括笛卡尔在内的前辈科学家致敬。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句名言的原创作者，并不是牛顿，而是一位12世纪的法国神学家与哲学家，叫伯纳德。
也就是说，在牛顿心里，自己之所以在物理、数学领域能有所成就，这位看似与科学毫不相干的伯纳德，可是起了不可或缺的指引或者启迪作用。
本书作者汉南在序言中就说，这个小小的故事，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什么真相呢？
那就是，被后人普遍认为黑暗、落后、愚昧的中世纪，却是培育现代科学，让科学从萌芽生长为参天大树的土壤。
这个观点听上去非常之令人震惊，和我们认知里的常识几乎是南辕北辙的。
在我们的心目中，一提到中世纪，首先在脑海里浮现的都是一些负面概念，什么保守、迷信、落后、黑暗、野蛮和贫困等等；
不仅如此，我们还会想到一个熟悉的故事，那就是，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利用信仰和手中的权力这两样武器，压制科学研究，对科学家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比如伽利略、布鲁诺和哥白尼等等。
汉南说，这些观点和历史故事，很多是后来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为了证明人类发展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必要性，而夸大，甚至杜撰的。
在今天，随着对科学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发现，中世纪是一个在各类技术和文化等领域产生了大量发现成果的年代，并且为现代科学的最终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构成现代科学研究的各种要素，比如怀疑精神、实验方法、推理与论证的逻辑，实际都诞生于中世纪。
另外，教会对科学研究的态度也比我们想象中宽松得多，几乎所有的中世纪的早期科学家都是基督教徒，教会也始终在对各个领域的科学探索进行鼓励和赞助：
比如，现代学术科研活动的核心单位，大学，就是在这个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在教会的支持许可下诞生的。
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还会了解到，科学的诞生，首先是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诞生。
说白了就是，先有了一种被称为“科学哲学”的底层逻辑，然后才有各种观测、实验的技术手段。这和很多人心目中的常识，是截然相反的。
接下来分三部分，介绍本书的大致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中世纪在经历了早期的黑暗停滞之后，诞生了哪些革命性的技术发明，尤其是农业生产领域。
这些技术如何促进了欧洲经济社会的逐渐复苏和繁荣，为科学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第二部分中，我再结合作者汉南的叙述和其他相关研究著作，为大家讲一下，大学，这个科研学术交流活动的中心，是如何在中世纪诞生的；
随后，我们再通过两位早期科学先驱者，神学家阿奎那和早期科学家培根，看看他们是如何奠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底层逻辑的。
最后，我们再来通过哥白尼、伽利略等中世纪天文学家的研究和经历，来感知下萌芽状态的科学，面对研究手段简陋、宗教势力管理干涉等不利条件，如何艰辛地发展成长。
中世纪革命性技术发明
在本书一开始，作者汉南就提到了几项欧洲“中世纪农业革命”中涌现的农耕技术发明， 这些发明极大地提高了欧洲的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粮食产量，为欧洲随后的人口增长，经济繁荣和科学文化跃进奠定了基础。
这些发明之所以被今天的我们忽视，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发明家都是籍籍无名的工匠，并未在历史记载中留下名字。
首先登场的，是一种需要好几头大型牲畜才能拉动的重犁。
在此之前，欧洲农民用的，都是来自罗马时代的轻型犁。
这种轻型犁用人力或者一头牲畜就能拉动，但缺点是只能松动农田耕地的表面浅层土壤，无力触达更深的、位于农作物根系生长层的土壤，这样一来，土壤的肥力得不到最好的利用，农作物的根系也不能得到充分伸展。
而这种新型重犁，同时装备了能够深度切入土壤的金属犁刀，能够有效松动土壤的犁铧和犁板。
重犁不仅极大提升了耕作效率，还能有效增加土地含水量，把田地中的杂草切碎翻进土里变成农作物生产急需的肥料，然后还能在翻耕田地的同时开出畦沟（翻耕垄沟），从而解决了春季潮湿土地排水的问题，可以说一举多得。
