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之心是指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即使做出自我牺牲，也要为对方着想，这是人类最美丽的心灵。我认为在商业社会中，利他之心尤为重要的。
“利他”经营哲学
关心或爱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利他”之心。
利他之心是指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即使做出自我牺牲，也要为对方着想，这是人类最美丽的心灵。我认为在商业社会中，利他之心尤为重要的。
但是有许多人认为，在竞争激烈、弱肉强食的商业社会里“爱”或“利他之心”往往会导致失败，不可能取得成功。这里我想用一个事例来证明事情并非如此。
京瓷在美国的子公司中，有一家生产电子零件的企业AVX公司，它于199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再次上市，从收购AV公司到它再次上市的经过，可以看出在商业当中“利他”的精神非常重要，即使短期内做出一些牺牲，其后必然会得到回报。
与宇宙的天命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
是基督教中的“爱”，佛教中的“慈悲”，也就是充满同情的善良之心，它接受万物并且使其发展。
与AVX公司的缘分
我与AVX公司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74年。
当时AV公司的负责人是马谢尔巴特勒先生。AVX公司的前身AIRO BOX公司曾和京瓷签定一份许可协议，当时巴特勒先生提出要废除这个协议。
这就是我与AVX公司或者说巴特拉先生缘分的开始。
70年代初，我坚信应用了精密陶瓷技术的大容量复合电容器将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当得知美国的AIRO BOX公司已经研制出制造层积复合电容器技术后，我便决定引进这项技术。
当时双方签定的协议内容是：京瓷在日本制造层积陶瓷复合电容器，在全世界销售，并在日本国内独家销售。
之后AIRO BOX公司分为两家，其中AV公司负责层积陶瓷复合电容器业务的就是巴特勒先生。巴特勒先生就任后，了解到AIRO BOX公司与京瓷之间签有这样的合同 ，巴特勒先生认为这对AVX公司是非常不利的，于是向京瓷提出了废除合同要求。
主动放弃销售合同
合同是由京瓷公司和AIRO BOX公司签定的，而且京瓷公司一直在支付包括独家销售费用在内的合同费用，一般来说，巴特勒先生的要求不可能被接受，但是我却不这样考虑。
“什么是做人的正确行为准则”，我以这个原则对对方的要求进行了考虑。
我认为，“这个合同在法律上不存在问题，但是从我的原则来看，的确如巴特勒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不公平的，它过于对京瓷单方面有利，废除要求是正确的”。
于是，我答应了巴特拉先生的请求，决定从两家公司的合同中去掉京瓷在日本独家销售部分的内容。
到2001年一直任AVX公司最高负责人的白耐提克特罗森先生当时就在AVX公司工作，他在1995年11月美国杂志《福布斯》的采访中表示，“那时巴特勒先生认为合同存在着不公平的内容，令人惊奇的是京瓷的董事长稻盛和夫先生也承认这一点，并对协议进行了修改。京瓷放弃了巨大的利益，但取得了长期的利益，以此为契机，两公司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他还承认，后来京瓷收购AVX公司时，双方从前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我在收购AVX公司时，已经把那件事彻底忘记了。我回忆起这段小插曲时，已经是在AVX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再次上市之后了。
提议相互持股
我决定收购AVX公司是纯粹从商业角度出发，为了京瓷集团的发展而做出的决定。
AVX公司是世界上有名的电子零部件厂家，为了推进京瓷的全球化战略，就必须要把AVX公司纳入集团内部，建立一个能够生产各种电子零部件的综合电子零部件厂家。这是我基于商业战略而做出的合理性判断。
我一直讲为对方考虑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开展商贸时则必须要有合理的战略。实施战略时的方法很重要，应该为对方着想，采取正确的方法拓展事业。
1989年，我向AVX公司董事长巴特勒先生提出了收购建议。我在建议中说，“让我们凝聚力量，从电子零件厂家的立场出发，为世界电子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吧”。巴特勒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的提议。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采用什么方法收购。
在许多的方法中，当我提出互相持股方案时，巴特勒先生立刻表示接受。当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AVX公司的股价是20美元左右，我们把它提高了50%，定在30美元，并以这个价格和在同一交易所上市的京瓷股票进行交换。
