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间左侧厨房门的旁边，也放了一个书架，这书架上的书，家里人是可以顺便看，随便拿的，都称它为“公共书架”；“公共书架”上的书和杂志，都是刚刚寄来不久的，其中有诗集、散文和小说等，每本书都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
姥爷孙犁爱书如命，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是出了名的，他不光爱自己收藏的书，他也爱别人赠给他的书。正像他在《芸斋琐谈——谈爱书》一文中写道：“我喜爱书，珍惜书。要用的书，既是所谓藏书，我是不愿意借出去的。但是对我用处不大，我也不大喜欢的书，我是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的。”
凡有老朋新友和新老作家，新出版或再版的新书寄来，姥爷都会一一为它们包上书皮，然后，再用毛笔在书皮上写上书名和题识。
上世纪70年代初，姥爷住在天津多伦道216号大院里的一栋由三家共住的旧别墅里，中间一户，两侧各有一户。除姥爷外，另外两户住的都是报社领导。姥爷住在左侧，家里有两个大房间。一进家门有一个小门厅，大约宽一米，长三米。小门厅的地下放着一摞摞的牛皮纸大信封，这些信封都是一些报社、杂志社和新老作者寄书、杂志和报纸的邮寄袋。姥爷把它们都一一的保留了下来，拆开抚平好，准备用来给书籍包书皮。
从小门厅进到大房间，这里是姥爷的书房兼卧室，也是平时接待客人的地方。只见房间里围着墙摆了许多书柜，书柜里都是姥爷的藏书。在房间左侧厨房门的旁边，也放了一个书架，这书架上的书，家里人是可以顺便看，随便拿的；家人都称它为“公共书架”。
记得我在天津工作时，只要我不出差，每个星期天上午，我都会去姥爷家玩。来了以后，先和姥爷聊聊天，通常是我说他听。当时总觉得姥爷始终把我当个小孩子，就是参加工作了也不例外。但我能明显感觉到，姥爷非常喜欢我。
本文作者赵宏夫妇与孙犁先生在一起。
聊一会儿，姥爷就会说：“小宏，去书架上挑本书看看吧，”说完，他就去忙他自己的事。
来到书架，我挑来选去，拿上几本自己喜欢的书籍，坐到屋中间放的一个棕色木质的方桌前开始看书。这些书，我走的时候肯定要带走的。
这个“公共书架”上的书和杂志，都是刚刚寄来不久的，其中有诗集,散文和小说等，每本书都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
这个书架上的书，不光家里人可以拿，还有一位住在大院里的小伙子也有这一特权。他名叫晓吾，他的父亲和姥爷是报社的同事。
按现在的说法，姥爷是个典型的宅男，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人。因为不愿意外出，头发长长了，也是他的一大烦心事。
据姥爷说，当得知晓吾有了一套剃头工具后，姥爷就主动找到他：“听说你有了一套剪发工具，那孙大爷的理发，以后就交给你了，可以拿我先练练。”
说实话，给姥爷理发真不需要太高的技术。他很少出门，不善应酬和交际，国家和市里开的会议几乎都请假。按他的话说：“我就不愿意凑那个热闹。”
再加上姥爷对外表也不太讲究，他所谓的理发，只要把头发剪短了，那就叫理发了。他说：“把头发剪短了，也好洗，也凉快，大不了戴个帽子！”
让晓吾理了几次后，姥爷对他的理发技术大加赞赏，并提出要给他理发费，晓吾不肯收，姥爷知道他也非常喜欢看书，就对他说：“要不你从书架上挑几本书带走吧。”从此，晓吾给姥爷理完发后，就自然而然的走到“公共书架”旁，挑上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带回家。
上世纪70年代末，姥爷又重新拿起了笔，开始给报社和杂志社写文章。这一时期，“公共书架”上的杂志和书籍明显见多。但因为姨舅和表弟、表妹们也都喜欢看书，再加上，后来姥爷又把赠书的范围扩大。如：大院里他喜欢的年轻人；朋友同事的孩子；不相识的新作者等，都成了姥爷的赠书对象。一度使这一书架上曾出现过“抢书潮”。好在姥爷偏心眼，我每次去，他都会给我留一些我喜欢读的书，让我带回家。
如今，这些书已经成了我的藏书，有些书上有老作家和新作者的赠书签名，如：孙犁老师指教，孙犁先生雅正，孙犁大师赐教，孙犁同志指正等各式题款。
最后，我想说的是，读了“公共书架”上的书籍，使我从中吸取了许多文学营养，它使我终身受益匪浅。
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孙树勋，河北衡水市安平人，我国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
今日恰逢孙犁先生逝世14周年纪念日，特发此文，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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