同时，由于这种重犁造价昂贵，需要很多头牛马这样的大型牲畜才能拉动，所以当时的欧洲中世纪农民必须集资购买共用，并在日后演化成了商业投资里的股份制。
其次，为了让牲畜适应重犁，充分发挥它们的力量，两种新兴的牲畜挽具在中世纪的欧洲被发明出来。
第一是带有垫肩的马轭，它被安放在马的肩部，能够让拉动农具或者车辆的马匹呼吸血流顺畅。
第二种是横木，可以让多匹牲畜并排串联在一起，合力工作。
另外，一种能够让土地有效恢复肥力，合理休耕的“三圃轮休制”也在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
它的工作原理是，把一块田地分成三份，第一份种植粮食，第二份轮休，不种植农作物，而是拿来当做大型牲畜的草场，通过吸收牲畜粪便中的营养恢复肥力。
而第三份呢，种植豆类，让农民日常膳食多样化，同时豆类作物还能吸收空气中的氮气，再输入扎根的土地，也等于改善了土壤环境，提升了土地肥力。
这几项技术发明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公元八世纪后，欧洲气候变暖，导致欧洲农业耕地面积大涨，粮食产量骤然上升，人口持续增长。在公元七到十四世纪这七百年中，全欧洲的人口涨了三倍，从不到2000万变成了7500万，远超罗马帝国鼎盛时期。
正是这种繁荣和增长，能够让人类有足够的资源和动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力，用到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领域。
同时，例如钟表、透镜、计算尺等技术的发明，也变成了早期科学家精确测量观察自然的得力工具，帮助他们利用实证手段，验证修改自己提出的科学假说。
大学的诞生
欧洲中世纪这一波繁荣和发展，带动了对于知识和技术的渴求。
很多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学术知识文献，从故纸堆中被翻了出来，被学者们开始翻译成欧洲精英阶级的通用语言：拉丁文。
同时，十字军东征，推动了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许多阿拉伯世界保存的古希腊罗马经典，和阿拉伯人自己撰写的科学著作，也通过翻译，来到了欧洲。
面对这一批新鲜陌生，而又博大精深的科学文化经典，无论是教会，还是知识分子，在欣喜之余，都感到了一种挑战与危机感，如何把它们加以运用，同时协调这些知识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巩固自己的统治，是一件繁重而迫切的任务。
随着这场“翻译热”的扩张，无论是欧洲王室贵族、教会，还是做买卖的资产阶级，对于各类学科人才的需求，都是水涨船高，这就催生了一场高等教育的改革，大学也就随之诞生了。
我们都知道，直到今天，大学都是培养知识人才，进行科研和学术活动的核心场所，所以大学的诞生，对于科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无疑是不可替代的。
当然，在欧洲中世纪之前，也有类似的高等教育机构存在，叫学院；
但是，它们的规模都比较小，经费不是来自王室的捐赠，就是靠学院创始人收学费来维持，非常不稳定。
最经典的一所学校，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近郊，一个叫阿加德米的地方，开办的柏拉图学院 。
顺便说一句，阿加德米（Academy）这个词，一直被沿用到今天，今天我们综合类大学里的各个学科学院，在英文里，就叫阿加德米（Academy）。
当然了，到了中世纪，这样由一个知名学者挑头，组织的小型教育机构，已经无法满足整个社会对于各类人才的需求了。
教会需要更多识字、懂神学的神父，国王和贵族的宫廷里需要更多懂法律、懂行政管理的官员，商人身边需要更多能写会算的经理人和会计。
同时，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整个欧洲都需要更多的医生，诸如此类。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规模就必须要扩大，教师和学生的数量肯定要扩充，开设的课程也要增加，资金来源必须稳定。实际上，大学的诞生，不仅是当时欧洲封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需求，也是它们之间相互斗争博弈的产物。
说白了就是，要建立一所大学，它的土地和建筑，一般由城市政府捐助支持，从四面八方前来任教的学者或者神父，以及前来求学的学生，则各自组成了高度自治，类似封建行会一样的派系团体；
最后，大学开张，则还需要罗马教皇的一纸同意书，如同今天社交媒体的加V认证一样：
意思就是，教会和教皇通过审慎的考虑和审核，同意在某城市开设这样一所高等学府，并且确定，它传授的知识，是健康有益，不违反神学教义和道德的。
当时的大学不仅是学术研究和教育机关，也是按照封建契约建立起来的自治团体，大学的英文名字“university”的本意，就是“联合体”或者“行会”。