但是，巴特勒先生又提出30美元的价格太低，希望再增加10%，以32美元的价格进行交换，当时京瓷的常务董事、驻美公司负责人罗多尼朗逊先生和美国的律师都对这一做法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若轻易地接受这一意见，对方会在今后的谈判中提出更多对京瓷不利的要求。
但我认为，巴特勒先生也要对AVX公司的股东负责，提高一美元左右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我同意了提高10%股份的要求。
1989年12月纽约股票交易所出现股价全面下跌，京瓷股票也下跌了10个美元，股价为72美元，这时巴特勒先生再一次提出要求，以前定的条件是以82美元对32美元进行交换，现在京瓷的股票下跌到72美元，所以希望以72美元对32美元的比率进行交换。
这时我也忍不住说，“如果是由于京瓷的业绩差引起股票下跌，我们当然负有责任，现在是股价全面下跌，没有必要改变交换比率”。
但是巴特勒先生认为，“从道理上讲也许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众多股东，现在京瓷的股价接近70美元，我们没有理由以82美元的比率来交换”。
罗多尼朗逊先生和律师们表示强烈反对，“股票市场整体下跌，我们没有理由答应他的要求，我们的意见是合乎情理的”。
大家认为应该断然拒绝对方的要求，但是我经过反复思考后，考虑到巴特勒先生为股东着想的心情以及以新比率进行收购是否合算后，开始认识到只要努力，总是能够收购成功的，于是我再次接受了看似不利的要求。
迅速发展的AVX
我在对事情做出判断时没有斤斤计较，也没有感情用事。合并是指文化完全不同的企业成为一体，就像企业间的结婚。因此，应该最大限度地为对方考虑。
收购AVX公司之后，京瓷股价大幅度上升，AVX公司股东获利丰厚，非常喜悦。这种喜悦感染到AV公司的职员，被收购公司的职员第一次对收购公司没有产生任何反感，两家公司从一开始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以此为契机，AVX公司也迅速接纳了京瓷的经营哲学和经营体制，在被收购不到五年之后的短时期内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实现了再次上市。
AVX公司的再次上市，使京瓷公司在1996年3月获得了346亿日元的股票利润和1476亿日元的浮余利润。
被收购后，AVX公司取得了迅速发展，收购前1989年的利润是4.22亿万美元左右，在收购13年后的2002年，利润已达11.3亿万美元左右，约增加了2.6倍。
泡沫经济时期，有许多日本企业收购了美国公司，但是后来有的撤退，有的卖掉，像收购AVX公司这样成功的例子仅此一个。
我认为，这就是“利他”之心的回报。重视对方，为对方着想这种行为似乎损害了自己，但是它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
京瓷哲学的核心
我对所有事情进行判断时都是以“人做什么是正确的”为标准的。以人的标准来衡量事物非常重要。不以京瓷，更不以我个人的利益来判断事物的好与坏。
超越企业和个人的利害得失，以光明正大、不负于天地的态度来做事，才是正确的选择。在京瓷，以我为首的所有职员都以此为最根本的行动规范。
经商一定要赢利，但赢利只是最终结果，在做事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为社会，为世人”尽大义的态度。大义来自于无私、善意的动机。
如此讲，或许有人会认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如此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或者“说起来好听，但是不能从中获得利益”。
在商业中，“为社会，为世人”的思维方式、哲学是使企业能够取得发展的最根本因素。
上述观点从我创立KDDI，成功发展通信事业的经历已得到证明。
由于很早曾在美国拓展事业，所以我知道美国的通信成本远远低于日本，并深深感到，这已经给美国的产业活动以及国民的生活带来了难以计量的方便和恩惠。
1984年，日本终于决定对电信通信事业实行民营化，允许新的企业加入长途通信业。我想国内的大企业一定会踊跃参加、长途话费也会随之降低。
但是，也许是出于与拥有强大实力的NTT相对抗会带来巨大的风险的考虑，大型民营企业根本不想参与其中。
看到这种状况，我开始产生怀疑，“那些大企业真的会冒着巨大风险挑战NTT吗？真的会彻底提高经营效率，切身为国民着想而降低长途话费吗？”
即使大企业结成联盟参与电信事业，他们也有可能只关心自己的获利，而不会真的为大众考虑。
我想，京瓷以风险事业起家，凭借果断的挑战精神发展企业，以为大众服务为经营哲学，现在正是京瓷为了大众利益降低长途话费而努力的时刻了。
经营中的纯粹志向
我虽然这样想，但从正面向销售额远远超过4000万日元的NTT发起挑战，京瓷的力量依旧显得过于脆弱。
这时的京瓷有点像唐吉诃德，举着一只大枪冲向巨大的风车。我有时也想，像这样的国家性事业也许不应该属于京瓷的工作内容吧。
但是我无法打消这样一个念头：降低长途话费，为大众做贡献，这不正是最适合我的事业吗。各种想法在我的心里交织，让我感到非常苦恼。
每晚睡觉前，我都反复地问自己：“我要投身电信事业，真的是为了大众的利益吗？动机纯粹吗？动机中没有一点阴影吗？”就这样，每晚我都在不停地问自己。
经过半年的反复思考，我终于认定“自己的动机是善意的，没有私心”。于是我不再烦恼，下定决心：不论有多困难，我都要坚持到底。
