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拥有丰厚的积累，而且至晚在东汉班彪、班固时，已经形成了史学之历史的意识。说它年轻，是因为它作为近代学科之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被明确地提出来进行系统的研究，至今才有大约80年的历史。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这大约80年的历史也是很值得回顾和总结的。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史被提到专史研究日程上来至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划分为5个阶段: 即草创时期（30—40年代），沉寂时期（50年代），活跃时期（60年代前期），再度沉寂时期（60年代中—70年代中期），发展时期（70年代末至今）。
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问题时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作史的资格。梁启超这样说足以表明中国史学的特殊分量以及他对史学的重视。关于史学史到底研究什么活着该如何研究，他有自己的设想和认识，且对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草创时期，主要是当时的一些高等学校史学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以及有关于史学史的专题研究文章的发表。这些就表明了有关于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在提出后就受到了严格的重视。这时期所发表的概括性或通论性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是: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何炳松《中国史学之发展》、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罗香林《中国史学的过去与将来》、朱子方《中国史学史之起源及演变》等。这时期还有一些公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书, 如:魏应麒《中国史学史》、王玉璋《中国史学概论》、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等。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沉寂时期，除了20世纪50年代, 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沉寂时期。除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以外，几乎没有新的著作问世。大概是因为政治上“左”的思想的影响，也有关于这份时期史学自身的迷茫期。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活跃时期。尽管这个时期很短暂，但是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却是十分突出的。其主要标志有三点：第一，史学界就史学史研究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第二，关于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最后，在研究工作上初步形成分工合作的局面。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点是：第一，在讨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第二，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等重要理论问题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是研究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的标志。第三，教材建设的需要促进了研究工作的发展，中国史学史受到更多人的重视。可见，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要迈出新的一步。
然而,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扼杀了这一发展势头。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同样也经历了革命大批判的考验。文革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也被搁置十年之久。当然, 忠实而执着的史学家, 仍旧不会停止思考。
20世纪70年代后期, 随着十年文革的终结，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新气象。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国一些高校相继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学生。1979年, 在白寿彝教授主持下，《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复刊，并更名为《史学史资料》，气其后，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辑出版，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等等一系列著作。短短两三年就将中国史学史研究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和成就，表明这门学科已经进入它的发展时期。具体可表现为：第一，研究队伍的扩大；第二，研究领域的拓展；第三，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进入21世纪，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也要审视它的发展前景。所谓中国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中国史学发展到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因此，这不仅仅是史学史的问题，同时也使史学理论的问题,，甚至也是当今史学工作的实践问题。
中国史学史是中国史学认识自身的学问，也是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史学的学问。我们重视历史学，自然应当重视史学史，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时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这需要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使中国史学史研究在2l世纪获得更大的进展。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已经有不少学者从新的视角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介绍西方史学的历史和史学理论、方法论，其中也包括对唯物史观的介绍。但关于史学史学科的理论性阐述，应该说是梁启超首先提出的。1927年，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阐述了对撰写中国史学史的看法。梁启超认为，中国有必要也最有条件建立史学史学科，他说：“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他的《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和《史学史的作法》两篇奠基之作，是开启近代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标志。
史学理论、史学史成为独立的学问，成为独立形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是20世纪初“史界革命”对旧史学批判的需要，又是对传统史学重新认识的需要。它是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过程中形成的。近代史学家无论是批判旧史学，还是建设新史学，都是同从史学史角度对传统史学的清理分不开的。史学家陈垣、侯外庐等人在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有重要的意义；陆懋德等在研究中国史学史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学者；白寿彝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历时最久、成就最大，是这一学科的创立者，也是引导这一学科走上建设阶段的一面旗帜。
20世纪上半期的史学史研究，其成果是突出的。除重要史籍的整理与评论 、对二十四史等史书研究外，对中国史学史上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家的研究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关于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的评论和对他们做比较研究，引人注目。4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得到较大的发展，陆懋德的油印本讲义《中国史学史》和《史学方法大纲》。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史学科逐步进入建设阶段。学科建设是这个阶段的核心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几点：第一，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第二，关于中国史学史领域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和阐述；第三，不断开拓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第四，关于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
当然，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大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进行相应的工作。首先要澄清对史学史学科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的模糊认识；其次，进一步加强对史学史重要问题的研究；然后要扩大研究视野，避免研究内容的低层次重复。选题陈旧、 论述内容低层次重复，不利于整个学科的成长与进步；同时，提高史学史教学与研究队伍的素质和学术水平；抵制浮躁学风的侵袭，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也很重要；最后，进一步重视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在人们的观念中特别是在一些管理者的意识里，对史学史还不够重视。以上所列，虽然有些并非史学史界的普遍现象，但为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还是有必要予以重视和解决。
对于这个史学史的前景，我们将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谦虚谨慎，勇于创新，把中国史学史研究继续推向前进，与此同时，我们也相信在21世纪，中国史学史学科必将有更大的发展。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上）》，《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2、3第29卷哲学社会科学版
瞿林东、吴怀祺、陈其泰：《从创立走向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历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姜胜利：《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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