著名科学史专家吴国盛在《什么是科学》这本书里告诉我们说， 中世纪欧洲大学拥有的特权非常多，比如免税，不受地方城市法院的指控，城市当局也不能随意给大学涨房租，教会要给大学老师一笔相当于神父教士的工资，大学里的教师聘用，完全由大学自主决定等等。
同时，大学教师和学生之间也有契约，比如教师要接受学生的评估，考察授课水平和敬业精神，而学生也有按时支付学费的义务，诸如此类。
这种相对独立 的地位，对推进科研与学术的自由开展，必不可少。
欧洲最早一批成立的大学，比如1088年成立的博洛尼亚大学、1257年成立的巴黎大学，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在最初的大学里，最重要的学院，当然是神学院，因为基督教信仰，几乎决定了中世纪欧洲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教会本身，也拥有超越世俗政权的权威；
所以，不断培养优秀的，通晓神学的神职人员，是兴办大学的重要目的。
在神学院之下，依次是法学院、医学院，以及包括自然与人文科学的艺学院 等分支学院。
大学讲课的方式，也延续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特征，和咱们古代中国的教育不一样：一半，是教师单方面传授知识的讲座，另一半，则是独特的辩论：
具体程序就是，辩论由德高望重的某大师主持，他首先提出一个论题，然后出席的学生和老师参与辩论，最终由主持判定哪一方获胜：
这种独特的模式，既训练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又让学生通过辩护和陈述，记住了相关的知识点，还能通过批判和质疑，开启学术创新。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在中世纪神学地位不可动摇，一统天下的状况下，科学的批判和质疑精神是怎么萌芽的呢？
当时，在神学之外，这些试图研究自然世界真相和规律的学科，叫“自然哲学”，科学这个词甚至还没有诞生，当时的科学家先驱，都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在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思辨和方法论。
作者汉南就说了，无论是基督教神学，还是科学研究的指导精神和底层逻辑里，都有一些相通之处，所以很多早期的科学家、思想家先驱，都是立足两者的共同性，在不明显违背基督教神学主旨精神的前提下，小心翼翼地试图解释人类社会和自然宇宙的规律。
由于这类问题比较抽象和晦涩，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书中的例子。
在13世纪中叶，有一位神学家兼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他出生在意大利，先后在那不勒斯和巴黎大学深造，被天主教会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
但是，阿奎那和其他很多教会内部的学者一样，沉迷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科学与哲学研究成果。
他们都认为，古希腊罗马先贤那种讲究证据链条，环环相扣的逻辑推理，可以让神学更为精密，逻辑自洽，而且还能和天主教 的教义相融互补。
比如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科学精神的鼻祖之一，他就认为世界是永恒的，而且有一套运行的客观规律 ，所谓万事自有因果相连，没有一个类似基督教里上帝这样的最初创造者。
当然，这一套理论肯定是教会不能容忍的，但是阿奎那就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其实也能和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并行不悖。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特别讨巧的点：你亚里士多德不是说万事自有因果相连吗，那倒腾到根上，肯定得有一个原初的推动力，让世界的万事万物“动起来”，发生因果联系。
作者汉南就打了个比方，说这就好比，一条热闹大马路上发生了一起连环追尾事故，无数辆汽车如同一条长龙，撞在一起，动弹不得；
但是交警来了之后，却能够判断出，必然是有一辆车的司机违背了交通规则，要么速度过快，要么突然急刹车，导致自己和前后车相撞，引发了连环追尾。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这辆负有事故最大责任的车辆，就叫“第一推动力”。
于是，阿奎那就说了，既然整个宇宙的运行，都需要这样一个第一推动力，那么这个头衔，必须，且只能落在上帝的头上。
你看，经过阿奎那这么一琢磨，一解释，科学的理性思维模式，就和天主教神学融合起来了。
所以，阿奎那之所以伟大和重要，并不在于他得出了哪些具体学科上的发现成果，而是通过自己深厚的神学素养和理性思维，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科学理性，可以和宗教信仰共存，互不妨碍；