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应该尽力减少大众的长途花费，我从这个纯粹的动机出发，决定投身电信事业。一旦我发布这一想法后，京瓷之外的两家公司也决定参与，这样就决定由三家公司共同创立新电电。
这时出现了对京瓷的批评之声：三家公司中以京瓷为主体的KDDI比起另外两家公司处于绝对劣势。
其理由包括：作为负责人的我没有通信方面的经验，京瓷没有通信技术的积累，不能像其他两家公司那样，利用已有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线路来铺设电缆，只能自己开辟微波通信网，必须从所有的的基础建设做起。
经营方面，其他两家有很多相关公司和合作公司，有强大的企业组织背景。京瓷甚至连代理网点都必须从零做起。
但后来的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新电电的三家公司中，从零起步的KDDI取得了最优秀的业绩，现在成为仅次于NTT的日本第二大通信企业DDI。
战胜逆境
有许多人问我，在这种绝对不利的条件下是如何摆脱困境的？
我的回答是“心境决定一切。我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以纯粹的心境投身于事业”。
从开创KDDI开始，我就不断地对职员说：“为了降低大众的长话费用，我们应该努力!”“人生只有一次，要有意义地度过!”
KDDI的全体职员都以为大众谋福利为纯粹动机，从内心深处渴望成功，全身心地投入，不断地努力。
看到KDDI职员的情绪，代理店全力支持，许多客户也声援我们，这样最终使事业走向了成功KDDI成功的事例说明，以“人做什么是正确的”为纯粹的动机，事业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无论是工作还是事业，只要动机纯粹就一定会顺利。舍弃私心，为了大众而做的工作谁都无法阻拦，上天必将助其一臂之力。
京瓷在华的“利他”经营方针
京瓷公司进入中国后，也是以我的经营哲学为基础展开商业活动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惊人的高速发展。最近，包括日企在内，诸多的海外企业十分青睐中国拥有的高素质、低成本的富足劳动力资源，相继将生产业务转向中国。
如今，中国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世界工厂”。对于京瓷来说，中国正在日渐成为重要的商业大本营。
京瓷于1987年在广东省的东莞市石龙镇开始了照相机的来料加工业务。这一业务具体由成立于199年的东莞石龙京瓷光学有限公司承接。
如今，该业务的规模不断扩大，事业也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此外，京瓷还于1995年在上海成立了京瓷电子有限公司，真正实现了在华的各种电子零部件及半导体零部件的生产。
2001年，以生产移动通讯终端产品为主要业务的京瓷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在贵州省贵阳市正式成立。
同年，京瓷美达办公设备(东莞)有限公司也正式面世，主要从事激光打印机、复印机等产品的生产。
2003年1月，京瓷(天津)商贸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从京瓷产品的销售到售后维修，为用户提供一条龙式服务。
在中国开展商业活动方面，京瓷的经营基本方针是，优先保证对方的赢利，并以此为自己带来利益。这就是所谓的“自利与利他”精神。
这一精神是由佛教中所提倡的“为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行动，一定要有利于他人”这一教义衍生出来的。
譬如，京瓷在设立前面所谈到的东莞京瓷公司时所采取的便是“由日本带来所有设备委托加工”的方式。
京瓷以有偿使用的方式从中方租借厂房后，将制造设备安置其中，并以无偿的方式提供给中方使用。同时，从日本本土向中国派遣生产管理者以及掌握制造技术的人员。
而在工厂经营方面，从工人到各级管理者，都由中方人员担任。
以这种方式进行生产，中方首先会有厂房租借费入账，其次，制造机械以及设备则由京瓷提供，而且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销售工作也由京瓷公司负责。这样一来，中方已不存在任何商业运作的风险。
之所以向对方提供如此的优越条件，首先是考虑到这样做能够让中方确保公司的利益。
或许是出于这种经营方针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京瓷公司迄今为止，一直同这些企业所在的地区以及当地政府部门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而且，以这种友好关系为基础，京瓷公司的商业活动范围日渐扩大，也为公司带来了相应的利益。
如果采取“优先考虑对方的利益”的合作态度，对方也无疑将毫无保留地为己方提供合作。
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自利与利他”精神，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里，自己的商业活动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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