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耀兰
在唐朝有这么样一个人，他叫阳城。他在少时因家贫没有机会上学堂，后来，他当一官吏书僮，借此读了六年的书，饱览了经藉典章，进士及第后隐居乡里，因其德行高尚被人荐举，应召为谏议大夫。谏官是专掌议论，唐代的谏官甚至有权驳回皇帝明显不合理的诏书。可是阳城呢？他以憎恶那些身为臣子却喜欢宣扬君主过失，借此博取名声的人为由，在朝廷里不敢耿直不阿、仗义执言，不认真履行“谏议”的职责。
韩愈为此写了一篇《争臣论》予以讽刺和揭露。他在这篇文章里，咄咄逼人、声色俱厉地进行了指责。他说，阳城本是隐士贤人，参与政治是迫不得已，他坚持的是自己的处世之道，难道这也应该受到责难吗？这种设问看似为他辩解，其实是为了更加深入剖析和反驳他的观点。他阐述了圣人贤士与人民，他们不都是想要闻达、捞取功名，他们只是忧虑世道人心，国泰民安。他列举了“二圣一贤”的三个例子，即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孔子讲学“席不暇暖”；墨子每次归家等不到灶烟囱烧黑就起程，这些圣人贤人为了拯救天下，勤奋努力，从不懈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国家和人民没有得到治理，一个有道德的人，就要用所学的知识来拯救天下。耳朵是用来辨别是非，眼睛是用来分清安危的，一个贤明的人，就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危，为了天下社稷，以身殉职也应在所不惜。
庄子学说认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现在很多官员在家里或办公室也赫然贴着这样的墨宝，似乎不是时髦，而是他们希望达到这种境界的真实的内心写照。然而，做官该不该这样淡泊、尸位素餐呢？韩愈曾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学问广博、见多识广的贤士从隐居的茅庐里被人荐举做了谏议大夫，却仍然保持着过去的淡泊无为的操守，是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呢？在他的这篇《争臣论》里显而易见是否定的。
当我看到有的官员办公室挂上“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样的条幅，就觉得这是一个冷幽默。今天的官员，如果对于宇宙、人生常作深邃的玄想，不妨对功名利禄淡泊一点，把身外之物看透一点。如果是在工作中该作为时不作为，独善其身，在其位而不谋其政，那就是韩愈所说的“将不得为善人”。
2012年7期《醒狮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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