这就等于给了同时代，和后续的科学家一把牢固的保护伞，让他们可以在这把保护伞底下，拥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自由：说白了就是，中世纪早期的科学家，可以说，自己研究自然世界的真相和运行规律，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验证神学的抽象理论，以及上帝的意志。
实际上，哪怕到了近代，我们在开头提到的物理学大师牛顿，他关于宇宙三大运动定律的研究，也依旧是打着搞清楚上帝这个宇宙第一推动力，是如何具体起作用的幌子来进行的。
我们说完了阿奎那这个科学思维方式的奠基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勇敢迈出了第一步，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获得了人类最初一些巨大成就的早期科学家。
作者汉南在书中，就为我们请出了大名鼎鼎的罗吉尔·培根。
培根被后世的科学界尊称为“万能博士”，以纪念他在多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贡献。
培根，大约1214年出生在英国西部一个富裕家庭，十几岁就被父母送到大名鼎鼎的牛津大学进修，培根不仅学习神学，还钻研自然科学，后来成了一名修道士。
和阿奎那一样，培根私下里对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哲学非常感兴趣，于是他就觉得，实践出真知，与其每天钻研书本搞理论务虚，进实验室动手做实验，才是接近真理，探究自然世界奥秘的最好方法。
当然啦，当时还没有诞生现代意义上的化学和天文学，所以培根沉迷的实验，其实是化学和天文学的前身，今天被当做迷信巫术和邪门歪道的炼金术和占星术；
据说，因为搞这些邪门歪道，培根还被教会关起来囚禁，训斥了一段日子。
于是，培根学乖了，决定不公开宣传自己的这些爱好，而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编辑成三本百科全书一样的著作，当做内参，秘密献给教皇克莱门特四世。
这三本书分别被命名为《大著作》《小著作》，以及《第三著作》。
在《第三著作》中，培根记载了很多中世纪刚刚出现的新技术，比如火药，实际上，培根是欧洲最早提到火药及其效用的科学家。在他的笔下，这是一种由硫黄、硝石和木炭制成的粉末，能够发出巨大的响声、闪光和火焰。小剂量的火药，可以被当做节庆时的玩具，但如果集中很大的剂量，放在坚固的容器中，就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
不过，在培根的个人研究中，他成就最大的领域，是光学。虽然培根所在的年代里，由于光学工业发展的落后，还没有合格的透镜和显微镜，导致培根无法通过光学实验来验证自己的假说，但是培根通过研读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早期自然科学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天才的设想，其中不少被后世的物理学家证明正确。
培根认为，光，也是宇宙间万事万物散发出的一种力，能够穿透许多屏障，最终在人类的眼中形成固定的形象，同时，人类可以调用心智中储存的各种事物形象，来进行比对，让我们能够分辨光线的来源究竟是什么。
培根更进一步提出，未来必然会出现某种透明的工具仪器，也就是各类透镜，能够操控光线的弯曲和方向，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远方的物体。
同时，透镜还能聚集起光线中的能量，为人类所用。
实际上，就在培根生命中的最后日子里，手工磨制的玻璃透镜就在意大利诞生了，我们只能惋惜地说，如果培根能活得更久一点，亲手在实验室里用透镜做实验，那么他对早期光学的贡献，无疑会更大。
科研的底层逻辑
接下来，本书作者汉南，就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中世纪时代，早期科学家在各个领域获得的成就，包括医学、自然博物学、物理、天文等等。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来看看天文学在中世纪的早期发展。
这是因为，首先，天文学领域里，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先驱大师，比如伽利略、哥白尼、布鲁诺；其次，天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物理等其他学科，以及早期工业制造技术的支持，反映了当时科技研究的综合水平。
第三，教会和天文科学之间的矛盾，最为激烈，深刻反映了人类试图走出宗教信仰控制，奔向科学与理性怀抱的艰辛。
当然啦，欧洲中世纪天文学诞生的期初目的，是为了通过研究天体宇宙的运行规律，更好地证明基督教神学信仰的正确性，以及通过精确掌控时间，来安排神父修士们的日常起居和宗教仪式。
比如，在中世纪研究天文学的先驱里，就有一位“沃灵福德的理查德”，他生活在13世纪末到14世纪，同时是一位神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师。
他之所以能变成这样一位横跨多个领域的斜杠人士，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铁匠家庭，家里有足够的钱让他去牛津大学深造，然而随后理查德家道中落，为了让自己完成学业，他就成为一名修道士，这样教会就能负责他的学费，随后他成长为一名修道院院长，待遇十分不错。
不过，理查德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在牛津大学，他就热衷于天文和物理，再加上家里是做铁匠的，所以他对机械制造和组装也是饶有兴趣。
于是，他一边当着院长，一边自己捣鼓出一台复杂的机械钟。
它不仅能够计时，还附带一个星盘，能够显示太阳、月亮与其他行星的位置。
13世纪，欧洲钟表工匠已经发明了复杂的机械擒纵装置，来保证机械计时钟的精确。
作者汉南推断说，理查德肯定在当时接触到了记载这项技术的文献，或者工匠。用了这台机械钟，修道院的修士们就可以严格遵照一个精确的时间表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祈祷，不用派个人每天在钟楼上费力敲钟提醒大家了。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所有人对宇宙结构的认知，基本还都停留在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罗马天文学家托勒密的时代。
说白了就是，整个宇宙是个层层嵌套的完美球体，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它静止不动，然后围绕地球，是七颗匀速运转，轨道是完美圆周的星体：月亮、太阳、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
在它们之外的圆形穹隆“天穹”上，是一些位置永不变化的恒星，出了天穹，就是上帝统治下的天国了。
这个理论，无论从图形还是数学角度看，都非常完美，但是，到了中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人都感觉到，现实中宇宙和星星的运动，并不符合这个完美的模型。
比如，中世纪欧洲通用的历法，是儒略历。儒略，其实就是主持制定这部立法的古罗马政治家凯撒， 他的家族姓氏。到了十四世纪，儒略历和实际时间的误差已经累积到了将近十天，对于主持各种宗教节日活动的教会，和忙于日常经济生产生活的普通人来说，都非常耽误事儿。
不仅如此，普通人通过日常观察，也会感觉出地心说理论不大靠得住：比如，夜晚的天空中，月亮和其他行星的亮度和大小，会随着季节而变化，而且有些行星，比如水星，居然还会时不时逆行，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水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坚持说这些星球的运动速度恒定，轨道是完美的圆形，和地球的距离始终如一，那就解释不通了。
于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熟悉的哥白尼，登场了。在我们的常识里，哥白尼是一位勇于挑战教会权威的科学斗士，他公开质疑迷信落后的地心说，并单枪匹马创立了更加先进的日心说。
但是，作者汉南和其他科学史专家告诉我们，真相，并不是这样简单，黑白分明。
1473年2月，哥白尼出生在波兰小城托伦，成年后，先后前往波兰克拉科夫大学，以及意大利的博洛尼亚等多所大学深造。
学成归来后，当大主教的叔叔给自己这个聪明的侄子谋了一份体面的差事，在佛隆堡教堂当教士。
这份工作很清闲，所以哥白尼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天体观测上。
在他后来出版的天文学名作《天体运行论》里，哥白尼就说，自己和同时代很多人一样，对地心说这个宇宙模型表露出的缺陷，非常不满，想找到一个能够替代它的，更符合实际的模型。
不过，哥白尼提倡的日心说，灵感来源并不是自己原创的，而是来自一名古希腊天文学家，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
当然，由于当时数学、天文和物理学发展的总体水平有限，哥白尼的理论有许多无法解释的地方，比如，如果地球会转动，那在上面的人为何不会掉下来？
以及如果地球在转动，为什么天幕上的无数恒星依旧看起来一动不动？
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当时科学家还没有发现万有引力，以及宇宙本身的体量之大，远远超出当时人类的认知能力。
由于这些没法解决的问题，以及哥白尼的谨慎，所以这本《天体运行论》一直拖到他临去世的时候才宣布出版，而且为了避免教会可能的责难，哥白尼一面在序言中宣布把这本书献给当时的教皇，一方面在书里强调，自己这一套纯粹是个抽象的数学猜想，欢迎批评指正。
不过，在哥白尼死后不久，天主教会就开始接纳了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里提出的理论和计算方法，理由很简单，按照哥白尼“日心说”的理论，来重新修正历法，会让历法更加精确。
即使到了1616年，教会因为发动对伽利略的调查和审判，而重新审查《天体运行论》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过是修改了大约十个地方，强调“日心说”本身的假设性。
所以说，那种天主教会和科学进步势不两立的说法，是一种过于简单脸谱化的歪曲。
说到这里，作者汉南还简单评述了下，科学史上著名的布鲁诺案。
虽然布鲁诺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实际上，布鲁诺并不是一位天文学家，或者科学思想家，而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自然哲学家。
在布鲁诺最终被裁定的罪名里，日心说并不在内。
罗马天主教会最终判处布鲁诺火刑，是因为布鲁诺信奉一种神秘的古老宗教，赫尔墨斯主义。
这种信仰，把太阳当做宗教上的最高主神来崇拜，同时推崇对魔法、占星术等等，在自己的作品和公开言论中，布鲁诺甚至痛斥说，耶稣就是个手段高明的魔法师，根本不是神。
不用说，天主教会对这种直接打脸，正面硬刚的举动，肯定是深恶痛绝。
不过，在这个阶段，科学和技术，已经隐隐显示出了自己不必继续充当教会神学“婢女”的趋势：因为望远镜的发明，已经让天文学家能够通过直接观察记录星辰的样貌和运动的趋势，来重新修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天文学家开普勒通过观察，发现行星运动的轨道是椭圆形，而非完美的圆形；而伽利略则通过金星位相的变化，证明它确实是在围绕太阳运转。
虽然开普勒和伽利略也在自己的著作里声明，自己研究的目的，是要通过了解星辰运行的精确方式，来更好地了解上帝对于整个宇宙的安排。
但是，作为科学观察研究主体的人的地位，却在逐渐上升，已经准备好利用科学和技术的持续进步，去迎接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
最后
好了，这本《科学的起源》的主要内容就基本介绍到这里。
作者汉南在书中，一口气为我们回顾了自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科学在中世纪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医学以及科学哲学等各个领域。
汉南通过大量研究和数据分析指出，中世纪欧洲并非和我们想象的那样，始终处于腐朽、停滞、黑暗状态。
在经历了初期的凋敝和贫困后，随着社会的日趋稳定，经济开始复苏发展，人口日渐增加，许多革命性的技术发明纷纷涌现；
商业与生产的繁荣，以及欧洲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交流，让整个欧洲社会对知识产生了迫切的需求：
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遗产被重新发掘，阿拉伯等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成果逐渐流入，两者的结合，让欧洲人的思维和观念逐渐被唤醒。
在此基础上，我们熟悉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通过大学研究机关的建立，底层逻辑和方法论的成熟，以及作为群体的科学家的出现，正式宣布诞生。
尽管在这个萌芽时期，科学研究还没有彻底挣脱占星术、炼金术和巫术的怀抱，科学仍然是神学的附庸，但科学已经彰显出了改造世界和人类思想的伟大潜力，带来了引导人类走向进步的第一道曙光。
读完这本《科学的起源》，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现代科学，和人类所有创作的文明成果一样，本身就是人类自身认知能力发展的镜像，从原始粗陋逐渐走向细致精巧，有峰回转落，没有终点。
虽然我们今天会下意识地把“科学”等同于普适和永恒的真理，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我们不要忘记，科学并非人类到了近代，在一夜之间创造出的高级智慧；
科学，在诞生之初，也不过是一个思想的胚胎，是人类早期对于自然的初步观察，与宗教哲学追求绝对真理的产物，有谬误，有偏见，更有猜测与空想；
我们更不能认为，在中世纪这样相对落后闭塞的时代，人类的思想，就无法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对于当时勇于投身早期科学研究的先人们，我们更应该抱有理解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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